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个企业的成功，30%靠策略，40%要靠执行。显然，执行要比策略更重要，你可以不去挖空心思地进行流程再造、搞模式创新，只需要像绝大多数企业那样采用尾灯战略步人后尘，但是，你不能缺乏企业为完成战略目标所应具备的执行力！即使你靠某种独创的经营模式，拉开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但若执行力不够，就一定会被模仿者追上！
就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坦言：“微软在未来10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总裁鲁？郭士纳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和管理者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征：明确的业务核心、卓越的执行力和优秀的领导能力。”可见仅有战略，并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只有执行力才能使企业创造出实质的价值。失去执行力，就失去了企业长久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执行力，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为了利己而损人，使自己处益之极，最终会导致自益者损的转化，使利己走向其反面“损己”，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损人利己是世人所痛恨的自私，它利用智巧或地位来牺牲他人，甚至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幸福，而成就个人的私利。由此，在执行过程中，管理者应采取措施令员工明白，损人利己行为往往导致“两败俱伤”。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其身处其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使其不至于自己去挖自己的墙脚。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一带修建了一条南北水渠。这条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沿渠的万顷农田。可是一到天旱的时候，沿堤的农民就在渠水退去的堤岸边种植庄稼，有的甚至还把农作物种到了堤中央。等到雨水一多，渠水上涨，这些农民为了保住庄稼和渠田，便偷偷地在堤坝上挖开口子放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条辛苦挖成的水渠，被弄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因决口而经常发生水灾，变水利为水害了。
面对这种情形，历代苟陂县的行政官员都无可奈何。每当渠水暴涨成灾时，便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漏洞。后来宋代李若谷出任知县时，也碰到了决堤修堤这个头疼的问题，他便贴出告示说，今后凡是水渠决口，不再调动军队修堤，只抽调沿渠的百姓，让他们自己把决口的堤坝修好。这布告贴出以后，再也没有人偷偷地去决堤放水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故事背后的寓意却值得我们做管理者的深思。如果在执行一项政策之前就把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对执行者讲清楚，他们也许就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做出损害团队利益的事情了，当然这只是对素质高的团队来说。
有的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员工的素质都不太高，遇到这种情况即使你说明了利害，他们还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偷偷地去做一些损公肥私的事情，怎么办？此时，严格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不管具体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制定一套安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以人管理，总有漏洞可循，因为人都是有弱点、有感情的。而制度却能起到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当制度都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只有利用使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这种方法了。当他发现这样做得到的好处还不如他损失的多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了解一些人的行为及思维方式，一针见血抓住问题症结所在，管理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有了好的决策或计划，若不执行，仍旧达不到预定的目标和效果。唯有两相结合，方可事半功倍。且让我们看看刘备是如何全盘考虑，执行诸葛亮的计划，明心迹，收人心，顺利地让张松心甘情愿地献出西川四十一州版图的。
三国时，汉中张鲁起兵攻击益州刘璋。刘璋部下张松向刘璋献计，说可以去向曹操发兵求助。刘璋就派张松为使者，张松“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带从人数骑，取路赴许昌”。（可见张松不愿辅佐懦弱无能的刘璋，早已怀有二心。）这一切早有人报入荆州，于是，诸葛亮便使人入许都打探消息。
曹操高傲，他的下属也很狂妄，但张松虽五短身材，却毫不卑让，面对侮辱，反唇相讥，顶撞挖苦曹操及其下属极尽能事。最后，张松被乱棍打出。曹操一世英明，求贤若渴，却在此时利令智昏，走错一步。不然，冷静思考，热诚对待张松，就可轻易得到西川，也许就不会再有天下三分的局势，而能够统一全国了。一时失误，把唾手可得的西川四十一州版图拱手让给了刘备。
张松被曹操乱棍打出后，不好意思回去见刘璋，听说刘备仁义之名，就想去证实一下，再作主张。于是乘马带领手下向荆州而来，刚到郢州界口，就见一队人马，约有五百余骑，为首一员大将勒马向前问道：“来者莫非是张别驾乎？”张松回答说是，那人慌忙下马，说道：“赵云等候多时。”张松也下马回礼说：“您莫非是常山赵子龙？”赵云说：“是，我奉主公刘玄德之命，因您远路跋涉，特令我备上酒食款待。”说完，士卒就跪奉酒食，向张松敬酒。张松暗自思索：“人都说刘备宽仁爱客，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遂与赵云饮了数杯酒，上马同行，前往荆州。
到了荆州后，天色已晚，于是先前往馆驿。张松见驿门外有百余人侍立，击鼓相迎，没想到赫赫有名的关羽竟会亲自等候自己，慌忙下马，与关羽、赵云同入馆舍，讲礼叙坐。摆上酒宴后，关、赵二人殷勤劝酒。喝到半夜，方罢席歇息。第二天吃完早膳，上马前行不到三五里，只见一簇人骑马迎面而来。原来是刘备带着军师诸葛亮、庞统亲自来接，遥见张松，早先下马等候，张松亦慌忙下马相见。刘备说：“久闻大夫高名，如雷贯耳，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回都，专此相接。若蒙不弃，请暂到荒州歇息片刻，以叙仰慕之思，实为万幸。”张松大喜，遂上马一起入城。
自此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并不提川中之事。张松告辞时，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刘备举酒敬张松说：“蒙大夫不弃，留叙三日，今日相别，不知何时再得听教。”说完，潸然泪下。张松自思：“刘备宽仁爱士，如此明主舍弃不投，太不明智了！不如告诉他，令他夺得西川。”于是，张松劝说刘备攻取西川，并献上所绘地图。至此，刘备漂泊一生，方得自己一地，站稳脚跟。
在这一事例中，刘备充分领悟诸葛亮的用心，在执行的过程中，处处留心对张松表明自己尊重人才之意，并抓住张松的心理，以礼相待，处处打动张松之心，直到其心甘情愿被收服为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好面子，希望他人尤其是领导者能尊重自己。所以说，身为领导者，要收揽人才和下属的心，首要一条，莫过于让人明了你的心迹，坦荡诚恳，光明磊落，从而可以感人，可以服人，进而使员工被你的诚心所打动，这样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企业工作。
另外，作为一名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对被管理者所产生的驱动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不仅仅是靠其权力的能量，而更重要的是要靠其个人的品行、能力、为人、绩效和政治素质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的产生是自然的，没有丝毫的强迫性。它会在潜移默化中使被管理者对权力的屈从逐步转化为对管理者的崇拜，从而使下级心悦诚服，愉快地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应该具备超人的智慧、气魄和胸怀。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喜欢管人，却不喜欢被人管。但是，有时候却例外，如果我是真心的佩服你，那么你想怎么管都成，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丝毫不会怠慢。那管理者怎么才能让手下心服口服呢？西方人总是向外寻找方式，制定种种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约束人；而中国的管理者总是从自身寻找办法，那就是正人先正己，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时刻严于律己。
一个企业要想腾飞，企业的领导者就要凡事从自己做起。
刘志华是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在这位巾帼英雄的领导之下，京华公司从创建之后就迅速发展，如今已成为拥有3200万元固定资产的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京华公司今天的成绩与他们的领导者始终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一次，企业要上一个新项目，刘志华亲自领导新产品的开发研制，但由于经验不足，还是初次接触一个新领域，因此在指挥上产生失误，导致开发的失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其实，试制新产品是允许失败的，但刘志华并不允许以这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自己一旦松了口，那么以后下属失职也就无法追究了。这样一来，整个企业就必然会法纪不严，秩序大乱，无从生产，自己就更没有权威去对别人发号施令了。因此，她坚持“杀一儆百”的做法，只不过这个“一”就是她自己。
首先，工厂中贴出了一份公告，上面写着：“经理刘志华盲目指挥，给生产造成损失，罚款100元，以示警戒。”
其次，她又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做了检查，检讨自己指挥上的错误，并表明决心找到新的办法。
虽然100元并不是什么大的数目，做检讨也不是那么复杂的事，但是刘志华首先从自己这里找问题，做出了一个表率，其他人不仅会加深对她的尊重，而且都会以她为行动的典范。
还有一次，刘志华的儿子晓峰上班迟到半小时，经调查，是因中午与一群小青年去饭店喝酒，而延误了时间。刘志华对此事极为重视，她认为对自己儿子的错误丝毫不能袒护，否则自己更没理由批评其他犯错的员工，这个先例开不得。
于是，她再一次拿出严厉作风，叫儿子停职检查，并在广播中点名批评，号召大家引以为戒。晓峰承认了错误，连写5份检查，但要求严格的刘志华仍不满意。于是又决定让晓峰为工厂清理卫生，令其改过。
刘志华的儿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就代表了刘志华，儿子犯错就等于自己犯错，宽恕儿子就是宽恕自己，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呢。刘志华对儿子犯的错误不但没有轻饶，反而从严处理，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此厂里平日有懒散习惯的年轻人都不再敢迟到。逐渐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同时，刘志华的威信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保证了企业在统一指挥下，不断发展壮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办不到的事，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得到？想要别人做得好，首先得自己做得好。要管理好下属，一部分靠权，以权管理，名正言顺，这属于“硬件”，而另一部分就得靠己，这属于软件。一个领导者只有正人之前先正己，才能上行下效，使大家心甘情愿地听你指挥。
由于来自两千年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中国人的依赖心理特别重，下级依赖上级，总觉着“反正天塌下来有上面的顶着，怪不到我头上”。对于中国的领导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他们恰恰能利用这种心理来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不妨就给他们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让他们依赖于你，那么自己的权威也就稳固了。怎样才能让下属觉得领导者就是他们真正的靠山呢？善于将过错揽到自己头上，而不是诿过于下属，是中国领导者常用的方法。
秦穆公主动揽孟明之过，深责自己，三年后，君臣齐心协力雪洗耻辱，正是领导者主动揽过的好例子。
公元前628年冬，秦国驻郑国的大夫杞子，突然派人回国，秘密向秦穆公报告说：“郑国人信任我，把都城北门的钥匙交给我保管，这是我国用兵的大好机会。如果您派一支军队来突袭郑国，我们里应外合，一定可以占领郑国，借此扩大疆土，建功立业。”秦穆公听了喜出望外，对领土的贪婪一时间充斥着他的头脑，争霸中原的野心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于是秦穆公立即决定调动大军，袭击郑国。
然而作战经验丰富的老臣蹇叔毕竟老谋深算，他权衡利弊后，坚决反对出师郑国。秦郑两国路途遥远，调动大军长途跋涉，必然精疲力竭，元气大伤。而郑国则可按兵不动，精心准备。精力充沛、援应丰足之师待疲惫之师，自然就会占上风。再说，如此大的行动，浩浩荡荡地军队千里行进，郑国怎么会不知道呢？其他诸侯国也不会坐而视之。一旦兵败，不仅国内人民心中不满，其他诸侯国也会小看秦国。因此，蹇叔力劝秦穆公不要发兵。
但求功心切的秦穆公对蹇叔的话不以为然，坚持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攻打郑国。蹇叔老泪纵横，对孟明视说：“我只能看到大军出发，再也看不到你们回来了。”事实果然被蹇叔言中。
次年二月，秦军到滑国后，郑国人弦高贩牛途经滑国，料定秦军将袭郑，遂假托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军，一边派人回国报信。孟明视等人认为郑国早有防范，遂放弃攻郑，灭滑后撤军。但对秦攻郑之举，晋襄公及其谋臣先轸认为是对晋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为维护晋之霸业，晋襄公决定待秦军疲惫会师之时，在？山伏击，并遣使联络附近的姜戎配合晋军作战。四月初，晋襄公整顿人马，亲自出征，在？山一带大败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幸好秦穆公之女文嬴巧施计策，劝晋襄公放回了孟明视三人，秦国才免于三员将帅之损。
秦军大败的消息传到秦国，秦穆公立即认识到自己贪心过重，急于求成，不但劳顿三军，更险些折损三将。此时，若秦穆公为顾忌脸面，死不认罪，而给三军之罪的话，面子自然可以保住，但从此必会民心不服，也没有哪个将士愿为自己卖命了，如此怎可坐稳江山？相反，如果勇于承担责任，揽过于己，不但可获明君之称，更可收买人心，增强士气，重整旗鼓。因此秦穆公身穿素服，来到郊外迎接三人，见面时放声大哭：“我不听蹇叔的话，使三位受到如此侮辱，这都是我的罪过啊！”孟明视等人叩头请罪，秦穆公说：“这是我决策失误，你们何罪之有？我又怎么能用一次过失掩盖你们平时的功绩呢？”之后他对群臣又说：“都是我贪心过重，才使你们遭受此祸啊！”秦穆公承担下全部责任，感动了群臣，三帅更是力图回报，欲雪国耻，从此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加紧训练，为再次出征做准备。
秦穆公爱护下属，勇于揽过，不找替罪羊开脱自己，这对调动部下积极性，团结上下极为重要。试想，若秦穆公杀了孟明视三人，其结果必然是朝野震动，从此没有请命之将，那么何谈雪洗耻辱、占领城池？那么，秦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可见，不诿过于下属，是领导者赢得人心的法宝。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团队出现问题后，主管往往会找下属的原因，将问题归因于外，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是，聪明的主管，即使在员工犯错误时候，也会责备自己，就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后，上书自贬三级”。主管承担责任，特别是承担因下属错误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是获得员工信任的重要手段，这一点甚至比信任员工更为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希望拥有这样一个“老板”：可以帮自己指明方向，可以帮自己遮掩风雨，可以帮自己解决困难……
主管勇于承担责任，可以让员工有精神寄托。员工知道无论前面有多少困难和挫折，即使失败了，也会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在支撑。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失败是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时候，有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主管做后盾，员工就有了归属感和对团队目标的认同感，激发出斗志，进而激发出团队效应。
主管勇于承担责任，可以减少员工的压力，从而减少员工犯错误的机会，因为人在高压下难免会出错。主管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就向员工表明了，你可以放手大胆地工作，不必为后果而忧心不安。压力减少了，错误就会减少，需要补救的工作自然就会减少，团队的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另外，压力的减少还会愉悦员工的身心，员工身心的愉悦也会激发工作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形成的合力就成为实现团队目标的内部驱动力。
“给我上”和“跟我上”，这一字之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导方式，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管理效果。一个主管采用什么样的领导风格，在形成团队精神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遇事冲在前面的主管，特别是在困难的面前带领员工冲锋陷阵的主管，会成为员工的主心骨，他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员工的忘我精神；通过示范效应，激发员工的敬业精神。在这样一个核心带领下的团队，一定能无坚不摧。
对领导来说，不揽功是次要的，首要的是不诿过，不让跟随自己的下属吃亏。一个真正爱护下属的领导者，不仅要敢于对下属出现的失误负责任，更要对因自己决策失误而造成下属失败的情况承担责任。中国的管理者在失误面前能够勇于揽过，希望能够以此减轻下属的压力和负担。这样一来，既增长了他们自身的威望，更激励了下属奋发图强、将功补过，最终获得了成功。
一个事物肯定存在着多个方面，要想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只有全面听取意见，才能了解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才能采取最佳的处理方法。因此，中国的古人时刻都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箴言提醒着自己，多方地听取他人的意见，以确保自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秦始皇执掌大权后，除掉了原来垄断朝政的吕不韦，并将吕氏门下的3000多门客全部驱逐出境。紧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凡是从别的国家来秦国的人都不准居住在咸阳，在秦国做官任职的别国人，一律就地免职，3天之内离境。他这样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担心从别国来秦的人太多太复杂，恐怕会对秦国有所损害；二是认为自己英明无双，有能力治理好秦国，不需要其他国家所谓的人才；三是某些大臣为了排挤别国来做官的人，进谏秦始皇，劝其驱逐别国人，以争权夺利。
驱逐人才是历代君主的大忌，秦始皇草率作出如此决定，势必引起一些有见识的大臣的不满。李斯是当时朝中的客卿，来自楚国，也在被逐之列。他认为秦始皇此举实在是亡国的做法，因此上书进言，详陈利弊。他说：从前秦穆公实行开明政策，广纳天下贤才，从西边戎族请来了由余，从东边宛地请来了百里奚，让他们为秦的大业出谋划策。而当时秦国的重臣蹇叔来自宋国，配豹和公孙枝则来自晋国，这些人都来自于异地，都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收复了20多个小国，而秦穆公并未因他们是异地人而拒之门外。
李斯又举出大量历代有作为的秦王广招贤才、多方纳谏的事例，并直言指出，秦始皇的逐客令实在是荒唐之极，把各方贤能的人都赶出秦国就是为自己的敌国推荐人才，帮助他们扩张实力，而自己的实力却被削弱，这样不仅统一中国无望，就连保住秦国不亡也是一件难事。
这一系列的肺腑之言虽然尖锐刻薄，但都是逆耳之忠言，使得秦始皇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意识到自己由于听了某些狭隘大臣的愚见，更是出于自己的骄横，作出了这样错误的决定。自己如此的不明事理，哪里还能得到其他贤能之士的辅佐呢？秦始皇立刻传令四方，告知众人：秦王收回了逐客令，挽留各方的人才。同时派人请回李斯，“为其复职，当面谢罪”，并同他共同商讨统一六国的大业，还决定此后要广招各方志士，争取他们为秦国的强大做出贡献，为自己效力。
正因为秦始皇听取了李斯的建议，不仅原来其他国家的人留下不走了，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来投奔秦国，四方的百姓都来归顺了，秦王朝的实力一天天地增强起来，为实现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李斯见秦始皇善于纳谏，知错即改，实为明君，值得辅佐，也献计献策，为他统一天下而效力。这样，经过秦国上下一心的发愤图强，1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终于形成了。
从管理角度来说，全面听取各方意见，重点是在听取下属的反面意见，多听听反面意见可以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下属，让他们找到一定的宣泄渠道，这就能化解组织内部的矛盾。可是人们总是从内心排斥不同意见，所以能听取不同意见需要努力才能实现。对于能干的下属来说，领导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会更加有意义，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纳谏之门，则一定会更积极、更大胆地献计献策，会更勇敢地纠正领导的过错，更自觉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反之，如果领导一听到反面意见就大皱眉头，甚至对献策的人假以辞色，乃至打击报复，不接受下属的建议或批评，其下属的积极性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我们来看看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总裁姜伟先生的例子。
自从姜伟先生接手飞龙公司后，几年时间里，飞龙公司一飞冲天，姜伟总裁也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但几年过后，飞龙相继遭受了在香港的上市失败、国家药监局处罚飞龙“伟哥”等重大事件，飞龙公司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受到致命的损害，至今已名存实亡，无力回天。究其原因，这与姜伟总裁不能广开言路、听取多方意见有关系。
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姜伟总裁的营销政策与方针总是朝令夕改，早已令下属无所适从。公司员工多次进谏，却屡屡被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分公司的负责人开始麻木、消极、机械地执行总公司的指示，成功了不高兴，失败了也不担责任，主人公的意识所剩无几。这一年，姜伟总裁未跟任何人商量，突然决定将延生护宝胶囊的目标人群定位由男性改成女性。一时间，全国各分公司、各地经销商及消费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知道飞龙原本说的适用于男性的产品到底适用于谁，是男性还是女性？但姜伟坚持修改，从而造成经销商大量退货及市场产品销量下降。
当时，飞龙公司几乎每天都有干部会。每次会上，又几乎都是姜伟总裁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有时从早8点一直讲到晚8点。而在姜伟总裁巡视分公司的时候，在甲公司的讲话及所定的政策，到乙公司后又推翻了，弄得公司秘书哭笑不得。在飞龙公司，从干部到员工，对姜伟是又爱又“恨”。可不管怎样，公司都已是无力回天了。
中国的管理者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作出的决断都不少，而来自不同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也会很多。管理者们首先学会去做的就是听取和筛选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他们不仅要求自己虚心接受建议，而且更侧重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们绝不会把反面意见当做耳边风，更不会对之反感，因为他们知道忠言虽然逆耳，但听取反面意见是有利于管理的。正因如此，他们成功了！
中国人对于棘手的问题很少给出明确的答案，一个“难说”就化解了。“难说”自然是不好说，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具体怎么说就适时而定了，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余地。所以遇事不妨拐个弯，直线走不通就走曲线，当曲线首尾连接起来变成一个圆的时候，自然也就通了，这就是所谓的圆通。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里很穷，后来却官至丞相，很受汉武帝器重，尊极一时，但是依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饭桌上常年只有一个荤菜，睡觉也只盖普通的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使诈，目的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以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换了常人，一定恨得咬牙切齿，我节俭我的，别人凭什么说三道四的。况且你的判断也纯粹属于主观臆断，你又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是乐还是不乐呢？大臣们都认为公孙弘一定会极力辩驳。正在大家等着看好戏上演的时候，公孙弘却出人意料的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出来的，想赚一个清廉的好名声。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又怎么会看清我的真实面目呢？恭喜皇上能有汲黯这样忠诚直谏的大臣啊！”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以后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聪明就聪明在他没有强辩是非，而是绕了个弯子，走了另一条路。他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且全都承认，这至少表明自己“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分量。接着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不仅面对了现实，同时也保全了各方的面子，还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沽名钓誉了，因为这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也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假设公孙弘一根筋犟到底，非跟汲黯辩出个是非黑白来，那只会越描越黑。大家想想，事先汲黯已经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了，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是在继续“使诈”。而皇帝要是看到他面红耳赤、唾沫四溅的样子，都不用别人证明，他自己就把自己送进套子里了，这么一个功利心极强的人，怎么可能少私寡欲呢。
所以有时候不妨走走曲线。做事老是一条路走到黑，往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就好像1977年美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抵制雀巢产品”运动，因为有证据表明，西方跨国公司任意销售的奶粉导致婴儿营养不良。美国婴儿奶制品行动联合会的会员到处劝说美国公民不要购买“雀巢”产品，批评这家瑞士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对此，雀巢公司只是一味地为自己辩护，结果遭到了新闻媒介更猛烈的抨击。整个危机持续了10年之久，正如美国新闻记者米尔顿？莫斯科维兹所言，“抵制雀巢产品”运动是“有史以来人们向大型跨国公司发起的一场最为激烈和最动感情的战斗”。直到1984年1月，由于雀巢公司承认并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经销母乳替代品的国际法规，国际抵制雀巢产品运动委员会才宣布结束抵制运动。
其实这场产品抵制运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出在这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对所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未能尽早地注意到社会公众的合法要求，只是一味地强调所谓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结果非但没令人感到公司关心社会公众提出的问题，相反还给人留下了公司不肯让步的坏印象。显然，这样的直线道路是失败的，如果他们能先不论究竟谁是谁非，早点停止辩解，换一个姿态出现在公众的面前，恐怕也就不会僵持这么久了。
中国人对模糊的概念使用得是最为到位的了。的确，世界上很多事情并没有明确的分水岭，就好像中国的八卦图，阴阳是用曲线而不是用直线割开的，好像是阴的地方却是阳，而看似是阳的地方却是阴。中国的管理者充分地领悟到了这一点，所以遇到棘手的问题时不会死心眼儿地往死胡同里扎。凡事都爱打打太极，行不通的时候不硬闯，收回来再从别的地方打出去，画出一道道美丽的曲线，再把它们连成一个圆，以圆为手段，最终达到通的目的。
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受大众至少是团队内部成员的关注程度肯定会高于一般人。而有些人可能对情况不怎么了解又喜欢乱下结论，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头上，这时候你去辩解反而会让人觉得你心中有鬼，即便最后得到澄清也极可能给旁人一种不好的印象，更何况有时候你无意之中真的会犯一些错误。对没有的事情不置可否，事情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时候你不是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敬吗？
中国有句老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至之，天下顺之”。我们的老祖先吃透了这个道理，总是不放过任何收揽人心的机会。可是什么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呢？大多数领导者都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个人魅力，得到下属及百姓们的拥护，那么离得天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在新野之战中曹操吃了亏，感觉自己威严扫地，面子上挂不住，于是抱怨不已：“诸葛孔明这个老匹夫，他还真有胆，居然敢跟我唱对台戏，看我怎么收拾他。”当即就要发兵攻打樊城。气归气，可是曹操不会意气用事，打一场毫无准备的仗，他决定先和刘备打一场心理战。曹操先派去了使者吓唬刘备，说自己的军队如何如何的强大，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劝他还是趁早投降为妙。
曹操想从精神上瓦解刘备的意志，谁知刘备根本不买账。刘备从来不逞一时之气，心里盘算着自己能打就打，打不赢就跑，就是不投降，你曹操能奈我何？但是就在刘备决定撤退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我刘备跑了，百姓怎么办？曹操这个人没什么人性，万一来个屠城，我怎么对得起这些百姓啊。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绝不能留下百姓，我可以没有城池，但是不能没有百姓，于是刘备决定带上百姓们一起撤退。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时间就是生命，许多下属和百姓都劝刘备早些离开危险之地，主将们更是坚决反对刘备的主张。和百姓一起撤退，很快就会被曹操的军队赶上，这无异于拿主帅的生命开玩笑啊。可是刘备却力排众议，誓与百姓同生死。将士们看见主帅如此不顾个人生死，与百姓共同进退，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主帅尚能如此，自己的生死又有何妨！于是，刘备冒着被曹操追上的危险和百姓一起撤退。最终，刘备赢得了下属和百姓的拥护，也为自己赢得了胜利。
中国民间向来就有“拥刘反曹”的倾向，究其原因，虽然和传统文化中刘备是皇家血统有联系，但更多的应该是源于刘备这种与百姓共呼吸同命运的个人魅力。
史瓦兹柯夫将军说：“下令要下属上战场算不得英雄，身先士卒上战场才是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最能鼓舞士气的莫过于将领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在商场和职场，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聪明，如果上头光会喊口号，却没有一点带头往前冲的个人魅力，牛皮很快就会被戳破的。单靠着权力来带人，是最下等的领导；最高明的领导则是身先士卒，通过自身散发出达到愿望与目标的热情。郭台铭就是这样一个随时站在第一线上的领导者。
从生产黑白电视的旋钮起家，到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民间制造业者，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个人魅力是让员工心服口服的主要原因。
10多年前，鸿海刚引进连接器冲压技术时，郭台铭每天都到工厂，亲自带领同仁一起磨炼技术。郭台铭干得比员工早，收得比员工晚，饿了随便吃点饼干，困了找个地方将就睡会儿，把休息的机会都让给下属，自己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似的。下属们受到了郭台铭的感染，以厂为家，努力磨炼，终于在和大家一起连续运作了6个月后，将鸿海的冲压技术提升到了国际水准。
2003年，危及全国，到处都笼罩上了的恐怖，尤其是广东，作为的传播源头，更成为了红色警报区。可就在这时，深圳基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解决，郭台铭想都没想就决定飞往深圳。他的下属及家人都一致反对，可是郭台铭依然坚持飞回深圳龙华基地。他对大家说：“哪里最危险，我就在哪里！”正是在他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的感染下，全体员工上下一心，共同将鸿海打造成为世界品牌。
要激发团队的斗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带头往下跳”，自己不率先显现出一种气魄，又怎能去感染人？中国的管理者十分重视这一点，总是以身作则，显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气质，用个人的魅力去感染人，达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理解和交流，这比任何命令都来得有效。
面子，按照字面的意思看来就是放在表面的东西，既然是表面的东西就不必太在意。对于尴尬的事，西方人通常以一个微笑或一个耸肩就一笔带过了，而中国人却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这不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嘛。中国的管理者早就懂得，要想让下属对自己死心塌地，就必须尊重下属，使下属真正具有尊严感。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地维护下属的面子，给他们以充分的尊重，这样才能让下属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命。
康熙帝对待人才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方法，他既不像曹操那样用“术”，也不完全像刘备那样用“宽”、“仁”，而是用信任与真情厚待他们，尊重他们，极其富有人情味。看看那些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命的大臣如魏东亭等，大多是对他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康熙帝知人、用人、尊重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手下人自然愿为他效力了。何以见得呢？且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则小故事。
康熙帝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微服出巡，探查民隐。皇帝出巡自然少不了要有保镖护驾，而保镖之中，最靠得住的便是魏东亭。
康熙帝本人最讲究科学和实际的考察。有一次，因为要治理黄河，他亲自前去巡视河道。在巡视的时候，看到地方老百姓和地方小官发生纠纷，康熙帝自然走到人群中想看个究竟。在观看中，康熙帝见地方小吏仗势欺人，便想为老百姓做主，一下子就得罪了那帮恶人。那伙人骂骂咧咧，便要动手打康熙帝。那康熙堂堂皇帝，哪遇到过这种屈辱！康熙帝本想拔出天子宝剑怒斩恶人，替天行道，但因为微服出巡，忘了带配剑。又转头一看，那个魏东亭正呆头呆脑地望着，不知如何应付这种突发事件。康熙帝大怒，便扬起手，“啪”的就是一记耳光打向魏东亭，斥责道：“主辱臣死，你懂吗？难道要朕亲自动手？”一句话提醒了魏东亭，立即出手解围。
当晚，在客栈休息的时候，康熙帝要了一杯茶，又要了一些点心，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定，不想吃也没有兴趣做什么，只好拿来一本书阅读，读了几页又放下。来回走了几步后，想到自己一直标榜仁慈厚待大臣，今天自己却又当众打了魏东亭一巴掌，他肯定心中有委屈，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就寒了这个从小玩到大的伙伴的心。
于是，康熙帝对在外站岗的魏东亭招了招手，说：“东亭！你过来一下！”魏东亭不知有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今时不同往日，以前和康熙帝一同长大，真是亲密无间，但现今皇帝一天天长大，开始有自己的威严，再加上今天的一巴掌，使他愈发感到自己和康熙帝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朋友关系了。
当魏东亭走近的时候，没想到康熙帝却微笑地说：“让我瞧瞧你的脸！”康熙帝一边看他的脸，一边说：“朕一向以仁慈对待下属，今日却无端打了你……”
魏东亭听了，突然间倍感亲切，一股热气涌上心头，脸不禁涨红了，连忙下跪，说：“主辱臣死，是奴才的过失！”
康熙帝又说，“今天委屈你了！有委屈就哭出来吧！哭过就会舒服一些！”
魏东亭受宠若惊地说：“不不不……没有委屈！奴才怎会有委屈？”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都是奴才手脚慢，见他们冒犯皇上，奴才居然呆着不知如何应付，真是罪该万死……”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流下眼泪。康熙帝笑着说：“事发突然，不怪你，是朕错打了你……”魏东亭更忍不住了，不禁涕泪俱下。
康熙帝说：“还说没有委屈，眼泪都控制不了。”
魏东亭叩头顿地，诚惶诚恐地说：“没有委屈！没有委屈！奴才只是感到受主上隆恩，感激万分，不知如何肝脑涂地报答圣上……”
“你说的是实话吗？”康熙帝一手扶起了魏东亭，顿了顿，说：“你不觉得朕委屈了你，近来对你好像刻薄了一些吗？”魏东亭立即说：“奴才没有这样想过，主子也未曾薄待过奴才！”康熙帝笑着说：“你越来越干练了，嘴也油了不少！”魏东亭惶恐地说：“奴才岂敢讲大话！主上的恩宠，无论是雷霆雨露都是君恩，莫说主子没有疏远奴才，就算有，奴才也要自我反省，奴才要自己学乖学好进步！”
康熙帝让魏东亭不要拘礼，坐下来陪自己随意地聊聊天。
康熙帝对他说：“你曾说要弃武就文，目的当然是要在日后找一条好的出路，这是对的，如果封你一个官职，只是朕一句话就可以了，但这样不能培养你成材。朕要有意锻炼你一下。你还需要多一点历练，所以朕对你是严格了一些。你知道吗？索额图是皇亲，有时胡来，只要不太过分，朕也会忍他一忍，给他一点面子。将来你的前途，肯定在明珠、索额图等人之上，但要好好历练……”
魏东亭听了，更加感激，说：“主子明训，令奴才茅塞顿开……”康熙又说：“朕再三筹划，才不得不把你留在身边。你要吃得起这个亏呀！”
康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情真意切，魏东亭平常本来有很多怨气，但经过今天一掌之后，得到皇帝如此交心地讲明白，真是心服口服，更加忠心地做好分内的工作了。
管理之道，就是这么简单，只要注意和下属沟通、尊重下属，就事半功倍了。很多人以为给予物质奖赏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要给下属最宝贵的东西，才可收买人心。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尊重他的姿态，是你宝贵的时间――你肯抽时间和他诚恳地交流谈心，比给他什么都有用。
“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千金不能得死士，一言可以酬知己”，即所谓知人交心得死士也。其中关键，就在于给人以真正的尊严和尊重，这是中国式管理的一个典型特点。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懂，难懂的是如何才能知人、用人、尊重人，这就要看这个领导者的德才学识和天分抱负了。
领导者的才干，就是知人善用。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刘邦择将，三人而已，这就是领导的奥妙。“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可谓人人皆知，但不见得人人都能用。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正是中国管理者们由古至今一直在学习汲取并不断实践的用人之道。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统兵攻曹，当时曹守军只有7000人，而吴军却有10万之众。出人意料的是曹军守将不仅把合肥守得固若金汤，而且还取得了反围城的重大胜利。曹军胜利的关键就在于曹操不仅知人，而且善用。曹操在这场战役中派出了张辽、乐进、李典这三员大将，让他们三人联合固守合肥，进行抵抗。
曹操亲自为这三员大将定下了作战方略，要求三人务必依计行事。这个战略就是：如果孙权来了，那么张李二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保护城池，不得与之交战。三位将军严格施行了曹操的作战方略，果然取得了胜利。曹操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原因就在于他对手下的大将十分了解。曹操知道，张辽“武力过人”；李典“有雄气”，善于和别人协同作战，却不与别的将领争功；而乐进虽然个头矮小，但却十分有胆略，他与张辽、李典“统御师旅，抚众则合，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火”。曹操根据他们各自的长处委以重任，对谁应战、谁守城进行了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将领的合理安排，最终以少胜多。可见，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兵力的多少，而是在于将领精不精，有没有把他们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充分发挥出各自的才能，让一加一永远大于二。
一个人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才干，最适合于某项特定的工作，扬其所长，用其所能，则他可以成为人才；抑其所长，用其所短，那他就只能是一个庸才。一个领导者倘若埋没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长处，反而使用其短处，就是对人才的摧残与毁灭，同时也是对国家事业的摧残和毁灭，是最大的不仁、不道。由此可见，善于识才用才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才大略者；反之，他就是一个无才无略者。一个人的最大长处可能只有一个，但其产生的价值效益却大得无可估量。曹操就是充分发挥了各人的长处，把每个人安排得恰到好处，因而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