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在变态心理学研究中一般难以对变量进行直接的控制，即难以进行实验研究。大部分的变态心理学研究只是对所感兴趣的变量进行测量并收集数据，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变关系，即进行相关研究。相关关系的确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两个变量之间如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相关关系。相反，如果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它们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相关研究可以缩小寻找因果关系的变量数目。
一、相关研究的概念
变态心理学大量的研究依赖于相关法，这是一种确定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中是否存在某种关系的研究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及其他采用小样本的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就是相关法。
在变态心理学中，道德和可行性考虑都影响着我们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例如，如果我们对一个诸如身体暴力之类的创伤事件是否可以引起抑郁感兴趣，我们就不能随便挑选一组人，并把他们与其他人相比较。同样，如果我们对离婚和心境障碍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安排某些人去离婚。
对这个研究困境的一般解决方法是对“被自然对待”（treated naturally）的群体进行检验。即将已经被暴力侵犯过的人与那些没有遭受过暴力侵犯的人进行比较；离过婚的人与那些仍然保持婚姻的人进行比较。由于这些研究中的被试都是从现存的、自然的组群里挑选的，因而这种设计也被叫做自然组设计（natural group designs）。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在各自然群体之间是否还会出现其他差别。例如，研究表明，分居或离婚的人比那些在婚的人更可能变得抑郁。因此，这种设计包括寻求被试的特征与其行为表现之间的相关或关系，它们也被称为相关研究设计（correlational research designs）。
为了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以相关法或实验设计去研究应激对高血压的影响。在相关法中，我们或许以询问的方式去了解一群患者最近的应激经验，以衡量应激的程度，从而衡量同一群人应激与血压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对而言，在实验研究中，实验者可能会在实验过程中创设应激条件。例如，要求部分被试上台谈谈自己外表最不吸引人的部分。相关法与实验法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操纵变量。若在考虑道德伦理的条件下不操纵变量，临床工作者则需要依赖相关法。
二、相关描述
如果用相关法去从事抑郁症的研究，研究者就要收集十个被试的生活压力分数及抑郁分数，把这两种分数绘成图表。从该图可见，被试B最近的生活压力分数是7，表示过去三个月中，他遭遇过七次有威胁的事件；他的抑郁分数是25.因而被试B被放在生活压力分数与抑郁分数相交之点。研究者所考察的变量是同时增加或减少的。即一个人生活压力的分数越高，其抑郁的分数也越高。当这些变量朝着同样方向改变时，它们之间呈正相关。多数有关近期生活压力与抑郁症的研究都证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最近生活压力分数
最近压力的数量与抑郁感之间的关系。图中假设的10个被试样本显示近乎完全“正相关”。
在相关研究中一个变量的值增加，另外一个变量的值则减少，这是所谓的负相关。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抑郁与个体的活动程度存在负相关，一个人的抑郁越深，其活动量越少。如果将此分数用图来表示：
活动程度分数
活动的数量与抑郁感受之间的关系。图中假设的样本显示出近乎完全的“负相关”。
除了正负相关之外，研究者还需了解相关的幅度或强度，即我们要了解两个变量之间彼此一致的程度有多密切，一个变量总是跟其他变量一起改变吗，或者它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确切。当两个变量一起改变时，而且改变得非常紧密，亦即一个被试和其他被试都有相同的现象时，我们才可以说这种相关度很高或很强。
最近生活压力分数
最近压力的数量与抑郁感之间的关系。图中假设的样本显示“中度的正相关”。
我们看到，抑郁和生活压力之间呈正相关，资料中的点都集中落在最适合的线上，研究者如果知道一个人在某个变量上的分数，就可有充分的信心来预测这个人在另一个变量上的分数。如果抑郁和生活的压力之间的关系的点分散在最适合的线上，而非紧紧集中靠在线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无法很正确地以被试某个变量的分数预测另一个变量的分数。
以数值来表示相关的方向和强度，统计名称为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用字母r来表示。相关系数可以从 1.00（表示两变量完全正相关）一直到-1.00（表示完全负相关）。系数的符号（ 或-）表示相关的方向；数字表示它的强度。如果r为0.00，表示零相关中在两个变量间彼此没有关系。这个r越接近0.00，表示相关的强度越弱或越低。因此， 0.75与-0.75的相关强度是一样的，而 0.25的相关强度比两者都低。
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改变，而且人类的反应都只能够做一个大体的测量。因此，在心理学研究中所得到的相关，经常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正相关或负相关。一项关于生活压力与抑郁的相关研究中，68个成人样本彼此的相关系数是 0.53.从该相关系数来看，虽然未达到完全相关，但是此相关的强度在心理学研究中已是相当大了。
三、纵向研究与高风险设计
相关研究设计的类型之一是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就是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人的心理发展进行有系统的定期研究，也叫预期研究（prospective studies）。纵向研究要求在所研究的心理发展时期内反复观察和测量同一组个体，因此，它能够系统、详尽地了解心理发展的连续过程和量变、质变的规律。
纵向研究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是高风险设计（high-risk designs），它涉及对那些具有高度患病可能性的人的研究，因而也被称为高危人群研究。这种研究主要用于在疾病发展中有未知或假定作用的因素。通过对照，确定该因素对子女发病风险的影响，如用来分析孕期母亲饮酒与婴儿出生时低体重的关系。对于心理障碍，以患病父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心理障碍评估，并着重解决：①高危组与对照组之间发病前的症状差异；②最终发病儿童的早期症状表现；③与父母所患心理障碍相关的儿童期心理障碍综合征；④具有遗传危险的个体与发病有关的环境因素。
麦德尼克（Sarnoff Mednick，1993）及其研究小组用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研究那些对精神分裂症有高风险的人的发展状况，因为这些人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这种心理障碍似乎有较强的遗传成分。在麦德尼克及其小组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她的孩子同样也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些母亲比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孩子未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有更严重的心理障碍。第二，那些具有患精神分裂症高风险子女的母亲，在其子女年幼时就与家庭相分离，接受住院治疗。
麦德尼克的纵向研究是遗传高风险设计的一个例子：被试之所以被选为研究对象，是由于他们被认为在遗传上具有易患这种障碍的倾向。近二十年来，在心理病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运用的另一种高风险设计是行为高风险设计（behavioral high-risk designs）。在这里，被选择做纵向研究的被试不是因为易受遗传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显示出了某些行为或心理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他们易患某种障碍。这种设计的一个例子是劳瑞恩和查波曼及其同事（Loren&；Jean Chapman et al。，1987）的研究。查波曼以被试在一项测验中所表现出的不寻常的思维过程为鉴别根据，挑选出一组被认为具有精神病倾向的年轻人。在仅仅追踪两年后，高风险组里的60个人比起低风险组的被试有更多的人患了精神病，或表现出类似于精神病的症状。三个高风险被试实际上完全罹患精神病障碍，而低风险被试中则无一人患上精神病障碍。
四、病例控制抽样
在变态心理学研究中常被运用的一种相关设计是病例—控制设计（case-control designs）。在这种设计中，被诊断为患有某种心理障碍的人与控制组，或和那些没有被诊断为患有心理障碍的人相比较。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精神分裂症患者同从一般人群中所选择出来的人的字词联想相比较的假设研究。如果患病个案与控制组在其字词联想上存在差异，那么只要两个群体的其他特征相同，这个个案就可以归因于精神分裂症了。
这是最常用的抽样方法，即根据一组患者（如精神分裂症）的某些特点去选择适当的控制组（如住院的抑郁症患者）。这种方法又称为“事后因素设计”（expost facto）方法。如果病例组中的被试有某一特点，如较严重的社会退缩，那么，这一特点就被认为与精神分裂症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计中的病例组并非是随机选择的，而是从已有的患者中选取的，因此在选择病例组时要使它尽量有代表性。这样，可以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增加与其他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以及改进对病例组地区分布特点的评估等。因此，在病例组的选择中应尽量保证其代表性，考虑的因素包括是否接受过治疗，住院患者所住医院的特点（如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等），接受治疗的次数和时间，以及患者是否完成了所有的测查等。在病例组中，以上情况都有所反映。
在选择对照组时也包括几种可能的选择。控制组可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常人，可以提供一种一般性的基础水平；也可以是在同一治疗过程中有着其他诊断（如抑郁症）的患者，这样的控制组可以控制住院因素的影响，检验所研究问题的特殊特点。而控制组被试的选择则既可以反映控制组群体的代表性，也可以仅仅与病例组的患者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