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十分短暂，但是人类对心理异常的关心、认识与理解则和人类生活的历史一样长。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关心着他们的身体健康、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在环境中的位置。他们提出了许多与此有关的问题，并且发展或形成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种种思想观点与理论。
许多人可能看到现代方法与技术毫无疑问要比早期曾经使用的方法与技术更为有效和进步，于是，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去关心这些新方法与技术，而总是要追述过去的东西呢？出现这种看法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看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重要联系。许多看似属于今天的东西实则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而非对历史的否定或拒绝。因此，对变态心理学历史的回顾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地理解现代科学及其发展的背景。为了真正理解人，我们就必须了解在他们的生活中所发生过的事情；为了真正地理解当代变态心理学的理论、思想与实践，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与起源。
一、史前时期：异常与神鬼学
在史前时期，关于心理异常现象没有文字记载。因而，我们对异常行为在史前古代社会的处理方式了解甚少，我们知道的只是，就像对大多数其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一样，我们早期的祖先把异常行为看做是由遥远的事物或超自然的力量控制与影响的结果，诸如神的报复、遥远的星体或恶魔的控制。那种关于邪恶的事物，如魔鬼进入人体，并控制了其思想与躯体的学说叫做魔鬼学（demonology）。
公认的治疗魔鬼附体的方法是把邪恶的魔鬼从受害者身体里哄骗或逼迫出来，这种方法叫做驱邪（exorcism）。驱邪有很多种技巧和方法，从温和的到粗暴残忍的都有。在一些个案中，治疗限于祈祷、噪音和服用某种麻醉药物。一些着魔比较严重的人可能会被淹入水中，或被鞭笞，或者用饥饿以使身体成为让魔鬼感到难受的居所而被逐出。有些患者被强迫吃喝经过调制的充满恶臭、令人作呕的食物或饮料，其中含有血、酒及羊粪等。有些则被处死，因为他们被视为累赘，或者会对他人造成威胁。这个过程往往由一个被部族认为拥有魔力的人执行，他可能是一名巫师、僧侣，也可能是一名医生。在某些个案中，患者只是简单地被部族赶走，流浪于野外，或者受到人们的嘲弄，得不到人们的帮助。
据说环锯术是用于驱邪的一种治疗方法。
然而在史前时期，并不是所有的异常者都被认为是被恶魔缠身，也并不是所有的异常者都必须经过精心的驱邪。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甚至在极为迷信的人中，变态行为常常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得到处理。例如，简单地把患者送回家休息，并且在社区的祈祷中为患者祷告等。这种矫治方法即使在今天一些小的、传统的社会里仍然经常被使用，这可能和古代社会使用的方法相似。
一些属于公元前8000年以前石器时代的令人惊异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南部非洲等地出土的一些头盖骨上留有被钻的孔。人类学家认为这可能就是那种被称为环锯术（trephining）的外科手术，而这种手术是用以治疗心理障碍的方法之一。人类学家们推断，史前人相信恶魔陷入了人的头内，导致异常行为，必须通过外科手术才能使恶魔离开并使人恢复正常。一些人就是死于这种驱邪的治疗方法上。令人吃惊的是，出于各种各样从巫术到医学的目的，环锯术并没有随着石器时代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世界各国。环锯术的证据在许多国家与文化中被发现，包括远东与中东、英国的凯尔特部落、古代或今日的印度，以及南美和北美的不同民族，包括马亚、阿兹台克及巴西印第安人。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中至今仍在使用这种方法，以免除由于头部损伤而造成的痛苦。
二、古代社会：自然主义与生源论
在古代中国、埃及、希腊和希伯来人的文献记载中仍然可以发现远古时期的魔鬼观，并且这种观念持续了数千年。《圣经》中曾提到，恶魔无处不在；在《新约全书》中，据说耶稣可把恶魔从着魔者身上驱赶出来。
尽管如此，在古希腊和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变态行为的自然主义观点的出现与发展。文献记载，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B。C。—360B。C。）就是最早具有这种研究倾向的人。希波克拉底被认为是科学的医学奠基人，也被称为精神病学之父。他反对当时盛行的超自然理论，他认为所有的疾病包括精神疾病都是由于自然因素引起的。在关于癫痫的论文中，他对癫痫症作了简短的评述：“如果你切开头部，你会发现大脑是湿的，满是汗水和难闻的气味。用这种方法，你就可以知道伤害身体的并不是神，而是疾病本身。”
希波克拉底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希波克拉底倡导对心理障碍的个案进行观察，并尽可能以客观的方法记录其观察到的情况。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科学文献中第一次对恐惧症、癫痫症及产后精神疾病（分娩后出现的严重抑郁）做出了经验的描述。
第二，希波克拉底提出了有关变态行为的最初的生源论（biogenic theories）。尽管他意识到外部的压力可能有一种破坏性的心理影响，但是他认为心理障碍首先是由人的内在过程导致的。就现代科学而言，他的理论是相当原始的、粗糙的。例如，他把歇斯底里归因于子宫的游走（在那时候，子宫被认为在女性身体里是不固定的并且可以自由游走）。同样，他还认为各种各样的人格障碍是由于身体中的四种性质不同的液体——黏液、血液、黑胆汁和黄胆汁的失衡造成的。他认为四种体液如果正常地混合起来则健康，如果其中某种体液过多或过少，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失常，人就会生病。尽管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很多学者把它看做是变态心理学领域中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的前兆。可以说，他的学说对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罗马时代的著名医生盖伦（Galen，130A。D。—200A。D。）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观点。他对抑郁症的不同类型进行了描述，主张用静脉切开术，放出过多的黑胆汁进行治疗。
第三，希波克拉底显然是第一个试图把异常精神状态进行统一分类的西方科学家。他把精神障碍分为三类：躁狂症（异常兴奋）、忧郁症（异常消沉）和精神错乱（大脑发热）。
希波克拉底的贡献主要在理论和方法论领域，在心理障碍的治疗方面，他并没有取得重要的进展。尽管如此，他的治疗方法与那些驱邪的传统相比，明显更加具有人性化，而这种治疗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例如，他对忧郁症的治疗包括让患者休息、锻炼、少吃刺激性的食物，以及节制性欲和戒酒。这种摄生法（regimen）（如用指定的食物或休养等）在医生的指导下是最容易实行的；他还经常把患者带回家里，以便更好地观察他们。
希波克拉底这种更为倾向于人性化、更为尊重患者的治疗方法得到了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3B。C。—342 B。C。）的支持。尽管他对精神障碍治疗的看法还带有超自然的思想成分，但是柏拉图坚持认为对心理障碍患者的照料应该是家庭的责任，而且患者不应该因为其过激行为而承担任何责任或受到任何惩罚。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后来的希腊社会，使该社会形成了一种对心理疾病采取避让的态度。例如，亚历山大（Alexandria）曾经用来供奉农神（Saturn）的神庙，也被辟用做避难所，让有心理疾病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休息、锻炼，甚至用音乐等其他治疗方法，使患者尽快康复。
相关链接1-1 中国早期关于心理异常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对心理疾病也有大量论述。战国时代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神”，“心神”，不仅控制着人的精神活动，而且统管五脏六腑。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也谈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黄帝内经》还论述到，在剧烈的情绪变化下能引起精神异常，且影响体内正常功能。同样，躯体内脏变化也会累及情感。中国古代医学家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大怒伤肝，大喜伤心，思虑伤脾，悲忧伤肺，惊恐伤肾”的七情内伤论，对躯体和精神功能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治疗方面则采用清热泻火法和针灸治疗。这一学说至今尚未失去其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医学对疾病成因的信念建立在对自然而非超自然信念的基础之上。例如，在“阴与阳”的概念中，人体就像是宇宙被划分为“正与负”两种力量一样，两者交互影响，或相互补充，或相互排斥。假如两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其结果是身体与心理的健康；假如两种力量失衡，则出现身心疾病。因此，古代中国的治疗方法侧重于重新恢复阴阳的均衡。当时的医生认为，面对患者的激动状况，治疗应该从饮食控制开始，因为食物被认为是阳气的来源，而患者被认为需要让体内的阳气减退下来。
医圣张仲景
在公元2世纪时，中国医学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张仲景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希波克拉底的医生，于公元200年左右撰写了两部流传后世的医学名著。和希波克拉底一样，他关于身体及心理疾病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器官病变是造成疾病的主因。此外，他也相信应激性的心理状况可能会导致器官的病变。他运用两种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一种是药物，另一种则是让病人通过适宜的活动来恢复情绪的平衡。
如同西方一样，古代中国关于心理疾病的看法也同样存在超自然的观点。例如，心理疾病是由于鬼魂或妖邪的作用所致。当然，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心理疾病的神鬼观从来没有西方社会那么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没有西方那么长久。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与超自然之争
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和罗马帝国的兴起，希波克拉底关于心理障碍的观点继续流行了几个世纪之后才衰落。公元前1世纪，Asclepiads这位正在罗马行医的希腊医生背离了希波克拉底关于心理障碍是由于体液不平衡而产生的信念，他认为情绪方面的障碍可能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这种观点类似于许多当代有关异常行为的解释。Asclepiads也是第一个对慢性和急性心理疾病做了区分的人（慢性精神疾病的症状是相对长期、变化不大；在急性精神疾病中，症状是突发的、戏剧性的）。他还对幻觉、错觉、妄想等异常心理现象的特征做了描述，并对如何使这些特征作为诊断的征兆而加以使用做了说明。作为一个治疗家，他还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现代概念，例如音乐疗法。
两百年后，即到了公元2世纪，正在罗马行医的希腊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130A。D。—200A。D。）综合前辈的观点提出了器官论（organic theories），在解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他最先认为存在于动脉中的是血液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空气。这个发现导致心理障碍治疗中放血疗法的使用，以期恢复人体体液的适当平衡。放血作为对情感与身体障碍的一种治疗方法持续存在一直到19世纪。然而在盖伦去世后，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发展缓慢。最终，在公元5世纪随着北欧外族的侵入，罗马失陷，和对大多数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对心理疾病的研究也衰退了，即中世纪心理疾病的研究受到魔鬼学、占星术、巫术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一）中世纪的理论与治疗
在这幅15世纪后期的油画中，
意大利西恩那圣·凯瑟林大教
堂正在举行将魔鬼从一名妇女
身体中驱赶出去的仪式。一只
小魔鬼正在从她的口中飞走。
中世纪是一个充满着强烈宗教狂热的时期，像其他事物一样，精神错乱被认为是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很多精神病患者因此得到相应的处置。一些人被带到了教堂，向上帝祈祷，并用圣水清洁心灵。一些人则遭到鞭打、挨饿，以处罚内心的魔鬼。也许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野蛮、残暴的方式，在中世纪乃至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后，却被当时的大多数人看做是相当恰当的处理方法。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是由于心理障碍而受到了这种对待。显然，有些人真正有心理障碍，但有些人很可能只是行为古怪，或者只是属于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那种类型。
在中世纪，通常由修道士负责照料并护理患者，尽管一些修道士可能没有运用古希腊医学著作中的医学知识，但是他们仍然拥有一些经典的希腊医学典籍。当修道士们照料心理疾病患者时，他们会为患者祷告并让患者触摸圣徒的遗物，或在下弦月期间调制迷幻药让患者服下。患者的家人也可能带患者到教堂祈祷。许多心理障碍者流浪在乡间，衣着越来越邋遢，心理机能的丧失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当时也有人从自然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许多心理障碍是由躯体疾病或情感困惑引起的。从13世纪开始，在英国出现了通过审查去确定一个人的心智是否健全的制度。审查在王国政府的法权下进行，以对心智不健全者予以保护，同时对不健全心智者的裁决允许王国政府成为精神病患者财产的监护人。在审查中被告的定向、记忆、智力、日常生活及行为习惯都存在争议。对怪异行为的解释典型地将其与躯体疾病联系起来，或者与伤害，或者与某种情感的打击联系在一起。在Neugebauer（1978）所检视的全部案例中，仅有一例涉及神鬼学的解释。例如，一项对英国的司法记录的研究表明，当中世纪的官员对一个被说成是精神错乱的人进行审查时，他们常常要给该精神病病因提供自然的、常识性的解释。1291年，一位接受审查的男子据说是由于“头部受到打击”后陷入精神错乱的。1366年，另一位受审的男子据传是“由于对父亲的恐惧而产生”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的。而这些在今天也可能会被引用作为心理障碍的种种原因。同样，由一位英国修道士在13世纪早期编写的《巴斯奥罗米思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atholomaes），在其后的三百年间被欧洲大学广泛使用，该书对心理障碍的身体与情感方面的来源做了探索。这些早期的诊断学家大多数或许深信心理疾病的原因最终是超自然的，但是，他们认为意外事件、直接原因却来自自然因素。
进而，精神错乱是否被归因于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要有证据加以说明，同时精神错乱也被看做是一种疾病形式。中世纪教堂窗户上的彩图表明，圣徒们正在给跛脚者和盲人旁边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从13世纪起，随着欧洲城市的逐渐扩大，医院开始受到世俗的影响与控制。权力不断增加的市政当局倾向于补充或接管某些本应由教会所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对疾病患者的照料。14世纪中叶起，在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市创办了圣三一医院（Holy Trinity Hospital），创办该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疯子的安全直至其恢复理智”。这期间英国的法律允许危险的精神病患者与低能者和其他患者一样进入同一家医院。
（二）对女巫的迫害
在13世纪乃至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民众饱受社会动乱及一次又一次的饥荒与瘟疫的痛苦，因而以神鬼观去解释这些灾难。当时的欧洲人产生了对魔鬼的痴迷，认为疾病或灾难是撒旦施行的魔法或者巫术所致，这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或对上帝的否认。如同今天一样，当人们面临一些不甚明白或恐惧的事件时，倾向于利用任何能够利用的解释。于是对那些被看做是女巫的人大加指责，这些不幸的人受到了疯狂的迫害。
如果这位妇女在女巫检测中未被淹死，那么可以断定她是魔鬼的同谋。
1484年，罗马天主教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Ⅷ）鼓励欧洲的教士们千方百计地搜寻女巫。他派一些旦米尼克教派修道士们赴德国北部进行调查。两年后，他们出版了一部包罗万象、直言不讳的手册，名为《女巫的杵锤》（The witch's hammer），以指导对女巫的迫害。这部法律与神学文件后来作为一部关于巫术的教科书而被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奉为圣明，并在对待精神异常者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书中认为情欲是邪恶，女人是败坏男人的女巫。书中还阐述了大量性问题、女巫勾引和施行邪恶的手段、用以揭露巫术的办法，以及适用的救治措施。该书的流行造成了一场反女性、反性欲的热潮。如果那些所谓的女巫拒绝认罪，那么那些对巫术的指控便成为对这些人的折磨。那些被证明有罪且忏悔者将被终身监禁，而拒绝忏悔者则被处以死刑。这本手册详细说明了一个人的理性突然丧失是恶魔占据心灵的一种征兆，而一种通常的方法则是用火烧将恶魔驱赶出来。心理异常的人被认为是与魔鬼有契约，这很容易造成对他们的迫害和摧残。在中世纪有成千上万的妇女、男人甚至儿童因“危害社会，在空中飞行，以及巫术”等罪名而受尽迫害与刑讯折磨，或者被套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这种对心理异常者的狂热迫害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当时，由于瘟疫流行、饥饿成灾、生活没有着落，因此幻想出一种“女巫”做牺牲品的方法。人们仅有的希望是有一个仁慈而又万能的上帝，使他们免受魔鬼的摧残，并让他们在死后能升入天堂。在当时，不承认存在女巫和魔鬼会被当做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那些心理异常的人被看做是与魔鬼为伍的堕落者；他们是虚弱、死亡、疾病、残害婴儿的罪魁；他们是不道德和恐怖的原因。因此，这些人对一个充满恐惧和不稳定的社会是高度危险的。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与治疗
就女巫的迫害很少与心理疾病的历史记载相联系而言，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可能并没有心理障碍。在大型社会里，女巫受迫害明显很少是因为其行为怪异，而更多的是因为政治与经济利益，即刑讯迫害通常被用于排斥政治对手、没收财产、镇压异己。例如，在1429年帮助领导法国军队驱逐了英国入侵者的让·雅克受到巫术的指控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其主要罪状在于声称受到了上帝的直接启示，而非通过教会的传递，因而在教会眼中属于异端。然而，在小型社会中，被指控者常常是穷人、老人或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妇女，或者只是简单地因为社会名声不好——通奸者、渎神者、窃贼、不合时宜的人等。无疑，某些心理疾病患者也属于这类群体。
心理疾病患者受女巫迫害之苦这一事实也从那些反对这种狂热的人的作品中得到了证实。这些作家一致反对宗教法庭的裁判，其主要论点在于，宗教裁判的受害者根本不是魔鬼的同伙，只不过是精神错乱而已。例如，1563年，第一个医疗开业者，德国人Johann Weyer对心理疾病产生了特殊兴趣。他发表论文断言，那些被作为女巫而饱受折磨或火刑的人实际上是心理失衡或者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人。很快，Weyer为一名叫斯科特（Reginald Scot）的英国人所追随，斯科特于1584年出版了《巫术的发现》一书，该著作指出，在受女巫追捕者迫害的那些人中，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还有心理疾病的证据。
另外，似乎很有可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女巫”是心理疾病患者。同时，有证据指出，在中世纪，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会引起女巫搜捕者的极大注意，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被看做患者，他们的问题往往得到自然概念的解释，并得到社会的照料。一些人被禁闭在救济院里，另一些人则在普通医院中。例如，建于1247年的伦敦伯利恒医院（Bethlem Hospital）到15世纪时几乎全部是精神病患者。在文艺复兴时期，至少在英格兰，最主要的努力在于使社会管理活动制度化，即实行社会内部对心理疾病的监管。
四、18和19世纪：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
（一）精神病院的改革
1.精神病医院的产生
直到15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末期，尽管欧洲已有许多麻风病院，但此时精神病医院仍寥寥无几。在12世纪，仅有150万人口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开设了220家麻风病院。自十字军东征之后，或许由于战争的结束切断了来自东方的传染源，麻风病逐渐在欧洲消失。由于麻风病不再为社会所关注，因而许多医院被转而用于精神病患者。
维也纳疯人塔景观
对精神病患者的禁闭最早开始于十五六世纪。麻风病院被改造为精神病院，用以禁闭和照料精神病患者。其中有许多医院将精神病患者与乞丐混在一起。当时乞丐被认为是最大的社会问题，16世纪的巴黎人口不足10万，但乞丐就有3万人之多（Foucault，1965）。这些精神病院除了让住院者劳动外，没有其他特殊的安排，但对精神病患者却给予了更为特殊的禁闭。
伦敦伯利恒医院建于1247年，到1403年仅住有六个精神病患者，1547年，亨利八世将该医院移交于伦敦市，此后专门用于禁闭精神病患者。伯利恒医院的条件极差，许多年间，疯人院这个词成为该医院的俗称。到18世纪时，伯利恒医院实际上成为能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伦敦塔相匹敌，并吸引大量伦敦游客的一个观光景点。即使到了19世纪晚期，参观狂躁、凶暴的患者及其古怪、滑稽的行为仍被当做一种消遣与娱乐，伯利恒的门票往往一售而空。同样，1784年建于维也纳的疯人塔，患者被禁闭于内部是四方形的空间与外部为一堵墙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游人可从那里看到精神病患者。
除受到除上述恶劣的条件与非人性化的对待之外，当时的医疗方法也很原始。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的本杰明·鲁什（Benjamin Rush，1745—1813），认为心理障碍是由大脑中血液过量引起的，因而他所热衷的治疗方法是从患者身上抽取大量的血液。他的另一个假设是，许多精神病患者可以通过恐吓而治愈。
2.帕森的改革
在大医院里改进治疗的最初努力开始于18世纪后期。当时改革运动的倡导者是刚从医学院毕业，年仅26岁的Vincenzo Chiarugi（1759—1820）。他受命管理一家新建于佛罗伦萨、名为Ospitdale di Bonifacio的精神病医院。一年之内，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改革标准，包括制定的规章强调，患者需要人道对待，他要求给患者提供工作和娱乐活动，除了在隔离的情况下，禁止使用诸如铁链之类的禁闭工具。
大致与Chiarugi同时代，最为著名的改革发生在巴黎的La Bicêtre这家医院里。这一改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帕森（Jean-Baptiste Pussin）。在他发布的告示中制定了新的规则，其中之一就是禁止职员殴打患者。据帕森后来的回忆，这次改革几乎引起一次员工的造反：“护理人员们试图反抗我，他们说，他们没有安全保障……但是，尽管他们吵吵闹闹，我仍然坚持我的决心，一定要达到目的。他们中大多数因违反规定几乎依次被我解雇。”帕森还要求打开患者身上的铁链，这些患者一直被称做“狂暴者”，并且用镣铐绑缚在床上多年，有的甚至长达二十年。解除了他们身上的铁链，他们可以在地上散步，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可以感受到人的自由。正如帕森所期望的那样，这些患者中有许多逐渐被驯服并更听从管理了。
3.皮奈尔的改革
菲利浦·皮奈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被视为精神病院中对精神病患者采用人道主义治疗运动的最重要人物，在La Bicêtre，皮奈尔打开了精神病患者身上的铁链。
1793年他成为巴黎La Bicêtre医院精神病房的主管，进一步扩展了帕森的改革。皮奈尔认为，精神病患者只不过是由于严重的个人问题而丧失理智的普通人，像动物一样对待他们不仅是野蛮的，也会妨碍其康复。皮奈尔将患者重新安置在了通风透光的病房里，摒弃了诸如放血、灌肠、拔火罐（用烧热的小杯使皮肤上起水泡）等野蛮的治疗方法。许多完全无法管理的患者变得安详并更容易管理了；那些曾被认为是危险的人现在散步于医院与庭院之中，并未表现出任何滋扰与伤害他人的倾向；一些被监禁了多年的患者得到明显恢复，最终被允许离开医院。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患者交谈，倾听他们的问题，给予他们安慰与建议。他还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为每一个患者建立起病例。由皮奈尔倡导的这一方法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改革，因为它允许医生描述不同患者在发病进程中的特殊类型。对这些类型的了解成为对心理障碍分类、对其病因进行深入研究及有效治疗的基础。
皮奈尔退休之后，他的学生及继任者Jean Esquirol继续了这一改革运动，在法国各地按照帕森和皮奈尔提出的人道主义治疗思想建立了十所新型的精神病医院。
4.道德治疗
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位名叫威廉·塔克（William Tuke）的公谊会教徒为约克精神病院的恶劣条件所震惊，他试图在英国北部进行同样的改革，并向公谊会提出建立自己的治疗机构。他相信，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最重要的治疗环境应该是提供一个安静且有支持作用的宗教背景。1796年，他将一批患者迁至一个被称为约克休养所的乡村庄园里。在这里，患者可以和护理人员讨论其内心的困扰，在花园里工作，可以祈祷、休息以及在乡间散步。在约克休养所，塔克严禁给患者戴上铁链，让患者在花园里自由散步，因为这样更有可能“降低患者的感觉”。因此，约克休养所患者的恢复率较高。
尽管这些改革受到皮奈尔和塔克同时代的一些人顽固的抵制，但是这些新方法最终还是在“道德治疗”的名义下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美国，公谊会的精神病院在1817年建于宾夕法尼亚州。模仿英国的约克休养所，美国人于1824年在康涅狄格州建立了哈佛休养所。其他一些美国的医院也都受到皮奈尔和塔克所提倡的同情与关心的影响。这种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态度与处理方法后来以所谓的“道德疗法”（moral therapy）而知名。根据道德治疗的概念，心理障碍患者不过是一些有着特殊问题的普通人而已，道德治疗倡导像普通人一样对待患者，并以依靠提供一些良好的环境来恢复患者的“道德信念”为目的，在这种环境中患者平静地生活，并能与医护人员紧密接触；医护人员与他们交谈，讨论他们的困难，为他们阅读，并鼓励他们从事一些有目的的活动，引导他们过正常的生活。显然，这种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关资料显示，在19世纪初的欧美，道德疗法是当时的精神病医院所提供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在那些住院治疗的患者中，至少有70%的人的病情或者得到了改善，或者完全康复。
（二）美国的改革运动
在美国，在心理健康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本杰明·鲁什，他与皮奈尔同年出生，并以“美国精神病学之父”而知名。1812年他出版了《对心理疾病的调查与观察》一书，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也因此使其成为美国第一个促进对心理健康原因研究的人，他还第一个组织了精神病学方面的医学课程。
当然，鲁什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是不科学的。他相信心理疾病是由于过度兴奋而导致脑血管中血液过剩的结果。这种观点使得其在治疗方法上更为不科学：依靠大量放血来减轻血管的压力。他还突然把患者丢进冰冷的浴缸里，或者使其陷于某一称做镇定器（tranquailizer）的装置中。他认为上述两种情境都可以减少大脑中血液的流量。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肯定，这种治疗程序并不是有意折磨患者，而是为了治疗。此外，鲁什的治疗还伴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做法：鲁什建议医生们定期给患者发一些诸如水果或饼干之类的小礼物；在宾夕法尼亚医院，他坚持雇用那些和气友善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做护理，这些人可以帮助患者阅读，和患者交谈，并能与患者共同活动。简言之，鲁什对美国的精神病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精神病治疗引向了人道主义之路。
在鲁什之后，迪克丝（Dorothea Dix，1802—1887）将这一改革进一步扩展。迪克丝是波士顿的一名学校教师，40 岁时她参与了一所监狱的主日学校的教学工作。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恶劣条件。后来她到了国外，在参观了约克休养所等精神病治疗机构后，她坚信必须对心理治疗方法与机构进行改革。很快，她走遍了美国，访问了很多监禁精神病患者的肮脏监狱和贫民窟，给很多州议员作演讲，以便让他们关注这些患者。
迪克丝要求把那些精神病患者搬迁到独立的房子中居住，配备适合他们特殊需要的人道设施。她将这一改革运动推向全国，并且最终推向加拿大和苏格兰。她还直接负责了三十二所精神病院的创建和基金筹备工作。
（三）住院治疗与道德疗法的衰落
迪克丝等人的改革产生了一个他们也意想不到的不幸结果：他们为道德治疗的衰落做出了贡献（Foucault，1965）。一间又一间的医院相继开业，却根本没有足够的道德治疗的拥护者参与到这一工作中。事实上，各种工作人员都很缺乏，因为尽管各州政府都愿意建立精神病院，但他们仍然不认为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这就意味着精神病院获得的经费更少，而经费少就意味着雇员也更少。同时，这些医院的就诊人数逐年增加，很快出现医患比率不协调的状况，导致医院失去了平静、祥和的气氛，而这恰恰是道德治疗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些新的精神病院被高墙阻隔在阴沉的环境中或荒野乡村，结果导致大众忘却了以前由皮奈尔和塔克曾经努力倡导的思想：精神病患者不过是一些普通人而已。在公众心目中，这些高墙内似乎隐藏着黑暗与恐怖，精神病患者再一次被看做反常的、危险的群体。
导致道德治疗衰落的原因还有以下三点（Bockoven，1963）：第一，道德治疗的第一代倡导者如帕森、皮奈尔、塔克，他们没有成功是因为其事业后继无人。作为一项崭新的运动，道德治疗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者，然而在先驱者去世之后却后无来者。第二，到19世纪末为止，许多住在精神病院的贫穷患者都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人们对他们存有极大的偏见。新教徒愿意为这些患者支付住院治疗的费用只是为了将其禁闭于医院中，而不是为了给道德治疗提供舒适的环境。第三，在同一时期，国家精神病医院体系的发展是以医学模式出现的。医学模式在早期的成功使精神病学专业人士确信，他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指向生物学研究，而非指向建立一种典型的道德治疗的全面治疗环境。医学模式也令他们坚信，患者在“痊愈”之前不应该被释放。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病床被那些患了长期、慢性病的患者所占据，而其病情永远不会好转，也永不可能离开那里。
在19 世纪下半叶，道德治疗日益为监管式护理所取代。这一时期，社会逐渐不把精神病患者仅仅视为社会偏离者，因而对他们的宽容表现出的支持越来越少（A。S。Luchins，1993）。一些患者无家可归，一些患者像以前一样，被关进了监狱和救济院，或被送进大型而冷漠的公立医院，康复率大跌（Bockoven，1963，Dain，1964）。至此，由迪克丝等人所推动的以人文关怀为目的的住院治疗运动以无视人性而告终。
五、现代变态心理学的建立
就在迪克丝忙于她的改革运动之际，当时的一些精神病医院的管理者们也试图采用一些更好的方法来管理患者。1844年，由十三家精神病医院的管理者发起成立了医学管理协会下属的美国精神病管理协会。该组织的名称最终被命名美国精神病协会（APA）。该组织的建立又导致了心理障碍医学模式的产生，该模式认为，异常行为是由身体的问题引起的，因此也只能用医学的方法加以治疗。
当新式的精神病院在美国各地开设之时，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在欧美迅速发展起来。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并得到实践的检验，而且向原有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理论家们也在探寻新的分类方法并展开对变态行为的研究。
（一）变态行为的实验研究
1879年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威廉·冯特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通过精确测量与控制方法去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冯特实验室的建立被看做是现代心理学开始的标志。这也是变态心理学发展中关键的一步，因为冯特的研究方法很快就被应用于变态行为的研究之中。
在冯特的众多学生中，来自德国的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在变态行为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经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学实验室，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心理病理学或者说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在那里，克雷佩林和他的学生们调查研究了心理病理学与运动、疲劳、情绪、言语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他们也研究了药物对各种心理变态的影响。
克雷佩林的研究为欧美各国所追随。1904年，美国第一所用于对心理障碍患者做临床实验研究的实验室在马萨诸塞州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建成，而后其他医院很快也效法麦克林医院的做法。1906年，美国医生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创办了美国第一份实验心理病理学的专业期刊——《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目前该期刊仍然是该学科最重要的刊物）。总之，在20世纪头20年，实验变态心理学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在那之后，其发展缓慢并落后了，结果心理动力学的理论渐渐兴起并得到普及，但在心理动力学发展的早期，没有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到了20 世纪50年代，变态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又再一次兴起，对变态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至今，它仍然为该领域的最新发现提供着许多重要实验证据。
（二）克雷佩林与生源论
克雷佩林
虽然“生源论”（biogenic theory）源自古代社会，但关于心理障碍的第一个生源学系统描述是由德国精神病学家威尔海姆·格里森格（Wilhelm Griesinger）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而第一个将以生源论为基础的医学模式应用于欧洲精神病学理论前沿的人则是实验变态心理学的创建者克雷佩林。在其《精神病学教程》（1883/1923）中，克雷佩林不仅认为大脑病理学在心理障碍中具有中心作用，同时他还根据生源论观点，为精神病学提供了第一个综合分类系统。他声称，像身体疾病一样，精神疾病也被划分为各自独立的病理学分类，其中每一种类别都有不同的器质性原因，都可以通过性质不同的一组症状被识别，这样一组症状被称为症候群或综合征（syndrome）。19世纪初，大多数医生认为，周期性极度情绪高涨、没有真正躯体病损的肢体瘫痪、言语错乱等都是精神疾病的征象。但是对这些症状的含义，以及各症状间的相互关系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后来，从躯体医学中得到启发，医生们发现结合在一起的综合症状往往表示一种特殊的疾病。每一综合征表明有一基本病因，从而提示一种合乎逻辑的治疗方法。因此，医生治疗肺结核时不是仅仅去减轻咳嗽或发热之类的症状，而是努力去控制结核杆菌。同样，在心理疾病方面，一旦某人表现出某种综合征，就可以根据分类系统做出心理障碍诊断。而诊断一经做出，也就可以根据在其他相同疾病中所见类似病例对该障碍做出病程与后果的预期。
在克雷佩林的分类中，他把心理异常分为三类：伴有精神症状的躯体疾病；内因性精神病，即没有明显病理解剖改变的心理异常，包括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人格偏离和反应状态。他确信精神异常具有器质性原因，因而他十分重视遗传和代谢因素的重要作用。克雷佩林的生源论及其分类系统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的《精神病学教程》发行到第九版，他本人也成为公认的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
与此同时，格里森格的另一位追随者，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撰文提出应予以神经病学和遗传因素足够的重视。在克拉夫特—艾宾的《精神病学教程》（1879/1900）及其具有开创性的性心理障碍全书《性心理变态》（1886/1965）中都十分强调器官因素和遗传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早期理论家的努力，才有了心理障碍现代医学模式的进展。
（三）麦斯麦术与心源论
直到20世纪，生源论在变态心理学研究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无疑，这部分是由于对一般性轻瘫（麻痹性痴呆，paresis）取得了令人惊喜的发现。但在18世纪末，乃至整个19世纪，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精神疾病具有完全不同的起因。因为，尽管许多有严重精神病症状的患者也常常表现为大脑损伤，但是对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性行为异常患者的神经系统进行了直接仔细的检查，却并未发现任何损伤，而大脑和其他器官损伤只能解释很少一部分心理障碍。于是把心理障碍归因于心理机能失常的各种心源论观点在法国和奥地利流行起来。
这段现代心因性理论的历史是伴随着一位富有魅力且具争议的人物开始的，他就是奥地利人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1733—1815）。18世纪末，一些令人兴奋的发现被应用到磁学和电学方面。麦斯麦是一名奥地利医生，他曾经尝试将这种新知识应用到心理状态的研究中。他认为，行星的运动控制着宇宙磁性液体的分配，而且这种磁液的变化影响着心理与身体的健康或疾病。因为每个人都充满着磁性液体，磁液平衡就是健康，失去平衡就会有心理或躯体的疾病。因此，他用通磁的办法使机体磁液恢复平衡，以治疗疾病。这种技术叫麦斯麦术或通磁术，它是催眠术的前身，即催眠是从动物磁性感应演化而来的。麦斯麦的观点在维也纳并不流行，于是他到欧洲游历。18世纪末，他终于在巴黎开设了一间诊所，他采用称为“动物磁性”的技术来治疗一般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麦斯麦的治疗方法刺激了当时的医生们，不少专业团体研究他的观点和疗法。由于麦斯麦术有点儿类似于魔术，因此遭到医生和科学家的反对。各种各样的学术委员会，其中包括从美国来的发明家富兰克林几乎毫无例外地谴责动物磁性为骗术。在麦斯麦去世几十年后，人们才以催眠术来解释这一现象。尽管麦斯麦把患者引入精神恍惚状态，但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实际上他应用了促使催眠的强大动力——暗示，命令患者绝对合作。一些调查者甚至在其报告中认为，暗示对心理障碍有治疗作用，而这个发现正是麦斯麦对变态心理学的重大贡献。现在麦斯麦被视为催眠的第一位从业者，在人工梦境里，研究对象变得极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尽管当时麦斯麦曾被看做江湖骗子，但其后对催眠的研究使他逐渐受到应有的尊重。1843年，英国外科医生布雷德（James Braid，1795—1860）提出以精神催眠说代替麦斯麦术，他认为催眠不是什么磁性作用，而是一种心理作用，自此正式确立了“催眠术”的概念。由于布雷德在使用催眠术时很谨慎，并未夸大催眠的作用，因而赢得了科学声誉。
（四）南锡学派
布雷德的催眠术通过法国乡村医生李厄保（Ambrose-Auguste Lièbeault，1823—1904）为另一位法国医生伯恩海姆（Hippolyte-Marie Bernheim，1840—1919）所继承，后者最终创立了催眠术的南锡学派，对立于以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为代表的巴黎学派。两位医生发现，歇斯底里不仅可以通过催眠得到治愈，也可以通过催眠被诱发。一些正常的人也可以在被催眠的状态下被引发歇斯底里症状，即医生可以使正常人体验到由催眠的暗示而导致的耳聋、麻痹、失明，以及身体麻木，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消除这种症状。他们认为，一种心理过程——催眠的暗示可能会引发或消除生理的功能失常。例如，告诉一个被催眠者，19世纪，神经学家沙可在巴黎La Salpêtrière医院从事催眠术与歇斯底里症的临床讲学。
他/她的手没有了感觉，就像手套型感觉丧失症的病例一样，属于歇斯底里的一种形式。然后用一根针刺被催眠者的手，他/她居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李厄保和伯恩海姆认为，歇斯底里实际上是自我催眠的一种形式，其他的心理障碍也可能完全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这个观点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并形成了著名的“南锡学派”。
李厄保和伯恩海姆因其在运用催眠术治疗神经症及其他心理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与此同时，神经学家沙可正在巴黎的萨尔拍屈里哀医院尝试同样的技术。沙可是巴黎学派的领导人，1860年他在这家医院建立了精神病诊疗所。沙可也对歇斯底里状态，包括感觉缺失、瘫痪、失明、失聪、惊厥、记忆断裂做了研究。起初，沙可信奉一种躯体源的观点，即歇斯底里状态是由于器质性因素造成的，是大脑某些区域退化的结果。可催眠性实际上是某种神经障碍的症状，只有那些患有这种神经疾病的人，才能通过催眠得以治疗。巴黎学派和南锡学派之间因此展开了现代心理学历史上最早的学术争论。这一争论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歇斯底里这一特定问题，因为它使人进一步认识到心理障碍可能归因于情绪状态，而非器官因素。
（五）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开始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沙可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学生，一个是让内（P。Janet），一个是弗洛伊德（S。Freud）。1885年，在恩师布鲁克（E。Brücke）的推荐下，弗洛伊德赴法国随沙可学习催眠术，并逐渐由神经学转向心理病理学。1889年弗洛伊德又到法国南锡向伯恩海姆学习暗示法并观摩了他的治疗过程。从法国南锡回来后，他开设了精神病诊疗所，以各种方法尝试治疗歇斯底里患者。弗洛伊德发现，催眠术并不处处顶用，暗示法常使病症愈后复发，这使他想起1882年维也纳的内科医生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曾用催眠法治愈了一个歇斯底里患者，于是他找布洛伊尔合作，共同从事癔病的治疗和研究工作。他们发现在催眠期间，如果患者记起并说出某些过去发生的情况，发泄了情绪，症状就消失了，病也就好了。这种治疗方法要求诊病医生多次和患者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因此，这种方法就叫做“谈疗法”或“宣泄法”（cathartic method）。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一起就上述治疗方法做了广泛实验。不久他们确信，歇斯底里和其他障碍是由“无意识的”冲突引起的，这种冲突可以在催眠状况下引出，而且一旦被引出，冲突就会失去维持症状的力量。1895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出版了《歇斯底里之研究》一书，报告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无意识理论成为心理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始。
布洛伊尔
后来，弗洛伊德把沙可的方法和布洛伊尔的方法结合起来应用，但是在治疗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催眠的疗效不稳定，往往是这一症候消失了，又发生了其他症候，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其次是许多神经症患者不能接受催眠——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够接受。
弗洛伊德抛弃了催眠疗法，独自展开研究工作。他认为，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催眠。进而弗洛伊德发现依靠他称之为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技术，可使患者放松抑制，并取得相同的效果。他要求患者躺在睡椅上，自我放松，无论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弗洛伊德还鼓励患者说出他们的梦境及童年经历。然后弗洛伊德就依据他当时还在逐步构建的有关无意识本质的理论给患者解释这些材料。这种让患者通过对无意识冲突的逐渐理解而得以治愈其心理障碍的治疗形式，弗洛伊德称之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在其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对精神病的治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理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相当激进的，因而为当时的许多人所怀疑并备受指责，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心理健康领域中产生了影响力。从那时起，这些理论成为心理动力学发展的基础，并且对20世纪人类各种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20世纪：进步与变革
当最初遇到各种历史上有关对心理障碍的理解与治疗的观点与方法时，我们可能会想，人们怎么可能会产生诸如魔鬼占据人的心灵这种极端的观念？人们又是如何提出诸如道德治疗这种朴素的方法？人们又为何设计并使用了诸如鲁什那样的机械装置来治疗患者？但是你环顾一下大众媒介，甚至当你走进书店，你就能轻易地发现许多宗教的、神秘的疾病观与治病的例子，或者许多“新时代”有关身心疾病的治疗方法的例子。在极大程度上，当代主流社会采用了更为科学的对心理障碍的理解与治疗方法。这些科学观点与方法根植于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和医生，而系统地得到应用则开始于19世纪中期。
（一）住院治疗与去机构化运动
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采用药物疗法来控制某些严重的心理障碍的症状。鉴于许多临床研究报告说有些药物戏剧性地减轻了患者的症状，因而这些药物迅速地被纳入精神病院的治疗体系。人们认为，药物治疗轻易地解决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试图解决的难题，即如何控制那些心理障碍患者所具有的伤害性或怪异行为，甚至有可能治愈这些心理疾病。对这些奇迹般的药物的最初期望是天真而简单的。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药物对身体具有伤害性的副作用，某些药物甚至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害。受这种早期热情的影响，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常常会轻易而不加区别或不加选择地使用大剂量的强效药。对医学模式的过分强调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忽视了患者其他的心理健康需要。
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有关异常行为原因的生物学知识在不断增长，但是在心理障碍患者的日常管理中所起作用的实际做法有时却类似于中世纪的做法。即使心理障碍不怎么严重的患者也常常被禁闭起来，这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倒退，这种治疗机构也被看做无视人格的管理机构，患者在这里得不到充分或恰当的治疗。尽管患者没有被铁链拴在病房的墙上，但是他们常常受到大剂量镇静药物和约束衣（straitjackets）的控制，外套的袖子长得足以包裹整个身体。更为过分的是不加区别地使用行为改变的脑外科手术，或者运用电休克来试图控制那些被认为难以控制的患者。
精神病院虐待患者，滥用不恰当治疗手段的做法引起了当时公众的不满，并导致整个社会达成了共识：患者也需要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在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于1963年通过了具有开创性的法律——心理迟滞促进和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建构法。该法案的实施导致了一系列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后来二十年的心理健康服务。立法者们开始推动立法以使患者离开医院，进入限制性治疗程序较少的社区，诸如职业更新机构、日间医院及精神病门诊。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提供各种服务，其中之一就是为不住院的患者提供心理咨询。在1955年到1975年之间，美国不住院患者心理咨询的比例增加了12倍。日间医院的患者只是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待在医院中，晚上回到家中；也有晚上住院的患者，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回到医院接受治疗。一些社区心理健康中心还提供急救服务，例如，处于危机中的个人可以在24小时的任何时候去那里谈话（也可以拿到一份镇静剂），同时健康中心也为不住院患者提供咨询约定。在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外备有过渡房屋，以便那些不需要住院但又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生活的人居住。在这些房子里，人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讨论问题、重新学习社会技能。1955年，美国每天约有60万人住在公立精神病院，到90年代末，全美住院患者大约只有7万人。
（二）社区服务与门诊治疗
遗憾的是，就像所有其他被认为在对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方面出现的突破或进展一样，这种去机构化运动（deinstitutionalization movement）促使心理障碍患者走出医院进入社区接受治疗，但它并不能完全实现最初倡导者的梦想。去机构化的结果是，非人道的治疗没有消失，却引发了另一种不幸。由于计划不恰当及缺少资金，许多被誉为去机构化替代方式的承诺与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许多患者常常在社区与精神病院之间来回奔波。他们衣着褴褛，住在破旧的房舍中，或流落街头，得不到尊重。一些社会批评家对这种不加选择地把所有患者从精神病院释放出来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尽管将患者从精神病院释放出来的目的是让那些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患者重获自由，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许多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无家可归，一些则被关进监狱，他们遭到了社会的遗弃。
就在许多报告指出去机构化具有消极作用的同时，一些研究者则坚持认为，只要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团体治疗为患者提供了一种分享他人经验与感受的氛围，患者可以从他人处理相似问题的方式中获得支持与引导。
去机构化的做法是有益的。罗伯特·奥克金（Robert Okin，1995）对1978—1993间马萨诸塞州离开公立医院的患者做了调查。他比较了正在康复中的患者，发现那些对社区比对医院有更大依赖性的人对广泛的社区服务使用得更多。他发现，总费用的平均数大致上是一样的。
在强调社区服务的重要性的同时，奥克金及其同事在对53名慢性心理疾病患者的纵向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这些患者离开医院进入具有家庭氛围的结构化群体，半年以后，57%的患者继续留存这里，而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离开这里独立生活。尽管至少一半的人在其一生的某一段时间可能会再次住院，但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时间已经相对很短了。最重要的是，所有患者都明确表达了不愿意选择住院。这些证据从多方面显示了改革所产生的作用。
一项成功的社区计划所必备的内容在于帮助个体掌握实现自助的方法。该领域推进朝向一种康复定向的心理健康系统，其中社区支持在帮助严重心理障碍患者应对心理障碍方面被视为关键。从心理障碍中康复可以被看做类似于从身体疾病中的康复。这两种情况在治疗与康复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即使是那些因可能持续存在的症状而遭受痛苦的人，他们也可能形成某些应对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他们适应自己的生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自助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人们在没有专业人员的干预下也可以康复。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很可能促进了患者的康复，但对一个患者真正要做的事则是采取行动实现康复，通常依靠同他人接触，寻求帮助与支持。在该模式中患者被称为消费者。
对于康复而言，重要的是对在疾病中挣扎的患者的关心与支持的人的有效性，特别是症状正处于活跃期时，或者正处于强烈的应激状态时。自助可以通过与亲属、朋友、群体及宗教团体的接触而获得。尽管康复模式依赖于某些崇高的理念，但近年来，随着一些新方法被推荐给患者，该模式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变化。
在美国，1950年以前几乎所有门诊对患者的治疗都采取私人心理治疗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个人直接付费给提供咨询服务的心理治疗师，这是一种昂贵的治疗方式。近年来，保险业在心理健康与治疗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部分健康保险都已经包括私人心理治疗的费用，所以现在一些中等收入的人也能享有这种治疗。此外，门诊治疗现在也在一些地方提供比较便宜的服务，诸如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危机介入中心、家庭服务中心，以及其他的社会服务机构。由于这些新设施的出现，使得因心理问题而寻求门诊治疗的患者人数出现戏剧性的增加。
在美国的调查发现，在1600万到2200万成年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年中会因心理问题而接受治疗；儿童因为心理问题而接受治疗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门诊治疗，现在也为其他问题提供了治疗机会。当弗洛伊德与其同事刚开始从事心理治疗时，大部分患者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今天，这类问题依然在咨询与治疗领域成为主要问题：几乎半数以上的患者有同样的障碍。但是，至少25%寻求治疗的人，是因为生活上有一些轻微的问题，诸如婚姻、家庭、工作、同伴、学校，或邻里关系等。
今天，心理治疗的主导理论是什么？今天人们对心理异常及其功能的了解和治疗最重要的发展是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各异的理论在临床领域同时存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精神分析的观点强调潜意识的心理问题是异常行为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异常行为理论的主流。其后，由于有效的治疗精神病药物的发现，激发了新的生源论观点或生物医学观点的发展。此外，50年代以后，其他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纷纷出笼，包括行为理论、认知理论、人本—存在主义理论，以及社会文化理论等等。实际上，目前并没有那一种理论像半个世纪以前的精神分析主宰了心理治疗那样，主宰着临床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目前在心理治疗的临床领域呈现出学派林立、观点各异的情境。很多观点似乎彼此之间相互冲突，并形成竞争。但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理论观点又可以相互补充与结合，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理论解释与治疗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