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一书是战国时期赵国思想家荀子的著作，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他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
荀子年轻的时候曾到过齐国，当时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聚集了很多学者，在那里著书讲学。等到荀子去的时候，齐国的国势已经日益衰落，很多学者离开了齐国，荀子又到楚国游学。到了齐襄王执政时，荀子和很多学者又回到齐国。这时，他成为齐国稷下最年长的老师。后来，荀子又到过楚国和赵国。当范雎在秦国当相时，他又到了秦国。最后离秦回赵，到了楚，当了兰陵的地方官。年迈的时候失掉官职，在家著书，死后葬在楚国兰陵。
荀子所处的时代和孔子、墨子、孟子生活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由奴隶主阶级转化或由庶人上升而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已经通过夺权斗争和变法改革，掌握了各国的政权而成为了统治阶级。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即将在中国出现。荀况出生在赵国，时代的变化，使他的思想和孔、孟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儒家中的一派，但他改造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也吸收了其他一些学派的学说，使其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孟子提出的儒家学说保守性太大，不易为当时希望用激进办法巩固封建政权的各国统治者所接受；李悝、吴起、商鞅的法家学说在封建制度确立时期有很大进步作用，但它作为已经取得政权并巩固了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来说，因为它主张绝对的专制主义、严刑酷法的统治等，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和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因而也有重大的缺陷。荀子接受了孔、孟儒家学说中那一套礼治、孝悌、任贤等的思想，又肯定和赞扬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强调加强君权、统一国家的重要。这样，荀子把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适合封建统治者需要的部分都继承了过去，加以发展和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学说。因此荀子的学说对于已经取得统治权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比较适用的。封建国家统治人民既有硬的即镇压的一手，又有软的即思想上进行欺骗的一手，使它的统治地位能够保持长久。荀子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晚清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曾说：二千年之学，皆荀子学也。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实质上渊源于荀子的思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政治上，荀子强调礼、义。他所说的礼，已不是周代的礼，而是指封建社会的礼，也就是封建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和制度。荀子的礼也是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但和法不同。法是靠法律规定的刑法，是完全消极的、比较露骨的统治工具；而荀子强调的礼治，则要通过宣传教育的办法，使人民遵守封建道德，学习封建的规章制度，遵守封建法纪，不做非分乱法的事，进而巩固封建统治。荀子也认为：单用礼治还不行，也强调要使用刑法，以作为礼治的补充。荀子还提倡义，认为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伦理规则。所以，礼、义合起来是一个东西，礼是制度，义是伦理，加上统治人民的刑法，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手段就完备了。荀子把这一套礼、义的制度看成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
荀子主张“法后王”，就是学习当世的君主。他到秦国去的时候，看到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社会秩序良好，矛盾比较和缓，对外边来的人恭敬有礼貌，中央集权的政治比较稳定，政府办事效率较高，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他赞扬备至，认为是“治之至也”。可见，荀子实际上要效法的是当世的君主，而不是古代的圣王。
在认识论上，荀子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凡人生下来时的天性都是恶的，因为人都有欲望，要吃、要穿、要利，得不到了就要争，争起来了就要乱。要去掉恶性，就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化性去伪”，学习礼义，来培养善性。人性恶和人性善一样，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荀子说变恶为善，就是要学习礼义；学好了礼义，路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荀子认为只有遵守封建礼仪和法律制度的人才算是好人，违反的是恶人。这暴露了性恶论的阶级性。当然，性恶论强调了人性的善恶是由生活的客观环境决定的，物质利害关系决定了人的一切。从这一点上看，也有一些朴素唯物论的倾向。
荀子主张人性恶，特别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他重视教育，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他说：凡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学习礼义，就要归到庶人那边去；如果庶人的子孙，能够学习礼义，就要归到卿相、士大夫一类去。在学习上，他认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有这种坚忍不拔、刻苦努力的精神，即使再硬的金属和石头，也可以镂刻；再大的困难，也可以攻破。在学习上后来者可以居上，学生可以胜过老师，他说“青，取之于蓝，而青（胜）于蓝”。荀子的这句名言，说明在学习上只要刻苦努力坚持不懈，后辈可以胜过前辈。虽然荀子主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义，但他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和规律，却值得我们借鉴。
荀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对自然界的看法。他认为天的变化也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没有神主宰。一切天象上的变化，一切地上的灾异，都是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的必然表现。天意不能决定社会的治乱，社会的治乱也不会改变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所以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食月食的发生，有时风雨不调，天上出现怪星，是每个时代经常有的。如果国家政治搞得好，虽然自然界出现了这些现象，也不会伤害人类；如果政治腐败，虽然这些现象一样也不发生，对人民也没有益处。对自然现象感到有些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怕它就不对了。荀子的这些言论，把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命运区别开来，说明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揭露和批判了古代统治者利用天、神、鬼、怪的迷信来恐吓、统治人民的欺骗性。
荀子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界的灾害，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告诉人们：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只要努力生产又注意节约，就不会穷困；注意营养又经常运动，就不会得病；遵循规律坚持去做，就不会得祸害。荀子进一步提出“戡天”，即征服自然的学说。他大声疾呼：与其尊崇天而整天仰慕它，不如积蓄财物而来控制它！与其依从天而来称颂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而来利用它！与其空望天时而坐待恩赐，不如顺应时节而来利用它！与其让自然物自己繁衍增多，不如发挥人的才能来帮助它生长和发展！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技术知识有了提高的反映。荀子认为人就是自然的主人，人定胜天，人可以戡天，应该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
荀子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新兴地主阶级不仅在国家的政治改革上，而且在改造自然以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上，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这正是代表没落阶级的思想家们所不可能具有的。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