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天宝物华，人杰地灵，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出灿烂的历史文化。早在商周时代，江西先民就发展出高超的冶铜技术，产生了具有江西特色的青铜文化。江西拥有悠久的陶瓷制作传统，洪州窑、吉州窑举世闻名，至宋代以后，景德镇陶瓷文化大放异彩，获得“瓷都”美名。江西历史上大师辈出，在宋明理学（心学）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江西历史上文化繁荣，与当地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传统密不可分，尤其是书院文化的繁荣，对江西文化的崛起功不可没。
一、青铜文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而被称为“南蛮之地”的江南地区，则没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赣江中游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到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开挖，不仅揭开了“南蛮之地”历史的神秘面纱，而且改变了人们对赣江流域古代文明乃至南方历史和整个商代文明的认识。
以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江西商周文化，无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当地优秀的土著文化为基础而得以表现的。准确地说，江西商周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文化与江西土著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加强，这种交流固然以中原文化的强大辐射为主导，但江西土著文化对中原文化同样有着不应忽视的影响力。江西近千处商周遗址的发现表明，江西的青铜文明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序列。夏商时代的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自身特色；西周以后，吸收了吴、越、楚、徐等周边文化。新干县大洋洲商墓遗址、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樟树吴城商代遗址是最为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
（一）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
大洋洲是江西省新干县的一座小镇，位于赣江中游的东岸。大洋洲镇旁的程家村曾有几个高大的沙堆，长年挖沙护堤的村民逐渐将此铲为平地。1989年的一天，村民挖沙的铁铲无意中搅动了静静埋藏在这里三千余年的遗物。后经科学考察，这是一座商代大墓，距今约有3200年。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主要有铜器、玉器、陶器等，共计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陶器和原始瓷器139件。这批文物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器形奇特，铸造精美。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通过这批文物，不难发现，它与当地的吴城青铜文化属同一系统，既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具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兵器和生产工具方面，地方特色尤为明显。这批文物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貌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干县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说明远在3000多年以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江西商代先民已经掌握了高度发达的铜矿开采技术、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它是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另一个青铜文化中心，堪称南方的“青铜王国”。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堪称青铜文化的精品。该虎通长53.5厘米，重6.2千克，可谓虎之王者。虎立体圆铸，内空无底，四腿匍匐于地，抬头平视，背直脊凸，腹部略垂，双尾垂卷。背伏小鸟，尖嘴圆睛。其形象奇异神灵，双目圆凸，口张露齿，獠牙尖长，眉粗横行，两耳竖张，呈静伏蹲立欲纵之势。在其身上透露出了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着一种诡谲、仙逸的神气，虎的神性表现到极致。伏于虎背的那只小鸟与虎的关系还朦胧不清，留给人们不尽的想象。
再如乳钉纹虎耳方形青铜鼎，制于商代，通高97厘米、口横58厘米、口纵49.3厘米、足高28.3厘米、重49千克。为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出土食器，可烹煮、盛放肉食，用于祭祀和宴享等场合。鼎体呈长方斗形，沿立双耳，耳上各伏一虎，四面侧壁上腹宽带纹正中为一细线鼻的展体兽面，相邻两面旁边以角为轴装饰简略的兽面纹。每面两侧和下边装饰以乳钉排列而成的宽带纹。四足中空，呈柱状，足表面装饰高浮雕的羊角兽面纹。此鼎高大宏伟，形状特别，壁薄规整，纹路清晰，分铸和浑铸融为一体，铸造工艺精湛完美，耳上伏虎具有浓重的江西地方青铜文化特色。
又如立鹿耳四足青铜甗，这是目前可见形制最大的青铜甗。青铜甗均为上甑下鬲的合体，此件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甗亦不例外。特别之处在于，下部鬲有四条长足，这在已发现的青铜甗中实属凤毛麟角。而且通高达一米以上，伟形巨制，使之成为目前所知形制最大的青铜甗，更觉弥足珍贵。甑的双立耳上分别铸有一雄一雌两只站立的幼鹿，鹿角短小，尾巴上翘，身饰鳞纹，脚踏云纹，回首相向，为这件敦厚沉重的青铜器平添了几分生气。甑底以箅子与鬲相通。甑与鬲的外表各铸出四组兽面纹，每组均有突起的鼻子和双目。自甑腹至鬲腹，上下在同一条垂线上。这一铸工精良、纹饰精美、个体硕大的青铜器，在新干县大洋洲商墓中还有许多件。它表明，中原地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中国南方地区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从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出土文物中，不难看出这批文物的最大特点是种类繁多。通过粗略的分类，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和用器等几大类。其中，礼器种类最多，有鼎、鬲、簋、豆、匕、罍、瓿、卣、壶、瓒、勺等；乐器有大铙等；兵器则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镞等；而用器则包含杖首、炭箕、厨刀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工具和农具以及还有若干装饰用件。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有的器种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种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农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配置的成套器物，显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在礼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甚为奇特，在中原地区难以见到；而乐器中的大铙，是商代南方特有的器种，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有的饰有联珠纹，更有的饰勾连雷纹，这种饰纹实属难见。
相对于礼器和乐器，兵器的特色就更多了。戈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的，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口内的片状环，颇似山西石楼等地的出土品；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与周初的勾戟类似而不同；矛的类型也较多，有的口部有伸出的系环；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和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有可能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除此之外，大洋洲商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多为举行隆重的礼节时所用。有人据此推测，墓主应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二）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
瑞昌铜岭商周铜矿开采遗址，是我国最早的铜矿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8年，遗址位于瑞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夏畈乡铜岭山，包括采矿区和冶炼区，在已经发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有矿井102口，巷道18条，采坑7处，工棚2处，冶炼炉2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根据出土器物中典型的商代中期的陶斝、陶鬲，可判断这是商代中期的铜矿开采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矿遗址，而且，既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迹，又有露天采矿遗址。
铜岭遗址的丰富出土器物证明，我国古代的采矿技术很先进，不仅已采用木支护技术进行地下采矿，而且已经用分节选矿技术进行选矿。这一遗址的发现，解决了我国商代青铜器原料来源的重大问题，对研究中国冶金史、研究中国青铜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价值。
（三）樟树吴城商代遗址
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随后的系列研究发现，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奠定了吴城文化研究的基础。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推动了吴城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基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二、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江西景德镇更被誉为“瓷都”，将江西陶瓷文化发扬到了极致。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与各种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考古资料显示，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就出现有早在八千年到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夹砂粗红陶和少量的夹砂灰陶残片。这些残片，既富有江西的地区特色，又与黄河流域同时出土的陶器相似。这说明江西原始先民已由渔猎生活进化到用陶器贮藏食物，同时也说明江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相互的影响，并不是过去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国古文化的摇篮。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清江营盘里、筑卫城和修水山背等文化遗址出土的磨光黑皮陶来看，制陶技术比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明显提高，其羊角、扁平、鸭嘴、丁字等陶器形状与广东马坝、湖北京山、圻春、上海松江以及浙江、湖南、福建等地遗址出土的器形非常相似，那种黑皮磨光陶还接近于浙江省的“良渚文化”，说明江西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化，不仅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风貌，而且和邻近各省的陶文化有着相互影响。
吴城商代遗址，出土了很多原始青瓷。这些青瓷，品种很多，有豆、尊、钵、罐和纺轮、垫子等多种器型。瓷色多带灰白和灰黄。烧成火候高，叩之有金属声。表面有釉，吸水性较差。从多方面看，已具备瓷器的特点，如胎质、火候、釉色和物理性能等都接近于青瓷水平。但尚不成熟，所以称原始青瓷。这些出土青瓷，可以把江西创造瓷器文化的历史，由东汉末年溯源到殷商时代，提早了1600余年，也可以说明江西与全国的原始青瓷的发展，有着相互影响。
魏晋南北朝后，中国瓷器“北白南青”，已成为各地陶瓷总的局面。江西处于南方，所产青瓷，有蟹壳青釉、青绿色釉、青黄色釉等。隋唐时期，洪州窑的青瓷“青莹碧翠”，这些又受越窑青瓷影响较多。两宋时期，江西名窑并兴，景德镇独创青白瓷，成为全国六大窑系之一的青白瓷窑系，为全国南方青白瓷产区。这是受北方白瓷影响，但又与北方白瓷不同。南宋以后，北方窑场纷纷南迁，这就使景德镇有条件吸收各地的制瓷经验，用以发展自己。元代，景德镇瓷器，提高了火候，增强了白度，同时又出现青花、祭红、祭蓝，在全国独树一帜，驰名中外。明清时期，皇室在景德镇设立御窑，不惜工本代价烧造御器，至此，“天下至精至美之器，皆饶郡浮梁之产也”。（景德镇隶属饶州浮梁）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瓷器中心，并被中外人士誉为“瓷都”。江西再一次影响着全国。
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受到宗教文化影响很深。魏晋南北朝期间，当瓷器正在江西发展时，儒、释、道三教也在江西发展。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聚集徒众、宣扬佛法，大力开展佛教活动，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佛教和佛学的中心。庐山简寂观道士陆静修，也在演经礼斗，广罗徒众，宣扬道教的经典、药方、符术，使庐山成为道教的重地，并得到当时南朝宋明帝的召见。贵溪的龙虎山，系东汉张道陵在此炼丹肇基、鼓吹代天宣化的道教基地，“张天师”在此地承袭了63代。三清山亦是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的所在地。关于儒学，在江西生长、居住、讲学、旅游和宦游的名人更多，如理学家程颐、程顾、朱熹、陆象山等人，在庐山、玉山等地积极开展讲学活动。由于这些宗教的发展，庵堂寺观和书院遍布江西各地。这些寺观都需要瓷器，产瓷地区为满足其需要，就生产各种瓷器。因之陶瓷文化就受到了佛、道等宗教的影响，这些影响在陶瓷造型和陶瓷装饰上反映都比较广泛。
江西陶瓷的传统造型，有魂瓶、葫芦瓶、香炉、檀香炉、皈依瓶、莲花尊、净水杯、净水盂、三足炉、八卦碟等，这些都是寺庙日用的供器。尤其是瓷雕塑像更多。如观音、达摩、八仙、麻姑、十八罗汉、和合二仙、无量寿佛、南极仙翁等等，在这些神佛塑像中还有多种多样的造型，如炼丹铁拐李、送子观音、坐莲观音、踏苇达摩、乘槎仙人、祝寿麻姑、东方朔偷桃、八仙朝圣等等。
江西陶瓷传统装饰，除了画上述神佛形象之外，基本上是道家文化的“乾、离、艮、巽、坤、坎、震、兑”八卦。“八宝”也是道家文化中的“轮、螺、盖、伞、花、罐、鱼、肠”八种实物。后来还有八仙手中所执持的八种实物，也称“八宝”。为了区别前者，后者即称“新八宝”。其他如云鹤、松鹤鹿、卍字、灵芝、璎珞、宝杵等等，都是带有宗教文化的装饰。上述带有宗教文化的造型和装饰，在当时是为宗教服务的，宣传了宗教文化，但后来逐渐脱离宗教的含义，普遍为陶瓷艺术所吸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的发展，还受到王朝体制和士大夫文化的影响。江西陶瓷，自三国、两晋时期制造青瓷的技艺更加成熟以后，引起了皇朝重视，南朝陈至德年间，曾钦命烧制陶瓷，此后历代皆命制瓷进御。明、清设立御窑，直接生产瓷器。根据历代帝王的喜爱和嗜好而生产各种造型和装饰的瓷器。因为这样，御窑所产瓷器反映了各朝代皇帝的爱好和观念。这些观念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艺术风貌，影响着全社会。元代尚白、明代尚青花和红黄等色釉，清乾隆尚繁，这都成为一时风尚。还有明嘉靖信道，瓷器上就充满了“八卦”等道家文化元素。清雍正不喜欢宝月瓶，曾下令禁止烧造；不爱墨菊花和藤萝花，也亲谕“不必再画此花样”。清乾隆自命是风雅人物，在他的倡导下，一时间瓷器笔筒、墨床、镇纸、印泥盒等各种文具应运而生。并将其所作诗句也以“御制诗”名书写于瓷器之上。除此而外，明、清两代皇室都有不少宣扬自身至尊至贵和祝愿祈祥的款识，如“天下太平”、“六合同春”、“福寿康宁”、“万福攸同”、“百鸟朝凤”、“八仙朝圣”、“百兽之尊”和“天地一家春”等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各地民窑也大量生产上述款识的瓷器。
在皇室的影响下，一些士大夫阶层人物的思想情趣也在瓷器上出现，如反映清高、雅致情趣的款识有“高人逸士”、“三老对弈”、“抱琴访友”、“树下读书”、“竹林七贤”、“十八学士”、“春夜宴游桃李园”等。反映向往富贵荣华愿望的款识有“马上封侯”、“鹿鹤同春”、“指日高升”、“富贵寿考”、“寿山福海”等。这些文化表征，在人民群众的日常使用中，逐渐脱离了其本来含义，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寓意吉祥的传统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还受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文化影响。江西陶瓷文化，在装饰技法上受国画影响较多，因为陶瓷在隋唐开始勃兴以后，中国水墨画于南朝时候的梁代，从着色画中独立出来开始成长，经过成熟与发展，至元、明、清代已蔚然成风。国画这种形式在瓷器的青花、彩绘等装饰上也大量出现，有写意、有工笔，也有工笔与写意并用于一件瓷器之上。这说明国画已被陶瓷装饰所吸收。其画风，随着朝代的不同亦各有所崇尚。元代受“四王”画派影响，明代受当时画家沈周、林良、吴伟、徐渭等人影响，笔法简练流畅，形象概括生动。清代继承明代的画法，同时又受八大山人、陈老莲、石涛、“扬州八怪”等人影响，画面挥洒自如、泼辣，意境浑然一体。民间许多青花瓷器的装饰上的那种简朴的画面，生动的气韵和潇洒放逸的笔调，都充分说明是受到上述著名画家的影响。
江西陶瓷装饰的画面题材，大多来自民间，它采用剪纸、木刻年画常用题材，深受群众喜爱，而且世世代代在群众中重复使用，毫无陈旧、过时之感。这些题材有“平安吉庆”、“多福多寿”、“万年如意”、“白头到老”、“麟吐玉书”、“松鹤延年”、“孔雀屏开”、“龙凤呈祥”、“福自天申”和“金玉满堂”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是谐音的画面，如“猫（耄）蝶（耋）之年”、“喜上梅（眉）梢”、“五蝠（福）临门”、“五蝠（福）盘寿”、“三羊（阳）开泰”、“六鹤（合）同春”、“莲（连）年有余”、“佳藕（偶）天成”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群众愿望的借寓题材，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陶瓷文化。
江西陶瓷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江西陶瓷吸收外来文化较早，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不久，隋代洪州窑的瓷器上就出现了佛门的圣花——莲花。花瓣有单瓣、重瓣和覆、仰瓣四种。宋代以后，景德镇的许多瓷雕佛像相继出现。元代，蒙古在侵略中东和西南亚地区的战争中，掳掠了一批金、银匠回国生产，通过金、银匠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伊斯兰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即被景德镇瓷器吸收。随着对外贸易的开拓，景德镇为近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大增加，装饰上明显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如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45～57厘米口径大盘，就是为适应近东人民席地而坐围在一起吃抓饭的习惯而生产的；又如富有特殊风格的扁壶、梨形瓶和许多小罐的造型，都与中近东地区金属器皿和陶器相似；还有现藏于阿达比勒的腹鼓小底折边青花碗，也富有浓郁的中伊风格；再从元代青花装饰的风格看，那种层次多、密而不乱、空间极为狭窄的构图方法，也具有伊斯兰图案装饰的浓厚特色。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就是典型的伊斯兰式，这和当时伊斯兰金、银器、陶器的装饰几乎一样。
明代，受伊斯兰造型和装饰影响已完全中国化了的青花瓷器，在郑和几次航海中，都被大批量地带往东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以作为馈赠礼品和贸易商品。永乐、宣德后，瓷器上又出现了梵文和波斯文字的装饰，如回文白地青花大盘中就写有阿拉伯文字。还有新器形，如双耳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产品。万历年间，还有为欧洲特制的大批青花瓷器。这些瓷器的图案，基本上是根据欧洲客户需要而设计的，这又带有欧洲的文化影响。
清代在国外进口的金珐琅和铜珐琅等器物的影响下，宫廷开始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在铜胎和瓷胎上描绘，称为珐琅彩器。用瓷胎画的即为珐琅彩瓷。乾隆时还生产有仿西洋画意的珐琅彩瓷。在珐琅彩瓷影响下，景德镇创造了新的彩绘品种——粉彩。康熙年间，一批外国艺术家来到中国，成为清代宫廷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他们的立体素描技法和西洋透视法，通过景德镇御窑厂，直接影响景德镇陶瓷风格。雍正时，御窑厂生产的广口花瓶、安装把柄花杯都是吸收了欧洲的造型。还有接受外国商人各种各样订货，如餐具、咖啡具、瓷乐器和镶嵌在桌椅上的瓷板画、圣经故事中的故事画，以及描画国徽、国王或名门望族人像的纹章瓷。这些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逐步为景德镇所吸收、消化，成为江西陶瓷文化。
江西产瓷地区，景德镇历史最长，而且持续不断，瓷器的独特风格最为突出。瓷质的特色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总的特色是“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造型优美，技艺精湛”。这些是全国任何产瓷地区不能与之媲美的独特风格。
三、理学（心学）文化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宋明理学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儒家的创新。但参与宋明理学中心活动的人群，在地域的分布上始终是不平衡的，江西在其中特别突出。与福建、湖南相比，江西不仅宋代理学突出，元代、明代理学也很发达。与浙江相比，江西元明以来理学、心学皆并行发展。由此可见，江西的理学、心学的发展成就，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宋代的江西理学（心学）
江西籍的理学大师代不乏人。南宋抚州金溪人陆象山，乾淳时与朱子齐名，在历史上是“江右之学”的代表。元代抚州崇仁人吴澄，被视为是元代理学最有成就的学者。陆九渊、吴澄都是抚州人，江西在宋元理学的地位于此可见。明代人，同样是抚州崇仁的吴与弼，以一人之力开南方理学二门，其弟子饶州余干人胡居仁及之后的吉安泰和人罗钦顺，为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的主要代表。吴与弼的另一弟子是陈白沙，由陈白沙以下，开王阳明之学，风行海内，直至明末。陈白沙和王阳明虽非江西人，然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于江西，江右王学是王门后学的大宗，江西是王学后来发展的中心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王学的发展，江右决不让于浙江。基于这些理由，著名学者陈来认为，江西在宋元明时代的理学发展中，可谓是最重要的地区。
至于朱子，其本籍为婺源，今属江西。朱子曾不止一次归婺源省亲展墓，讲学之外，亦留下不少遗迹。其中朱子在祖墓旁手植的古杉，奇伟挺直，历八百年而卓然屹立，令人叹为观止。白鹿洞书院为朱子一手修复，立为学规，成为天下书院的模范，也成为历代江西士子学习儒学和理学的学府。南康（今星子县）为朱子为官之地，是其授徒讲学于江西的主要地方。玉山、铅山是朱子往来南北的必经之处，讲学、会友，皆留下不少佳话。朱子平生友人最亲近者为张栻、吕祖谦和刘清之，刘清之为江西庐陵人，朱子对江西学术的了解多通过刘清之。至于朱子门下，江西学者皆很突出，见于《语类》和《文集》的，如程端蒙，卫师说最力，其他弟子如程允夫、余大雅、李敬子、周谟、曹立之、黄商伯，晚年弟子如陈才卿、张洽、黄子耕、徐昭然、曾祖道、董铢、胡泳，都在思想上与朱子有较多的交流。朱子在江西的三传弟子饶鲁，传学于吴澄，这就使朱子学在元代经吴澄而进一步发展。由此看来，朱子与江西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江西在理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明证。
宋代江西理学（心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的辩论，史称“朱陆之辩”，又因事情发生于铅山鹅湖寺，又称“鹅湖之会”。这是理学两大派别——以朱子为首的道学与以陆子为首的心学——之间的正面交锋，其产生的思想火花影响极为深远。
朱子之学讲格物致知，陆子之学讲发明本心，两大学派争执不下。当时理学大师吕祖谦为了调和两家，约请朱、陆到铅山的鹅湖，盼能有所折中，朱、陆欣然应允。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两人抵鹅湖寺，与朱熹、吕祖谦等见面，开始进行朱、陆双方的辩论。陆九渊以一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诗，提出自己发明本心的主张，攻击朱熹格物致知是“支离事业”。朱熹、吕祖谦先后提出了“数十折议论”来与陆氏兄弟辩论，气氛紧张激烈。双方辩论长达数日，参与者除朱、吕、二陆四人外，还有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泰卿等十余人。朱、陆各抒己见，最终仍然未能达成一致。虽然此次辩论未能调和两派，但却开启了中国古代会讲之先河，“鹅湖之会”此后成了学术争鸣会议的代名词。
鹅湖之会后的第五年，朱熹赴任知南康（星子县）。南康离白鹿洞书院只有十几里路，朱熹前去考察，发现书院已破败不堪，难以讲学授徒。他在此修葺房屋，筹措院田，聘师招徒，订立学规，白鹿洞书院恢复了生机。淳熙八年（1181年）春，陆九渊来南康请朱熹为其父作墓铭，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是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十分精彩，有的人在听时感动得流下眼泪。讲毕，朱熹离开席位，对陆九渊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说：“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乃请陆九渊将其讲话写出来，刻在石板上，长期保存。这便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朱熹对陆九渊的演说十分佩服，以后多次谈及此事。他说从讲义上还看不出陆九渊讲学时的精彩神态，“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又写信给友人：“这是子静来南康，熹请说书，却说得这义、理分明，是说得好……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陆九渊集·年谱》）。农历二月，春寒料峭，一席讲话，使朱熹“汗出挥扇”，可见陆九渊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犀利。此次朱、陆再会，能在保留各自观念的基础上，看到对方思想的闪光处，成为学术界贯彻“求同存异”原则的典范。
（二）明代的江右王门
江西理学（心学）的发展，至明代最突出的现象，是江右王门的兴起。江右王门是王阳明“心学”在江西的分支，因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立《江右王门学案》而得名。
明代中期开始兴盛起来的王守仁心学，与江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他十七岁时来南昌娶诸氏为妻，返归途中至上饶，拜见理学家娄谅，请教朱熹格物之学，深相契合。随后泛滥辞章，兼研佛老，承继陆九渊的“心学”，提倡“求理于吾心”、“知行合一”，建构他自己的心学体系。正德十一年（1516年），他受命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统兵镇压了赣闽粤的农民军。王守仁在剿、抚齐下的军政实践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在农民军山寨废墟上添置县治，扬言要“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又建学校讲学，宣扬其“心学”主张，强化封建伦理教育。正德十四年（1519年）夏，他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却被宦官谗害，遭武宗猜疑。他“忍让”恭顺，渡过劫难。在南昌深居反省，得出“致良知”的体会。他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嘉靖六年（1527年），他赴广西镇压叛乱，途经南昌、吉安、赣州，讲学不辍，听众四集。次年底回归，病卒于南安（今江西大余）。
王守仁毕生的事功学术，成就于江西，广布于江西。王守仁的事功成就，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思想的声誉，赢得了信徒。江西士绅钦佩他的功业学术，拜他为师，正如黄宗羲所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王守仁身后，其学术曾被定为“伪学”，但受到的崇信反而更热烈，江西的门人表现尤为突出。嘉靖十三年（1534年），邹守益等安福县王门弟子建书院于四乡，春秋二季会聚吉安府的学人在青原山大会讲，促成天下王门弟子到处聚讲，蔚然成风。江西的王门弟子众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王学群体，被选入《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的学者多达30人，其中安福邹守益、王时槐，泰和欧阳德，永丰聂豹，吉水罗洪先、邹元标，新建魏良弼、邓以赞，南城邓元锡，南昌章潢等，都是代表中的杰出者，主要出自于王阳明生平讲学的赣江中下游的10县。
由于江西是王守仁事功与学术成就之地，且弟子遍布江西，故江右王门在陆王心学中的地位极高。《明儒学案》指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盖阳明（即王守仁）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王门以江西为中心，东南半壁为腹地，开展书院讲学、讲会讲学及乡约教育活动。江右王门筹办主盟之讲会，遍布各地，这提供了学人对话与交换心得的机会。在乡约教育方面，江右王门继承传衍吕氏与王阳明的乡约之法，实践、参与乡约教育。他们借讲学，以维世道，以淑民风，不仅造就了许多人才，而且振兴了地方文教，对江西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书院文化
中国的书院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化的积累、知识的传递、人才的培养以至于中国人民思维发展方面，都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办院与教育、教学经验。江西素称人文之乡，在书院建设方面素具盛名。一是起步早，其中高安的桂岩书院，德安的东佳书堂，在“早”这一点上各有特色。二是数量多，仅《光绪江西通志·书院》所载，就有526所，而加上其他各种史籍、志书、文集、笔记、碑刻所载，则大大超过此数，足有千余所之多。三是影响大，白鹿洞书院堪称“天下书院之首”，濂溪书院则是理学与书院结合的首篇，象山、鹅湖曾经被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中，复古、青原的书院讲会曾经成为明代讲会活动的中心。总之，江西的书院在中国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书院的发展
江西自古以书院鼎盛闻名天下。唐代中期出现的桂岩书院、东佳书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书院。五代时，江西先隶于杨吴，后属南唐。中原大乱，这里相对安定，所谓“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南唐书·儒者传》）其时江西所建书院有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云扬书院、梧桐书院、光禄书院等六所，为北宋书院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时期，江西承继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境内书院更加发达，共建书院四十余所。这类书院或为家族所建，或为乡里所建，或为学者所建。家族与乡里举建的书院，具有明显的科举倾向，如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说豫章洪氏因书院“举进士得乙科，同时侪流登是选者以十数”。大型的家族性书院，还有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分宁双井黄氏的樱桃洞书院、南丰曾氏的曾氏学舍等等。至于著名学者建立或讲学的，则有李觏的旴江书院，杜子野的鹿冈书院，周敦颐讲学赣州、分宁、芦溪等地的许多书院。
南宋是江西书院发展蓬勃的时期。据统计始建就有160所之多，其显著特征是理学家兴办的比例大幅提高。江西有着极为肥沃的理学土壤，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都曾在这里耕耘。理学昌盛，著述宏富，学派争鸣，人物荟萃。理学依托书院传播与传递，成为书院的灵魂，而白鹿、象山、鹅湖、白鹭洲等书院便是理学大师的学术阵地。在这里，会讲活动高潮迭起。
元代推崇理学，更加重视书院的建设。元代江西的著名书院达98所，其中以铅山的鹅湖书院和稼轩书院为最。
明代江西书院的发展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书院数量增加。据雍正时《江西通志》统计，唐代江西共有书院4座，即高安的桂岩书院，永丰的皇寮书院，德化（今九江）的景星书院和德安的李渤书院；五代时江西属南唐，德化、奉新、泰和各建有书院1座。宋代是江西书院大发展的时期，在320年的历史中共创建书院158座。元代江西书院继宋之后又有很大发展，共创建书院44座，明代江西书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朱明276年的历史中，江西地区共创建书院（包括义塾、精舍、讲堂、书堂等）183座，其中南昌府27座，瑞州府13座，袁州府17座，临江府10座，吉安府34座，抚州府9座，建昌府20座，广信府7座，饶州府18座，南康府6座，九江府9座，南安府3座，赣州府10座。不仅如此，明代江西还修复了不少前代创建的书院。江西宋元时创建的书院，经过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后，绝大多数都遭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入明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的日趋稳定，经济的发展繁荣，江西地区原有的书院有不少得到了修复和扩建。如赣州府濂溪书院，创建于宋，元末毁于战乱，明洪武年间重修；星子县白鹿洞书院，元末兵毁，明正统元年（1436年）南康知府翟溥福重建；上饶县叠山书院，宋谢枋得讲学之处，元末毁于兵火，明景泰间知府姚堂迁建于府治之南。贵溪县象山书院，宋陆九渊讲学之所，元末毁坏，明景泰间巡抚韩雍与知府姚堂重建。其他如铅山县鹅湖书院，建昌府盯江书院，吉安府白鹭洲书院，萍乡县宗濂书院等宋元时一批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书院也都得到了修复。据统计，明代江西共修复前代兴办的书院55座。大批废旧书院的修复和重建，是明代江西书院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二是形制完备，规模宏大。明代江西书院形制完备，像堂、讲堂、学舍、藏书楼阁，以及泮池、泮桥、礼圣门等礼仪建筑样样齐全。如铅山县鹅湖书院，“前有祠堂，后有寝室，两旁翼以廊庑，中肖四先生像，前构楼，又前凿泮池”，书院祭祀、讲学等活动场所均有。明代江西书院规模宏大，如德化县阳明书院，明兵备葛寅亮建，书院建有中厅、左堂和右堂。中厅为像堂，塑有王阳明像，供人岁时祭祀与瞻仰。左为讲堂，是山长授课、生徒听讲之处。右边有习堂与学屋，为生员学习和住宿之处，共有堂屋二十余重，可见其规模之一斑。其他如九江府肄武书院，嘉靖六年（1527年）九江兵备何裴建，共有学舍30余间；吉安府白鹭洲书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知府何其高重建于仁寿山慈恩寺后，“为屋大小凡数百楹”，仅“书屋以间计者二百”。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江西书院形制的完备，规模的宏大，表明明代江西书院已十分发达。
三是讲学风气兴盛。明代江西书院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宏大，而且还表现在书院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充实。讲学是书院最重要的活动内容。明代江西书院讲学氛围极为浓厚，一大批有名的学者如湛若水、胡居仁等纷纷前往书院讲学；官员如提学王宗沐、知县王垣京等也相继课士于书院，一些江西籍的退休官员如刑部右侍郎刘节、知县饶秉鉴等也到书院任教。前往书院听讲的生徒众多，如明南京兵部主事刘忠在永丰县龙云书院讲学，“闽、楚、浙、蜀之士来学者甚众”，弘治十年（1497年）兵部郎中上饶娄性在星子县白鹿洞书院讲学，“来学者五百余人”。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在赣州府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前来听讲，致使讲堂都无法容纳。书院讲会制度也十分盛行，如吉安府西原会馆，万历年间“每岁季月小会，九月大会，四方来学者千百人”，嘉靖年间理学家邹守益与“刘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刘邦采又合安福同志为会，名曰惜阴，“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书院的讲学之风空前兴盛。
清代全国共设立书院1900余所，加上复兴、重新改造的书院，合计有3847所，其中江西达991所，仍然占据全国之首。
（二）江西四大书院
1.白鹿洞书院
江西历史上重要的书院，首推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位于九江庐山东北玉屏山南，虎溪岩背后，是北宋六大书院之一，有六合洞、朝天洞、宛在洞等洞景，原有三宝殿和僧舍，相传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来过此地，后人纪念他亦在此起名“白鹿洞”。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曾任太子宾客的洛阳人李渤，与其仲兄李涉来到了庐山五老峰下，开始筑草堂隐居读书，当地文人雅士时常慕其名上山与之谈诗论学。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阳人李渤年轻时隐居求学之地。李渤养有一头白鹿自娱，白鹿十分驯服，常随主人外出走访游玩，还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称此处为白鹿洞。
唐朝末年，兵荒马乱，各处学校毁坏，到庐山隐居、避难的读书人，常到白鹿洞研讨学问，交流心得。南唐在此处“建学置田”，正式称之为“庐山国学”，任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育和学习。这就是白鹿洞开办学校之始，比濂溪书院早30余年，成为庐山的第一所学校。
北宋初年，各地设置书院，庐山国学乃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从此规模逐步扩大，逐渐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称“四大书院”。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今日白鹿洞书院形成了以礼对殿为中心，有明伦堂、文会堂、御书阁、朱子阁、思贤台、状元桥、门楼、牌坊、碑郡等众多殿堂组成的古建筑群，与周围的山川环境融为一体。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访白鹿洞，奏请重建。他凭知军之力，为书院筹措田产，制订学规。朱熹自兼洞主，给诸生讲学。朱熹立下的“鹿洞教规”，以理学教育家的观点，揭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为学顺序；对学者修身、处事、接物提出纲领性的要求，是古代书院教规的典范，随即为江西和全国各地众多书院所借鉴或采用；至明犹为东林书院所依照，清乾隆元年“谕旨”又规定各地书院予以“酌仿”。
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邀到白鹿洞讲学，阐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陆是两个不同的学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开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朱熹和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活动，因他们在理学界的崇高地位，使书院名声大振，白鹿洞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2.白鹭洲书院
在江西古郡吉安市区东部，于赣江中双水夹流之处，有一座如中流砥石的绿洲，这就是著名的鹭洲。东南洲头的绿树丛中，有两座重檐杰阁、岿然耸立的古楼，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主体建筑之一的风月楼和云章阁。
据文献记载，白鹭洲的得名，源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诗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名句。由于白鹭洲屹立于浩阔的赣江之中，双水夹流，情景正与李白之诗句相合，所以被用作洲名。白鹭洲书院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吉州太守江万里为来此讲学的程大中、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6位儒学大师立祠建书院。
宋理宗御赐“白鹭洲书院”五字，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南昌豫章书院并称“江西四大书院”。宝祐四年（1244年）临安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高考”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宋理宗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年），书院被洪水冲毁，吉安路总管李珏修复。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起义军与元兵战于吉安，书院大部分被烧毁；时过两年，又遭大水，书院毁坏殆尽。至正十五年（1355年）重建，恢复旧观。
明代嘉靖五年（1526年），吉安知府黄宗明又重修。到嘉靖二一年（1542年），曾将书院从白鹭洲迁离，在城南仁寿寺址另建新院舍。隆庆六年（1572年），城南仁寿寺新建的白鹭洲书院改为庐陵县学，又将书院迁建于城北郊。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吉安知府王可受将书院重新迁回白鹭洲上，并增筑吉台，开鹭池，立桥池上，扩建斋舍百间，其余堂、阁、楼、亭均重修。
至清代，书院又多次毁于水灾和战争，曾先后九次重修或重建。至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与清兵激战于吉安，书院又被焚毁，至同治二年（1863年），经知府曾省三倡修恢复。洲头现存的风月楼、云章阁以及一排排的斋舍，就是同治二年最后一次修建时所遗留下来的建筑。而洲中心现存的鹭池，则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书院所开辟的。
白鹭洲书院自宋代创建，迄于清代，数百年来，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养了像文天祥这样出类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确是这所书院的骄傲。清代曾在白鹭洲书院主持讲席的著名学者施闰章有诗赞道：“鹅湖鹿洞寻常事，不信风流限古今。”数百年来，这块对庐陵文化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圣地、培养人才的摇篮一直文风鼎盛，桃李满天下。
3.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上饶市铅山县鹅湖山北麓，原鹅湖寺西侧。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此聚会讲学。四子殁，信州刺史杨汝砺筑“四贤祠”以资纪念。淳祐十年（1250年），朝廷将其命名为“文宗书院”。明景泰四年（1453年）重建时，称“鹅湖书院”。书院八百余年来，递废兴，建筑规模几经变动。
鹅湖书院在鹅湖寺，即仁寿寺的左边，而鹅湖塔则在鹅湖书院的左边。鹅湖书院的大门，不在正中，而在左面，所以正对着鹅湖塔。书院四周有山有溪，环境幽雅。鹅湖书院比鹅湖寺大得多，建筑规模颇似孔庙。由大门进去，经过两排桃树，有一个大圆门，圆门内有一个大院子，对面又是一个大圆门，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阶而入，又是一个院子，里面是半月池，池周围是石栏杆。渡过古桥是第一排殿宇，再过一个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后一排殿宇，是四贤祠。祠前也是一个院子，祠后则是一个相当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后是一座高墙，正对那两大圆门的北端高墙。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两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错落有致。
在鹅湖书院后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这和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由此可见宋代朱陆鹅湖之会的盛况。抗日战争期间，鹅湖书院成为东南训练团的驻扎营地。
鹅湖书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来几次重建，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康熙皇帝还为御书楼题字作对，门额题为“穷理居敬”，联语为“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至今牌坊、泮池、后殿、厢房等建筑保留尚完好；泮池两侧的厢房内，尚存明、清两代古碑13块，是研究这座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鹅湖书院是天下名书院实物遗存中，原貌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一处。
4.豫章书院
豫章书院位于南昌府进贤门内（南昌第十八中学），先后以理学祠、孝廉堂、书院等形式出现，为古代江西学术思想的传播、人才培养的著名官学机构。豫章书院创于南唐升元二年（938年），距今1000余年，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明万历七年（1579年），江西巡抚凌云翼、潘季驯先后重修，改祀宋、元、明诸儒，称“豫章二十四先生祠”。“二十四先生”是江西省内的理学名家，蜚声海内，书院对其崇祀有很明显的教化用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改名为“理学名贤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巡抚马如龙重建，聘南昌进士熊飞渭为山长；选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为讲堂，左为祠堂，面向全省选拔数百名学子读书其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皇帝御书“章水文渊”四字门额赐予书院，使书院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乾隆皇帝对书院亦较为重视，并对师长、士子两方面作了严格规定，强调人品为上的原则：“凡书院之师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并明令仿效白鹿洞书院“立之规条，以检束其身心”。在这种形式下，陈宏谋与郝硕两位巡抚分别从院规与院舍两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奠定了书院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豫章书院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型书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