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古代学者认为由孔子修订而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很高，是著名的儒家经典。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成为史书的统称。鲁国史书的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虽然简练，事件的记载也很简略，但是对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记述完整。它所记鲁国12代的更替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处。由此可以证明《春秋》的可信度，可以定为信史。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即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他的第二生命。
孔子活到73岁才辞世，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商，在曲阜西打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的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抱怀疑和保留态度。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中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哈雷彗星入紫微镜的事，“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三月十六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细写。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做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有些道理。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