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梁宗岱、戴望舒、李金发、穆木天等人视为中国的象征主义诗人或诗论家，势必要求我们到象征主义诗歌的源头去溯源，并看到它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扩散与传播。换言之，只有在世界大背景下，梁宗岱的诗人历程，及其成就与个人性，才能完整地体现出来。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和艺术潮流，一直具有暧昧性与概念上的模糊性。直到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在梁宗岱本人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已经终止的时代，法国批评界对象征主义作为流派是否真正存在，都存有争论和怀疑。梁宗岱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大师瓦雷里本人，在1939年撰写的研究文章《象征主义的存在》一文中，指出：“象征主义这一叫法的存在，似乎就是要去刺激世间的人，让他们绞尽脑汁。”他进一步指出，1886年由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的宣言而引出的象征主义潮流只是一个“神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向象征主义这个词投射自己的想法，因为“象征主义”这个词具有“无底的深渊”的含义。
1947年，著名批评家、文学史家吉·米修（Guy michaud）的研究著作《象征主义的诗性信息》发表，从此改变了在这一领域内的混乱状态。吉·米修的研究将分析与综合结合在一起，并致力于在象征主义各个阶段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之中，找出将象征主义的不同趋向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戏剧化色彩的精神危机”。在纷纭、复杂、零乱的现象中，他梳理出一种象征主义的发展进程，描绘出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呈现出从绝望走向希望，从全盘否定的悲观主义向重新找到的信念后的坚定的发展方向，并揭示出象征主义从自我封闭到朝生活开放的轨迹。
这一研究成功地避免了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在象征主义这一标签下，无视这一潮流的多样性，从而否定了它的创造的强度与广度；另一种是过于强调多样性，认为只不过是一大批纯个人化的追求和风格的简单汇总。这一工作在对象征主义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此之后，批评家们开始区分两种象征主义，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狭义的象征主义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以1886年莫雷阿斯在《费加罗报》发表的宣言为开端。加入这一潮流的作家们往往不是一些大作家，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今天已经只能到专业书中去寻找，但他们都显示出某种共同的参照，正是这些参照，形成了广义上的象征主义的一部分。狭义的象征主义以争辩为上，往往理论高于创作，而且缺乏真正的凝聚力，其中的主要人员如莫雷阿斯本人，很快就产生出别的美学追求。这一狭义上的流派具有过渡性质。莫雷阿斯本人在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一术语之后的五年，也就是说在1891年9月14日，就又在《费加罗报》上撰文，把象征主义视为简单的“过渡现象”，并表现出某种向古典主义的回归。在他的“分裂”之后，狭义上的象征主义继续存在，但到了1895年之后，其统一性已经再也无法成立。所以，一般认为，狭义上的象征主义仅存在了十年时间。
然而，与这狭义上的象征主义相对的广义上的象征主义则是一个重要得多的、历史跨度很大的艺术现象，它横跨了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触及艺术的各个领域。由于它处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对20世纪的现代诗、绘画与音乐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将都是一些重要的大作家，他们的某些思考，一方面成为狭义上的象征主义的参照，同时为后来整个20世纪的美学革命提供了理论与创作上的基础。这一广义上的象征主义（在文学上）可以上溯到波德莱尔、兰波，甚至更远，具体以魏尔伦、马拉美等人为大师，并在狭义的象征主义之后，继续延伸，一直到普鲁斯特、纪德（Gide，某个时期）、克洛岱尔（Paul Claudlel）和瓦雷里等人。也就是说，这一广义上的象征主义涉及了好几代作家。
同时，这一广义上的象征主义也因在地域上的传播而更加声势浩大。它几乎传遍了全欧洲，由于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通与“契合”，它更得以通过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媒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不同的现代时期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以至于直到20世纪中叶，甚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艺术中的“象征”精神。
狭义上的象征主义在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长轴上，处于清晰的位置。大致来说，浪漫主义—帕纳斯派—颓废派（作为象征主义的“准备”）—象征主义—“新精神”，构成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诗歌演变历史。而广义上的象征主义则与许多美学思潮与流派同时，更因各艺术的相通而变得复杂。由于有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直接与浪漫派的最后一道余波相连；由于有马拉美，象征主义又跟帕纳斯派有所瓜葛；由于有魏尔伦，象征主义带上了某种“印象主义”色彩；由于有克洛岱尔，又带上了新基督教象征色彩；由于有瓦雷里，则重新带上了新古典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色彩。由于广义上的象征主义的一些大师如马拉美、瓦雷里等，本身就处于一个时代中艺术活动的中心，各种各样的分支便又都可以与象征主义连在一起。从美学内容上来讲，象征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反对“再现”，这一点为20世纪的所有重要流派，如未来主义、抽象派等，都做出了铺垫，而作为对未知世界、神秘世界的探讨，这一流派又可以在保罗·克利、亨利·米肖等人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追求……
当然，强调广义上的象征主义，一方面拓展了人们对象征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为象征主义这一概念带来了更多的暧昧性与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象征主义的“地平线”的不断延伸，人们在不断加深对于象征主义的认识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恒定因素的寻找与探讨。梁宗岱本人在自己的精神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对象征主义的认识的深化过程。
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关于象征主义方面的真正专著，甚至尚不存在同一方面好的、权威性的译著。这使得我们对梁宗岱这一与象征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诗人、批评家的成就与地位一直无法给予令人信服的评判。从我国最早接受象征主义这一概念起到现在，不管是新诗界还是批评界，由于缺乏对狭义上的象征主义与广义上的象征主义基本的文学史上的了解——马拉美的著作很少有译本；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的作品也都是零散的，而且往往是我国的象征主义者们自己翻译的，如戴望舒的译诗和梁宗岱的译诗；瓦雷里、克洛岱尔等人也无系统性的介绍与研究——使得人们无法具有应有的距离感或历史感，往往只能就事论事，缺乏理论上的“景深”。所以，在本书中，有必要提供必要的法国乃至欧洲相关的文学史背景，将狭义的象征主义与广义的象征主义（包括先驱、渗透、传播、历史上的延续）做出概括性的介绍与解释。只有这样，梁宗岱的意义与成就，才可能得到足够的“照明”，看出其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一致性，辨析出他的“误读”或类同，从而达到看出他个人独特意义的真正批评效果。换言之，我们需要为梁宗岱提供一个超越于生平简编以及家庭溯源以上的“象征主义谱系”。只有在这“精神的大家庭”的映照下，这位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精神的纯洁性与诗歌的最高境界（《一切的巅峰》）的诗人兼批评家、翻译家的内在世界及其意义，才会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对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与西方思想的精神相遇这一重大课题，必定具有珍贵的个例说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