“出品”英国
“编剧”特里·乔治
“导演”吉姆·谢里丹
“主演”丹尼尔·戴·刘易斯
“首映”2002年本片1993年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奖，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7项提名。
“故事梗概”
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局势混乱，因小偷小摸遭共和军的追捕，谢利·康伦不得不离开父母前往伦敦。他原想去寻找滥交和大麻，过自在放荡的日子，哪知等待他的却是漫长的牢狱之灾。在伦敦他只与舅妈匆匆见了一面，便与朋友保罗等混在一起。祈得福酒店被炸，康伦涉嫌被捕。警方认定他“仇恨英国人”，刑讯逼供，威胁恐吓，康伦无奈认罪。当局没有找到惟一能证明康伦不在爆炸现场的那位乞丐，也不听律师的有力辩护，更未作认真的科学调查，以康伦曾偷窃妓女金钱等不良行为作荒谬推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判其终身监禁，父亲等一千人也连带判处30年、15年、12年不等。狱中，康伦完全对法律失望，父亲却鼓励他树立信心。
酒店爆炸案的真凶抓到了，当局明知错判，但顾及面子，严加掩盖。服刑者都知道了真相，以行动支持康伦，狱方坚决压制。父亲病重，抢救不及而亡，康伦为了恢复父亲的名誉，改变成见，开始配合女律师调查。社会上掀起声援“祈得福四君子”的运动。女律师机智地从档案中找到警方当年掩盖真相的证据，康伦终于在重审中出狱，错判的其他人也获得自由。但是，他们已经度过了15年苦难的囚禁生涯！法庭，一个人像在酒吧一样，把脚放在法案上。一声高喊，康伦等人被带上被告席。他们向法庭诉说警方的虐待，但不被相信。控方认为，难道我们不相信十个警员的话，而相信一个打劫妓女钱财的人？律师明确提醒法庭谨防集体性歇斯底里狂潮的裹挟，他们曾偷窃、吸毒，但没有放炸弹，应判无罪。警方提供连他们内部也认为缺乏说服力的“硝化甘油”证据，想当然地将康伦等四人定为共和军勤务组，康父、舅妈(包括她仅14岁的孩子)定为后勤组，法庭予以严判。无辜者有罪，大多数听众发出欢呼！整个庭审完全写实，令人深思。
(康伦被拘，没料到父亲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康伦：你来干什么？/康父：我和你舅母想为你聘律师，也被抓了。/康伦：什么罪名？/康父：串通谋杀。/康伦：怎么会这样？太惨啦！/父亲凝视儿子良久：你有没有干过？有没有？/康伦老实地说：没有啊(父亲相信儿子，抱住了他)康伦(突然想起什么，激动)：他妈的，我没干过！(见父亲还在凝视着他)为什么这样望着我？/康父：什么？/康伦：为什么这样望着我？我有麻烦时，你总跟着我。我干得好，你却不在。/康父：你说什么？/康伦：我在说奖章啊！……还有什么奖章，我家惟一的奖章，难道还有吗？我踢足球的奖章！你在场外，根本不懂踢球，你只知道抓我的过错。我没让你满意过，下场后你问我犯没犯规，还跟到更衣室；继续追问我，别的家长都在笑你。我跑出去，把你的名字写在地上，对着它撒尿。即便我确有犯规，那又怎样，那是我们第一次胜出啊！你无视我的荣誉，我便拿去卖了，它不值50便士。从那以后，我开始偷窃，自甘堕落……康父：孩子，你心上还有伤啊！本片根据真人真事、轰动全球的执法丑闻改编，但纪实性并未冲淡观赏性，因为所选的真实事件本身就有巨大的戏剧性，而编导在对事件的把握和利用上显示出真正的艺术匠心：在事件的展示中着力写人物性格与命运，同时又能让人物按性格行动，推动情节发展。刘易斯饰演的康伦是个问题青年，但是他内心尚有善良和美好的向往。码头别父一场戏，其处理极有个性和情感深度。在狱中因失望而吸毒被父发觉，他也能主动承诺坚决悔改。故而，在他大起大落的命运和性格曲线中，观众总能感到他的内心依据，因此显得真实生动。根据题材本身的特点，编导着力处理好法庭戏，以法庭为窗口，因此显得真实生动。本片主旨、时代气氛、人物性格。康伦被拘后，警方以手枪塞人保罗口中，逼他认罪并劝康伦认罪，失败后又派人威胁要杀死康父……而在法庭上，控方和警员却显得那么道貌岸然，他们本来荒谬的发言竟显得那么“振振有词”，充分暴露了这些执法者的虚伪性，而着墨不多的法庭群众场面，完全是当时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社会矛盾的缩影，准确表达了社会情绪。“重审”的描写继续批判狭隘的执法者，群众情绪却是前面的逆转，对比十分鲜明。
注意以画面的影调传达戏剧气氛，无声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全剧的影调深沉而凝重，反映出人物心理负荷的沉重。这种影调也正适合表现剧中监狱、法庭、社会动乱等特定场景。镜头组接的蒙太奇转换，也因画面的影调而平添几许供人品味的深邃。
国外影片多有发生在法庭上的戏剧场景，对比一下本片与它们的异同之处，并思考一下为什么。
“电影欣赏”
《因父之名》是英国最可耻的一段司法黑幕的真相，它来源于爱尔兰人盖瑞·康伦的回忆录《证明无罪》，导演吉姆·谢里丹看到自传后将它拍成了电影。谢里丹作为一名北爱尔兰人，通过这部电影深深投入一个人的苦难，然后关照他所在的整个民族的苦难；深深反省某些人的罪恶，然后关照他所在的整个社会体系的罪恶；深深体味自由、生命、公正与博爱，然后关照它们所在的整个历史时空。
影片的导演曾经说过：“这不是一部政治片，这是一个关于父亲和儿子的故事。”亲情是支撑斗争之路的重要因素，在极端特殊的环境里，父与子——这个西方人最喜欢探讨的伦理和精神论题呈现为精彩和深刻：盖瑞从小在严厉的管教中长大，得不到父亲的肯定，于是放纵自己的生活，脱离父亲的管束，但当他被宣判无期徒刑后，他惟一想到的人就是父亲：“爸爸，帮我！”而朱塞佩此时也站在被告席上。虽然朱塞佩是弱小的个体，但他从未放弃希望和做父亲的责任，而盖瑞也渐渐在狱中明白了父亲对自己那种深沉的爱。他曾经认为父亲是懦弱的、胆小的，遇到问题只知道求助于上帝，他嘲笑父亲的祷告，认为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但盖瑞的父亲朱塞佩却始终保持信念，坚韧地通过自己的方式抗争。直到父亲去世，盖瑞才真正明白，在父亲看似软弱的外表下，有他所不可企及的智慧与力量。而父亲对于盖瑞的感情迷失，也在狱中找回，朱塞佩终于用温暖和宽怀的态度面对儿子，并且在自己病死之前，让儿子握住他的手，袒露自己的心声：“我害怕。”父权隐退，亲情毕现。
朱塞佩死后，盖瑞经常沉浸在想念之中，情绪常常失控，那时他才意识到，父亲是他的精神支撑，是他的守护神。最精彩场面也许是那些激烈的庭辩和狱中斗争，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盖瑞与朱塞佩的对手戏，两位演员的演技质朴、自然、丰富，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父子亲情的最完美演绎。吉姆·谢里丹说：朱塞佩就是他心中理想父亲的形象。也许你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产生冲动：告诉父亲，你是多么爱他，在你还有机会表达的时候。
本片旨在唤起正义的声音：个体的诉求在群体的回应之下，也可以成为主流。朱塞佩始终保持着坚定和耐性，并且鼓励儿子，从不怨天尤人，但求无愧于心。他拥有宗教中得来的善良与大爱，但是缺乏正义。而共和军乔以正义的名义进行战斗，勇敢无畏，以强者的身份出现。面对社会的不公，他绝不屈服，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赢得别人的畏惧与尊重。但他缺乏朱塞佩所拥有的大爱，正义成为他释放仇恨的手段，用暴力戕害无辜而达到目的。在朱塞佩与乔这两个极端中，盖瑞找寻着那个充满力量的恒久中间点，并且最终向父亲的大爱精神回归，他努力洗刷罪名的动力中，对父亲的爱已远大于正义。而卡蕾丝完成了正义的使命，她是正义的代言人，不但满怀爱心，而且更加勇敢和坚强。虽然洗刷了11名罪犯的不白之冤，但最终没有一名警察因为渎职而受到任何惩罚，正义之下并不意味着公平的完全实现。完全的公平只存于人心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这是影片传达给我们的最大道德悲哀：当我们无权或者无力“兼济天下”的时候，只能“独善其身”，找到令我们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在种种不公的考验中，历练豁达和开放的生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