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的目标是在6年内，将国内的三百多家零售药店扩展至900家，5年内，把目前的十多家海外零售药店增加到100家，使同仁堂成为国际知名中医药企业，并把国内发展成熟的中医药推向国际医药市场。这与李嘉诚打造香港“国际中医药中心”的初衷不谋而合。
同仁堂与李嘉诚的和记黄埔结合，无疑实现了内地与香港中药的优势互补。同仁堂也将凭借自身在产品、技术及人才等方面的资源，背靠着李嘉诚这棵有着丰富的国际市场销售经验及雄厚实力的大树，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以香港为跳板，引领中国的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
古今中外，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有冲突就要有人解决。西方人通常把精力放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上，通过不断的创新发明来战胜自然，从而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很多人则好与人斗，常常要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解决的方式不是竞争，而是“和”，以“和”为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武则天在位时，狄仁杰和娄师德同朝为相，二人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深得武则天的重用。可是二人宿有矛盾，在武皇面前倒还和气，一下了朝就仿佛仇家，常有冲突。武则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确，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好，自己的左右手打起架来，整个朝廷会因此乱了套。朝廷瘫痪了，还怎么治理国家啊！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中国人最看中一个“和”字，国家国家，既是国，又是家，自然也是和和顺顺才是上策。我们一起来看看武则天是怎么把这个结给理顺的。
武则天心里虽然急，可是并没有让自己一下子陷入二人的具体矛盾之中，而是超脱物外，从不评论谁是谁非，暗自琢磨矛盾产生的原因。后来武则天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狄仁杰太恃才傲物，根本看不起娄师德，总是想方设法地排斥他。娄师德虽多番忍让，旁人都替他打抱不平，他自己心里自然也是打着结，通畅不了。
一天，武则天把狄仁杰找来，问他：“朕很重用你，任你为相，你知道是为什么吗？”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以自己的能力和学识来晋取官爵的，不像有的人是依靠阿谀奉承而当官的！”武则天微微一笑，说：“可是朕原来也不了解你的德行和才识啊！你之所以官至宰相，是因为有人向我大力推荐你。”狄仁杰很奇怪，说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不知道是在下的哪位好友如此看中臣，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以报知遇之恩！”“当初是娄师德多次向朕鼎力推荐，说你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刚正不阿，堪担大任，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朕这才下定决心委你重任的，娄师德不愧是朕的伯乐啊！”说完，武则天命令左右拿来大臣们奏折的箱子，从里面找出了十几本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折给狄仁杰看。
狄仁杰一一仔细阅读，不禁汗颜。他很后悔自己刚才恃才傲物而说的话，为自己以前对娄师德怀有成见感到非常内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武则天从他的表情中，已看出他惭愧的心思，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不禁会心一笑。
此后，狄仁杰见了人就常说：“没想到娄师德不但不念旧隙，反而推荐我为官，从未对我透露过一点不满，以前都是我太目中无人了！没有他，我也不会这么快就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说起来他应该是我的恩人啊，没有他这个伯乐，再好的马也只是用来驮货而已！”这些话传到娄师德那里，从前的委屈也都全没了，气也就自然通顺了。从此两人齐心协力，共同为朝廷出力，为一代圣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人的地方就有物，有物就必然有利，有利就会有冲突。普通人常做的是在冲突之中保存自己，击垮对手，最大限度地获利，他们是矛盾的参与者。管理者要做的是及时发现冲突，调和冲突，化解冲突，防止冲突激化而给整体造成损失。冲突解决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生存。
中法合资的广州标志汽车公司在合资几年后意外宣告解散，原因既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外双方在价值观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以至于矛盾重重，再也合作不下去，最后只好各奔东西。
还有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日方的管理人员与中方管理人员向来不和，经常发生争执，有一次差点导致了员工罢工！其实并不是为了什么大事情，仅仅是因为下班铃响了，日方管理者认为再加班10分钟，事情就能全部做完了，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能做完的事一定要拖到明天去做。而中方员工却非要下班不可，这样一来不但惹了日方员工，中国员工也急了。
其实这只是一点点小事，中华儿女向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怎么会去计较这10分钟的工作呢？关键在于这种矛盾由来已久，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激化，10分钟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假使双方高层管理者都能洞察这种矛盾，经常地沟通，妥善地处理，也不会演化到要罢工的地步，真的罢了工，损失的还是企业。
中国足球队在队员基本功没有大的提高，战术意识也没有真正的突破进展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破天荒地打进世界杯？众所周知，国家队内有两员大将宿有恩怨，看看人家米卢是怎么做的。米卢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俩可以不是朋友，但只要你们俩上了球场，彼此就是合作伙伴，必须把分歧搁在一边。你们要学会与没有感情，甚至是感情对立的搭档合作。”
米卢就好比是一个，中国足球队队员就是他企业的员工。或许他没能彻底地解决这二人的私人恩怨，可是起码在球场上，足球队这个企业在运转时不存在一点点的私人恩怨，所以中国足球成功了。
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好把握，合则合，不合则不合，即使不合，也只是私下的恩怨，不会带到工作中去。但是一旦出现人际关系冲突的问题，往往也容易忽视，从而导致不良的后果。中国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性格多含蓄，有的真合，有的真不合，有的面合心不合，有的心合面不合，这些人际关系在工作中有时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好在大多中国的管理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一是善于发现冲突；二是常置身事外，站得比一般人更高一些，然后再以“和”为手段，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使得企业能够正常高效地运转。
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认同“家天下”，把整个国当成自己的家，国事也是家事，家事也是国事。那让谁来管理这个国事和家事呢？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没见哪个皇帝能自愿把皇位传给外人的。
在中国人的眼里，外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只有血肉相连的亲人才能既同甘又共苦。因此，大多数统治者在得到天下之后，总是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关键的位置，即使没有现成的合适位置，也得临时给他设一个，只要是自家人就行。皇帝就是树根，亲戚就是枝干，而宗室子孙就是细枝树叶，他们一起牢牢地支撑着这个有机体，就好像古人所说的，“宗族坚固，有如磐石”。
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亡后，刘邦在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荼等诸侯王的“劝进”下，由“汉王”摇身一变而成了汉王朝的“皇帝”，完成了由秦到汉的历史性过渡。
汉王朝建立后，西汉中央政权与各诸侯王的矛盾很快便浮出水面，各诸侯王纷纷举兵叛乱。公元前196年7月，淮南王英布率兵反汉，年老体弱的刘邦抱病亲率大军迎战，并最终将英布击败。此后，在大大小小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平叛战争中，刘邦得出了一条“经验教训”――各诸侯王之所以会与中央政权离心背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姓“刘”。
秦始皇不分封子弟为王，曾被视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刘邦认为封王是必须的，这样才能把国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让别人有可乘之机。可是外人又信不过，于是刘邦就大封亲戚子弟为王。刘邦将诸侯王分封给刘氏的宗室子弟，到公元前195年他去世时，总共有9位刘氏子弟被封为诸侯王。这些同姓诸侯王国，有权自己设置封国内的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己征收租赋，独立铸造货币，实行自己的历法纪年，实际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
刘邦临死前还与群臣杀白马盟誓：“不是刘氏不封王，不是有功的不封侯。”所以从此以后，汉朝四百年的所有诸侯王都是刘氏，除了献帝年间，权臣曹操曾逼迫献帝封自己为魏王。整个西汉王朝，皇王而封为王者，有三十余人，王子而封为侯者，四百余人，刘氏宗族就这样遍布天下了。据史书记载，仅汉初刘氏的皇亲国戚，就分播到彭城、尉氏、临淮、南阳、广平、丹阳等多地，这些刘氏家族很快就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刘邦及其继任者们大封刘氏同姓的做法，使得原本是丰沛乡村的一支普通刘氏家族的汉朝皇族，从此遍布全国各地。“遍地刘”的格局，大概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了。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十分强烈，这也促使了中国的许多家族企业的出现，温州就是家族企业发展最蓬勃的地方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温州的家族企业发展不容乐观，更有专家断言，温州经济必定会停滞。有人甚至预言“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10%”。然而事实让他们大跌眼镜，温州经济年增长率为20%，其99%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
民间有一句评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差别的话：“苏南每镇有一两个能人，温州个个是能人。”因为温州的起家是靠家庭工厂，社会总动员。温州市委老书记董朝材认为：“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赚，第二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里。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
温州家庭企业出于对家族成员的信任，决策非常快，承担风险能力很强。他们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不看国家计划与规划，所谓“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螺丝大王刘大源原先是卖煤油灯的，他发现煤油灯当中的铆钉利润更高，就专门做起了铆钉生意。金乡一开始做的是学校饭菜票印刷，后来才发现校徽利润更高，成为“徽章之乡”。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体现在管理上就是家族式管理。这些家族企业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大部分成员都参与到家族的事业中来，担任关键的职务，大家互相信任，齐心协力，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尽管家族式管理有利有弊，但是只要运用好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有利关系，避免不利因素，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模式。
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现在的离别是将来再聚的开始。地球是圆的，不管朝哪儿走，怎么走，都有可能再碰面的。因此聚就开开心心地聚，散就和和气气地散，何必要弄得不欢而散呢？中国人讲究好聚好散，万一以后再碰面，保不准就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即使人家不愿做朋友，那起码也不会成为敌人，省得自己腹背受敌。
曹仁与李典打了败仗，回到许都，一见曹操就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哭着请罪。曹操却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就是不知道是谁为刘备出谋划策的？”曹仁说这都是徐庶的计策。曹操就问程昱：“徐庶的才能和你相比，谁更胜一筹啊？”程昱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比我要高明十多倍。”曹操十分爱才，听程昱这么一说，就十分想招纳徐庶，却又怕他不肯。正在苦于没有对策的时候，程昱献上了一计。徐庶十分孝顺，于是他们骗来了徐庶的母亲，想哄骗老太太把徐庶召回来，谁知老太太誓死不从。曹操没办法，只好让程昱骗得了老太太的笔迹，模仿着写了一封假书信给徐庶送了过去。
徐庶一听母亲有家书送到，连忙召见来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信，只见信里说到：
“前不久你的弟弟不幸去世了，使得我举目无亲，不胜凄凉。哪里料到就在此时，曹丞相派人把我抓到了许昌，说你谋反，把我关进了监牢。幸亏程昱先生出言相救，他说只要你归降，就可以免我一死。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如果还念及养育之恩，你就速来归降，以尽孝道。我的命全都系在你的身上了，快快救我。”
徐庶看完信后，泪如泉涌，赶紧拿着信去见刘备。刘备看见徐庶涕泪涟涟的样子，赶忙询问缘由。徐庶哭诉道：“徐庶乃是逃难之人，承蒙您不嫌弃在下，给予重用，实在是感激不尽。怎奈曹操却使奸计，把我的老母亲骗到了许都，囚禁了起来，想要加害于她。母亲亲笔书信召我速去，我不得不去啊。请您谅解，我并不是不想为您效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请您放我离去，今后当重重报答。”刘备一听，顿时大哭，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万事当以孝为先，何况骨肉至亲呢？您不要挂念我，等您救了您的母亲后，若有机会，一定再向先生您请教。”徐庶听了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不停地拜谢。徐庶想立即上路，刘备挽留道：“夜这么黑，路不好走，万一先生再受了风寒，那可如何是好啊。先生不如再多留一宿，等明日为先生饯完行再走不迟。”徐庶虽心急如焚，却盛情难却，心里也不胜感激。
待徐庶走后，孙乾秘密地对刘备说：“徐庶是天下的奇才，在我军中多日，如果投奔了曹操，一定会受到重用，那我们可就危险了。主公一定要尽力挽留他，千万不要放他走，只要他迟迟不到曹营，曹操就一定会杀了他的母亲。这样曹操就成了徐庶的杀母仇人，徐庶必然竭力讨伐他啊。”刘备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不行啊！我使人杀了人家的母亲，却让人家的儿子为我效力，这是不仁；强行挽留，不让他走，不让他尽孝道，这是不义。我宁肯死也不做这不忠不义之事。”大家听了刘备的话都十分感动。
刘备虽被人看做“要文不文”，但是在徐庶这个问题上，这一点点的利害关系他不会看不出来的。自己损兵折将，对手如虎添翼，谁会甘心啊，他当然是要尽力挽留的，他这一哭不就是无言胜有言吗？徐庶要真的被说服了，自己自然会提出舍孝取忠，若是人家顺水推舟，那么再说也是无益。徐庶这一走，眼前看来是百弊而无一利，可是事情无绝对。现在要是好说好散，让他对自己心存感恩，起码他不会为胁迫他的曹操太卖力。如果现在能让他对自己感激不尽，日后肯定会找机会报答我，这不就等于自己在曹营里埋了一个眼线嘛，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机会啊！何必弄得鱼死网破，逼他死心塌地地投奔曹操。要是真的用了孙乾的计策，万一以后让徐庶知道自己借刀杀了他的母亲，那他还不为他母亲报仇啊，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况且自己这一番仁义之举，不仅赚得了徐庶的感激，也让自己手下这一大帮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怕以后他们不为我这样的明主卖力吗？
刘备为徐庶送行的时候，又流了一大把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终于感动得徐庶许下了“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的诺言，所以后来有“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徐庶临走前还推荐了诸葛亮，并亲自绕道卧龙岗进行劝说。刘备失了徐庶却赚了个诸葛亮，不定怎么偷着乐呢。后来曹操派徐庶去劝说守在樊城的刘备归降，徐庶却把曹营的部署战略全盘说出，为刘备又立了一功。事实证明刘备的这一着棋是留对了。
无独有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不乏这样好聚好散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最著名的“好马”是现任公司资深副总裁、中国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永正。当初他向公司提出辞职，上层领导并没有指责他，反而很谦逊地询问是什么原因使他辞职的，主动从自己内部找问题，表示以后一定会以此为戒，并欢迎他有机会再次回到公司。陈永正在去其他公司工作了一年之后重返摩托罗拉公司并担任了中国公司的总裁职位。
看来好马还是可以再吃回头草的，关键在领导者是否妥善地处理好了“散”的问题。老员工已经熟悉了公司业务、企业文化，比起新员工来，可以降低不少招聘和培养成本，而且他们在离开公司的期间学会了很多新经验和新方法，可以为公司注入新的血液，只要好说好散，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得上用处。
中国的管理者凡事都尽量维持和谐，尤其突显在“散”的问题上，总是广结善缘，能和和气气地说再见就和和气气地说，尽量别撕破脸。等待时机，能让人家回头是最好，即使不回头，造成身在曹营心在汉，关键的时候能派上用处也是很理想的了。
中国的领导者有的看上去好像总是高高在上，威严至极。其实，在大多数领导者的心里，他们总是在努力营造着一种更加轻松的氛围，毕竟人的潜力只有在轻松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国事就是家事，那么，自然要使下属们尽量在家的氛围中出谋划策，为国尽力。于是领导者放下架子，走到下属中去，以尽量平等的姿态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给予他们家庭式的关怀。
五代十国后期，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后，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年少的柴宗训无力驾驭政局，不少人趁机密谋策划政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刘廷让等人的支持下，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得了皇位。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认为经常和大臣们联络感情，可以帮他坐稳江山，所以在位的16年中，他经常微服出行，私访臣子。
赵普是赵匡胤在攻下南唐军事重镇滁州后结识的，赵匡胤深为赵普的为人和学识所打动，就把他召入幕府，成为自己的第一谋士。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年，就提拔他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天，赵普退朝回来时天色已晚，大雪纷飞，北风怒号，赵普畏惧天寒，就早点上床休息了。快到半夜时，忽听见仆人在门外叫他，说是有客人要见他。赵普睡得正香，就让仆人告诉那人明天再来。仆人出去一会，又进来说那人让他亲自出去，一看就知道了。赵普清醒了些，感觉有些蹊跷，就穿好衣服出门去看看来人究竟是谁。雪下得很大，他来到门口，正看见一个人身披狐裘大衣，身材伟岸，借着灯光一看，竟然是皇上赵匡胤。那人说：“宰相睡得好香啊！”赵普吓得“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慌忙说道：“罪臣不知皇帝来此，未曾远迎，请皇上治罪！”赵匡胤扶起赵普，两个人一起往屋里走，赵匡胤边走边说：“我还约了皇弟匡义，他马上就到了。”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晋王赵匡义踏雪而来。君臣三人落座以后，赵普以为赵匡胤会说出什么国家大事来商量，不料，赵匡胤却笑着说：“如此寒冷天气，要是有羊羔肉来烤，再喝上几杯美酒，就不惧怕寒冷了。爱卿家可有此物啊？”赵普赶紧命人烧起炭火，拿来美酒，与皇上对饮。
酒喝了一半，赵普见赵匡胤兴致不错，就小心翼翼地说：“深夜天寒，陛下怎么还有兴致来臣家呢？”赵匡胤放下酒杯，说道：“唉，我睡不着啊！我这一榻之外，都是别人的地方，所以才来找爱卿你说说话。”赵普心中十分感动，立即说道：“是不是北汉、契丹、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荆南这些边患？现在中原已定，正是南征北伐的时机，陛下打算怎样出兵呢？”赵匡胤说：“我想先拿下北汉的都城太原。”赵普沉思了一下，说：“太原是北方要塞，扼西北要冲，如果我们攻下太原，吞并北汉，那么契丹的边患就压在了我们肩上。不如先取他国，留着北汉替我们抵挡契丹”。旁边的赵匡义大笑着说：“宰相果然高见。皇兄曾经和我谈过，自五代以来，连年战火不息，国库空虚。我们如果先打下巴蜀、江南等地区，那我们的收入就会源源不断了。北汉和契丹接壤，可留下它作我们的北方屏障，等我们国家富强了，再拿掉它也不迟。当年周世宗手下大臣王朴曾献计说先南后北可定天下。可惜王朴已经死了，所以皇兄特来问你。你的计划极有见地，看来只要我们君臣同心，天下可以平定了！”赵普听到这话，赶紧说：“皇上英明神武，又能对臣坦诚相见，臣自当竭力而为。”果然，赵匡胤按照这个计划平定了江南。
对自己经常微服私访之事，赵匡胤曾对赵普说过：“朕年轻的时候就爱交朋友，常去别人家做客。现在微服私访，倒不是为了查看大臣们的行为，如果想查看你们，朕就不用亲自出来了。朝上是君臣，下殿是手足，朕这样做不过是想和你们多加亲近罢了，不要多虑啊。”不只是赵普，几乎朝中所有的亲信大臣，赵匡胤都曾亲自微服私访过，人人都对他心存感激，终宋太祖之世，没有一个亲信大臣变心叛乱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自古以来，君臣关系都是一个让历代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怎样才能让臣子们忠心为自己效力呢？自己和臣子之间要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太近了，感觉有失皇帝的尊严；太远了，臣子们尤其是帮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们就会有怨气，难免会有异心。宋太祖赵匡胤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经常到大臣家微服私访，唠家常，在无形中营造了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氛围，感受到只有在家里才有的关怀，这不仅融洽了君臣关系，更激发了下属的潜能。
日立（中国）公司把“婚姻介绍所”搬到公司里面来，其目的也正是在此。
在日立（中国）公司，老板很重视员工的婚姻大事，他在公司内就设立了一个专门为员工架设“鹊桥”的“婚姻介绍所”。一个新员工进入公司，可以把自己的学历、爱好、家庭背景、身高、体重等资料输入“鹊桥”电脑网络。当某名员工递上求偶申请书，他（或她）便有权调阅电脑档案，申请者往往利用休息日坐在沙发上慢慢地、仔细地翻阅这些档案，直到找到满意的对象为止。一旦选中，联系人会将挑选方的一切资料寄给被选方，被选方如果同意见面，公司就安排双方约会。约会后双方都必须向联系人报告对对方的看法。日立（中国）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人员说：由于现代人工作紧张，职员很少有时间寻找合适的生活伴侣。我们很乐意为他们帮这个忙。另一方面，这样做还能起到稳定员工、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作用。日立（中国）公司让它们的员工觉得，公司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就是家庭里的一分子，公司会给予他们充分地关怀。
现今有些管理者很有才华和能力，可是却不懂得关心体贴下属，对下属疾言厉色，结果弄得员工十分反感。虽然当面不敢反抗，背后却大发牢骚。由于气不顺，做起工作来，自然就无精打采，没有成效。中国的管理者总是努力和下属建立起一种和谐融洽、团结友爱的关系，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放下自己的官架子，摆正位置，以朋友的身份与他们打交道，平等相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那么，谁还会不为自己的家庭卖力呢？
中国人在受到指责和批评的时候，一般会先搞清楚批评者是谁。中国人特别习惯于“把事和人连在一起进行考虑”。但并不是有错误不说，而是要考虑好如何说，怎样说。有错误不指出来，没法改进；有错误就抖出来，大家又都会难堪。所以有错误一定要说，但是要说得有技巧，要妥当，要圆满。我们下面讲到的“墨子责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
春秋战国时期，耕柱是一代宗师墨子的得意门生，不过，他老是被墨子责骂。有一次，墨子又责备了耕柱，耕柱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委屈，因为在许多门生之中，大家都公认耕柱是最优秀的人，但又偏偏最常遭到墨子指责，让他很没面子。
一天，耕柱愤愤不平地问墨子：“老师，难道在这么多学生当中，我竟是如此的差劲，以至于要时常遭您老人家责骂吗？”墨子听后，毫不动肝火：“假设我现在要上太行山，依你看，我应该要用良马来拉车，还是用老牛来拖车？”耕柱回答说：“再笨的人也知道要用良马来拉车。”墨子又问：“那么，为什么不用老牛呢？”耕柱回答说：“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良马足以担负重任，值得驱遣。”墨子说：“你答得一点也没有错。我之所以时常责骂你，也是因为你能够担负重任，值得我一再地教导与匡正你。”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可以给企业的沟通管理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员工应该主动与管理者沟通。
优秀企业都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企业从上到下都重视沟通管理，拥有良好的沟通文化。员工尤其应该注重与主管领导的沟通。一般来说，管理者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很杂，许多时间并不能为自己主动控制，因此经常会忽视与下属的沟通。更重要的一点，管理者对许多工作在下达命令让员工去执行后，自己并没有亲自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因此没有切实考虑到员工会遇到的具体问题，总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差错，导致缺少主动与员工沟通的精神。
因此，作为员工应该有主动与领导沟通的精神，这样可以弥补主管因为工作繁忙和没有具体参与执行工作而忽视的沟通。试想，故事中的墨子因为要教很多的学生，一则因为繁忙没有心思找耕柱沟通，二则没有感受到耕柱心中的愤恨，如果耕柱没有主动找墨子的行动，那么结果会怎样呢？不言而喻。
第二，管理者应该积极和下属沟通。
优秀管理者必备技能之一就是高效的沟通技巧，一方面管理者要善于与更上一级沟通，另一方面管理者还必须重视与下属沟通。许多管理者喜欢高高在上，缺乏主动与下属沟通的意识，凡事喜欢下命令，忽视沟通管理。试想，故事中的墨子作为一代宗师差点就犯下大错，如果耕柱在深感不平的情况下没有主动与墨子沟通，而是采取消极抗拒，甚至远走他方的话，一则墨子会失去一个优秀的可塑之才，二则耕柱也不可能再从墨子身上学到什么，也就不能得到更多的知识了。
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挑毛病”尽管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有着独特的作用，但是必须讲求方式方法，切不可走极端。“鸡蛋里边挑骨头”，无事找事就会适得其反，挑毛病必须实事求是，在责备的过程中要告知员工改进的方法及奋斗的目标，在“鞭打快牛”的过程中又不至于挫伤人才开拓进取的锐气。从这个故事中，管理者首先要学到的就是身为主管有权利也有义务主动和下属沟通，而不能只是高高在上，简单布置任务。
第三，企业忽视沟通管理就会造就无所谓的企业文化。
如果一个企业不重视沟通管理，大家都消极地对待沟通，忽视沟通文化，那么长期下去这个企业就会形成一种无所谓的企业文化。任何企业中都有可能存在无所谓文化，员工对什么都无所谓，既不找领导，也不去消除心中的愤恨；管理者也对什么都无所谓，不去主动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大家共同造就了企业内部“无所谓”的企业文化。
在无所谓文化中，员工更注重行动而不是结果，管理者更注重布置任务而不是发现并解决问题。试想如果故事中耕柱和墨子两者都认为一切都无所谓，耕柱心中有愤恨，却不去主动找墨子沟通，墨子感觉耕柱心有怨言，也不积极主动找耕柱交谈以打消其不满的情绪，那么故事的结局或许就是：墨子没有优秀的学生，其学问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耕柱呢？也就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心中愤恨日久生怨，说不定还会做出很极端的事情。
第四，打破企业无所谓文化的良方就是加强沟通危机防范。
要打破这种无所谓文化，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提高所有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就应该在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建立适当的沟通平衡点。如果管理者和下属没有沟通意识，就必须创造一种环境，让他们产生沟通愿望，而不能让他们事事都感觉无所谓。企业内没有沟通，就没有成功，也就没有企业的发展。
第五，沟通是双向的，不必要的误会可以在沟通中消除。
沟通是双方面的事情，如果一方积极主动，而另一方消极应对，那么沟通是不会成功的。试想故事中的墨子和耕柱，他们忽视沟通的双向性，结果会怎样呢？在耕柱主动找墨子沟通的时候，墨子要么推诿很忙没有时间沟通，要么不积极地配合耕柱的沟通，结果耕柱就会恨上加恨，双方不欢而散，甚至最终出走。如果故事中的墨子在耕柱没有来找自己沟通的情况下，主动与耕柱沟通，然而耕柱却不积极配合，也不说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结果会怎样呢？双方并没有消除误会，甚至可能使误会加深，最终分道扬镳。
所以，加强企业内部的沟通管理，一定不要忽视沟通的双向性。作为管理者，应该要有主动与下属沟通的胸怀；作为下属也应该积极与管理者沟通，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中国人的态度，一向十分讲理，即“你如何待我，我即同样对待你”，说出来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国式管理沟通讲求方式和方法，注重在细节上下工夫，常常通过对沟通对象的观察和了解来想方设法地对沟通者施加影响并打动对方。触龙说赵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触龙说服赵太后用长安君做人质，采用循序渐进、示之以害、言之以利的劝谏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高明的，足以让后人借鉴。
赵太后刚刚执掌赵国的政权不久，秦国就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说必须用长安君做人质方能出兵援赵。长安君是赵太后最宠爱的儿子，所以赵太后不愿意这样做。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毋庸置疑地说：“如果再有人来劝说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我一定当面唾他的脸。”
此时，左师触龙说想见太后，赵太后很生气地瞪着他。触龙慢慢地走过去，到太后面前请罪说：“我的脚有毛病，走不快，以致好久没来拜望您了。我私下里找理由宽恕自己，但又担心太后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才来拜见太后。”赵太后说：“我现在是靠车辇走路。”触龙说：“您每天的饮食没有减少吧？”赵太后说：“我每天只是喝粥而已。”触龙道：“我近来食欲不振，于是就去散步，每天走三四里路，饭量就稍有增加了，身体也就好些了。”赵太后说：“我做不到这点了。”这时，赵太后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怒气也消了些。触龙接着说：“我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叫舒旗，他年纪尚小，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已经老了，很爱惜他，我希望让他做一名宫廷卫士来保卫王宫，所以冒昧前来向太后说明这个意思。”
赵太后高兴地说：“好啊，他有多大岁数了？”触龙回答说：“十五岁了，年龄虽然小，但我希望在我未死以前，能把他托付给太后。”赵太后说：“你也疼爱自己的儿子吗？”触龙说：“疼爱之情胜过太后您。”赵太后说：“我也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的。”触龙说：“我私下里认为您爱燕后超过爱长安君。”太后说：“您完全错了！我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触龙说：“做父母的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为他们作长远的打算，当燕后出嫁时，您为她的远行而悲伤，也十分思念她。但到了祭祀时您却祝福她说千万别让她回来，因为您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不要亡国。这就是为她作长远的打算啊！”
太后说：“很对。”触龙接着说：“现在追溯到三代以前，赵国开国时赵烈侯的子孙被封侯的，今天还有人存在吗？”赵太后回答道：“没有了。”触龙说道：“不但赵国没有了，其他国家子孙封侯的，到今天还有继续存在的吗？”赵太后说：“也没有了。”触龙于是说：“所以，近者灾祸就降临到这些人头上，远者则降临到他们的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不是的，原因是他们位高而无功，俸禄丰厚而无所事事，所拥有的资财又太多了。现在您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把丰腴的土地都封给他，又把国家的珍奇异宝送给他，如果现在不让他为国立功，有一天您不在了，那长安君自己又怎能在赵国立足呢？我认为您没有为长安君作长远的打算，所以说您爱长安君远不如爱燕后。”
赵太后说：“您说得很有道理，看来是我错了。就听您的安排让他去吧。”于是，赵太后为长安君准备了百辆车子，送他到齐国去做了人质。齐国遂发兵救赵，解了赵国之围。
触龙的沟通艺术是十分高明的。他面对的是一个执掌赵国大权的太后，并且已经有很多人劝谏过了，赵太后要对劝谏的人“唾其面”，刚见触龙时也是满脸盛怒。所以如果触龙想用一般的方法去说服赵太后是不可能的。触龙因此采用了三个步骤去说服赵太后：一是先通过唠家常的方式，使太后在感情上减少了对触龙的抵触情绪；二是说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太后身边做侍卫，表明自己爱护子女的态度；三是由此引出太后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的看法，示之以害，言之以利，使赵太后明白“父母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令她心悦诚服地接受触龙的观点，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中国式管理的沟通艺术在触龙说服赵太后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沟通方面，中国人比较重视圆满，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会照顾沟通方的身份、地位和接受程度。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平常爱说的“面子问题”，它正反映了中国人重视沟通的细节和对沟通者的尊重。因为只要在沟通的时候，有人觉得没有面子，那么就很容易引起情绪上的反弹，产生许多问题，不但增加了沟通的困难，而且还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廉颇负荆请罪就是一个中国人追求圆满沟通的典型事例。
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领了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渑音miǎn）去会面。开始赵惠文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后来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是向秦国示弱。赵惠文王才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次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治国。
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五千人护送，相国平原君带兵几万人，在边境接应。到了约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聊天。
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得一手好瑟，请赵王弹个曲儿，给大伙儿凑个热闹。”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瑟拿上来。
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地弹了一个曲子。
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瑟。”
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缶（音fǒu，一种盛汤水的瓦器），突然跪到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很擅长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
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理他。
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目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五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去！”
秦昭襄王见蔺相如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击棒在缶上胡乱敲了几下。
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也把这件事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
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十五座城给秦王上寿。”
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上寿。”
秦昭襄王眼看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邻近地方，若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今天是两国君王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勉强收场。
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官位在大将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句话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
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真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
这件事可把蔺相如手下的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
蔺相如却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
门客都回答说：“当然是秦王势力大。”
蔺相如又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都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反倒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忍让点儿。”
这件事传到廉颇耳里，廉颇感到十分惭愧，于是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廉颇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鲁人，见识少，气量窄，哪儿知道您竟这么容忍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惩处我吧！”
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
两个人都激动得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中国式的管理沟通，首先强调的就是真实圆满，同时还要考虑到沟通方式的妥当性。真实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妥当，再真实也可能会受到伤害。假使蔺相如真的上朝去和廉颇理论，或在路上相逢而吵起来，不但有失大臣的体面，而且会进一步损伤两人的关系，更别说要真正达到沟通的目的了。蔺相如的做法和沟通方法不但使两人尽释前嫌，而且沟通使他们彼此更加地了解，还成了知心朋友，这就是中国式管理沟通讲求圆满的妙处。
中国式管理沟通中的上下级沟通始终是个很特殊的问题。中国文化的传统因素使得沟通双方在交流时都会有所保留或回避，总是不能够达到畅所欲言的境界。虽然这种交流和沟通不容易成功，但只要心胸坦荡，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汉文帝素以善于用人著称天下。一天，汉文帝携后宫佳丽及随从游玩上林苑，见到珍禽仙葩，心中十分高兴。来到虎苑时，主管上林苑的上林尉前来拜见，文帝便问他这苑中面积多大，禽兽种类多少，都驯养了什么动物。十几个问题问下去，上林尉始终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所举数字也一概不详。显然，他对这苑中之事知之甚少，而在一旁管理虎苑的啬夫却一一回答得十分清楚，言辞流利，对各种禽兽的情况了如指掌，汉文帝听后十分满意。
汉文帝认为，出任官职，就应熟悉自己分内之事，这样才不枉拿朝廷俸禄，才会让天下黎民满意，于是决定将啬夫树为楷模，让百官学习，将啬夫封为上林令。一旁随同而来的谒者仆射张释之却认为汉文帝此举过于轻率，于是暗中启发汉文帝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回答说：“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何等人？”汉文帝也说：“是长者。”因此，张释之进谏道：“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二人言事皆不能出口，也没有像这个啬夫一样夸夸其谈、口齿伶俐！而且，秦朝时，任用刀笔之吏，各个大臣以雄辩见长，不尚务实，所以只经历短短两世就失掉了天下。”
张释之的话给汉文帝启发很大。他意识到，如果提拔啬夫，天下人便会闻风而动，人人以口辩为尚，那么做实事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少。如果自己只注重口才，那就很容易被臣下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最终后果就会像秦朝一样，由于只任用笔吏和善辩者而导致亡国。可以想象，这种夸夸其谈、不重实际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必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考虑到这点，汉文帝意识到升迁啬夫不妥，就收回成命，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清谈之风的出现。然而，对于不重实际，玩忽职守的大臣也不能轻饶，于是就罢免了位居高官却无所事事的上林尉的职务。自此，汉文帝在用人上就特别注意“听其言察其行”，官场之风得以净化，汉文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也因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中国人往往认为，能说会道者必精明能干，头脑灵活，才能说得出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些领导者便颇为欣赏这种能言善辩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更加恃“才”放旷，更加钻研起“说”的门道，例如说什么才能投领导所好，怎样说才能打点周全等等。如此一来，便是清谈之风盛行。于是乎，做实际工作的人无人赏识，而善于高谈阔论者却步步高升。
避免清谈之风的出现，领导者就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善于清谈的下属的任命要谨慎行事，应从其实际工作能力上判断。二是要对不务实事者严加惩罚。汉文帝受张释之的启发，没有提拔啬夫，避免了清谈之风盛行的可能。同时，对“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上林尉予以罢免，如此，才保证了实干的风气得以推行。
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察其行”，而“巧言令色，鲜仁矣”，所以要“毋取口锐者”，就是说不能通过言谈来选拔人才，而应注重他们的品德和实干，通过实际行动来评价人。领导者在实际生活当中，也应该贯彻孔子这一思想，不能单纯以言论来选拔人，这样才能发现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才能不让自己的下属沾染上清谈的习气。
从文帝的这个决策来看，正是由于张释之的主动劝谏和积极沟通才使汉文帝在用人时能够采取相对客观理性的方式，更加注意务实和严谨，这正是中国式管理的特色所在。
在中国式管理沟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含蓄和内敛。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种敢言和直谏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管理沟通中，充分地展现和肯定自己，主动地去达到沟通和成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