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1937年抗战爆发后，平津与中原地区知识分子流亡西南之地，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及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陆续迁往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郊外板栗坳山顶和遍布竹林稻米地的上坝月亮田。
1941年12月3日，已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之职的傅斯年，携家眷乘长丰轮由重庆赶赴李庄。当傅斯年走出居住的李庄板栗坳山寨，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住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才知道不但林徽因长期患的肺结核加重，而梁思成的弟弟、史语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也一病不起，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傅斯年闻听大骇，急忙跑到梁思永的居处探望，情形确实十分危急。
住在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的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处与居处，门前站立者是营造学社人员莫宗江。鉴于当时流亡西南之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挽救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的生命。于是，1942年春天，傅氏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它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此信发出11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作出的决定。原文如下：
骝先先生院长赐鉴：
企孙、毅侯两兄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墟）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 ！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墟）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
写完此信，傅斯年思慎半天，觉得意犹未尽，许多具体的操作细节亦未言明，为了达到终极目的，还需作一点补充说明。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作了如下追述：
骝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尽之意。思永是此时中国青年学人中绝不多得之模范人物，无论如何，应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贫，即可卖之物亦无之（同人多在卖物补助生活中）。此种症至少须万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办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医院费公家报销，弟初闻愕然，托内子写信给毅侯兄勿如此办，内子谓，然则将何处出耶。弟后来感觉，去年之病，谓为因公积劳，非无其理，盖1月中弟即自觉有毛病，而以各会待开，须自料理，不敢去验，贻误至于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势，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为格外之体恤，弟亦觉非何等不当之事。思永身体虽原不好，然其过量工作，实其病暴发之主因。报销既无问题，甚愿兄之惠准也！
专此，敬颂
痊安！
弟斯年再白
四月二十九日
像这种四处求人，八面联络以取得款项的事，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胡适语）才能做到——否则，仅就梁启超“曾为国民党之敌人”这道门槛就难以迈过去。
事情到底如何？许多年后，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得到一封林徽因写给傅斯年的感谢信，大意是说款子收到之类的感激话，至于收到多少，款项何来，林的信中没说，后人也就不得而知了，此事遂成不解之谜。
这个谜团湮没了六十多年后，于21世纪初有了破译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灏日记有一部分收藏于台湾“国史馆”后，经与翁的家属和台湾方面沟通，特派研究员李学通前往查阅核校。李从翁氏1942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如下两条记载：
9月16日，访陈布雷，谈梁思成、思永事。又谈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方颇为不满。
9月28日，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如果没有相牴牾的推理，这两条日记就是林徽因、梁思永得款过程和数目多少的铁证，其操作程序当是朱家骅与翁文灏（咏霓）商谈，由翁找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陈布雷，再由陈向蒋呈报，蒋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赠梁氏兄弟二万元，以示救济。——这便是介公赠钱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