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帮文化
江西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带动了商业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地理、灾害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下，江西商人发展迅速，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大都来源于无地的农民，也有世家的商户，人数众多；他们有的走家串户，奔走于乡镇村邻之间，有的则远走他乡，经营于外省各地。这些商人既有以当地特产为经营对象，也有从事盐业、金融等行业，涉及广泛的商业领域。在商业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诸如成立行帮组织、制定商业规则、讲究商业道德等许多商业习俗，体现了浓厚的商帮文化色彩。
（一）人数众多、活动区域广阔，以本地特产为主的多种经营
江西民众经商之风盛行，从赣东的抚州、上饶，至赣西的萍乡、宜春；从赣北的九江、南昌，至赣中的吉安、赣南的赣州等地，无不有大量的民众从事着商业。如抚州，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曾说：“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如吉安，由于土薄齿繁（人口多土地少），民众多“事末作”；如赣州，龙南县盛产木材、烟叶等物，当地民众以此进行商业贸易活动，“邀以为利，广为贩运”；等等。
江右商人经商地域辽阔，足迹遍布全国。不仅重庆、成都、广州、贵阳、昆明等名都大邑成为江西商人风云际会的场所，即使是穷乡僻壤的山寮苗寨，也常有江右商人出现其间。明人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曾描述了江西商人的活动范围：“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北贾汝、宛、徐、邳、汾、鄠，东贾韶、夏、夔、巫，西南贾滇、僰、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柳州，为盐、麦、竹箭、鲍木、旃罽、皮革所输会。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区。除了经营于外省他乡外，本省各地也聚集着大量的商人，他们或走街串户，经营于乡镇集市之间，或集结于工商市镇之中，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经营。这种经营模式也促进了本地工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其中以景德镇、樟树、河口和吴城镇最为繁荣，成为江西工商业“四大镇”。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江右商人不仅经营着如粮食、食盐等大宗商品，而且主要经营着如茶叶、瓷器、纸张、兰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丝、石炭、烧酒、柑橘、甘蔗等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茶商、纸商、染料、笔商、莲子商、景德镇瓷商、赣南木商、南城杂货商、樟树药材商等，都较为有名。
（二）以小本经营为主，贯彻讲究“贾德”、崇祀许真君的经营理念
江西商人的经营资本来源于多种形式，主要来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通过个人务农致富，积累从商资本，他们通过农业耕作，取得盈余资金后就转向商业经营，正如时人所说他们获“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焉”；二是通过在富商、地主家做佣工，逐步积累起经商资本，然后开始自谋经营，加入到商人队伍中；三是通过做小商小贩，积累起一定资本后再致力于商业经营之路，即古人所说的“从事小买卖而至大开张”；四是通过教师授徒积累资金，主要是弃儒经商者；五是通过继承家庭、家族所拥有的财产，转变为经商资本；六是通过向个人、机构借贷作为经营的资本，如新城县（今黎川县）“为商贾者多假贷为生”等等；七是通过筹集从商资金，即由大伙共同出资合伙经营，或者交由某一个人代为经营的方式等等。
江西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义利并重的财富伦理，认为商业经营活动的目的不应只局限于聚财致富，在聚财致富的同时更应表现出对德性的追求，甚至要准备为义散财。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他的《杂记》中曾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讲信用的情况。有的家族还将诚信经商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族的商人予以遵守，如万安县商人严致祥经商致富后，常训导其子：“吾勤俭起家，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之，宜勉为之。”
另外，江西商人以许真君作为商业信仰神灵，并为此在各地修建了万寿宫作为祭祀和联系场所。许真君名许逊，东晋时人，其生前为治理赣江等水患作出突出贡献，主张“忠、孝、廉、慎、宽、裕、容、忍”精神，传说他在南昌西山得道升仙，以此成为道教中的重要支派——净明派的始祖。江西商人的这种信仰，也表现出了以许逊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规范商人行为，树立义贾形象，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的精神思想。
（三）注重建帮立馆，商帮组织类型丰富
长期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江西商人外出经营方式主要是以建帮立馆、互携互助为主，组成了众多的多层次的行帮组织，并建立了万寿宫作为公关活动的场所。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从商帮、行帮、会馆、同业公会到商会的发展演变，一直延承不息，对本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帮是指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行帮则是指建立在行业基础之上的商人团体，旧时也称行会。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行业繁杂及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在“重农抑商”背景下，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增强外部竞争力，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商帮”的类型有如下几种：一是“一业一帮”，即一种行业中只是成立一个行帮组织，如油、纸、酒等许多行业存在这种情况；二是“一业多帮”，即一个行业中促成了多个行帮组织，如茶、木、布、药等行业就属此类；三是“先合后分”，即原为一帮，后分处多个帮；四是“按区域设帮”，即以区域划分行帮，多属手工业类；五是“大帮套小帮，帮中有帮”，如景德镇瓷业商帮中又分为都昌帮、徽帮和杂帮等类。有的行帮旋设旋散，形式与名称都不一样，小帮多受大帮控制，各帮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都具有保守、排他、垄断的性质。总之，各行帮可以自立门户，各自为政，自议帮务，自定行规，自选帮首。
明清以来，经商在外的商人在各地普建会馆，作为商帮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各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织。会馆建设与商帮发展相辅相成，随着商帮经营的兴起和发展，江西商人在全国各地间有一定数量的会馆和公所。江西会馆除几个全省性会馆外，多为县建、府建，或数县合建或一县数建。江西会馆的建设，基本是以万寿宫为建筑名称和神灵代表。人们借万寿宫“铁柱锁蛟”的“灵柱”，破除对航运商贸风险的畏惧心理，以保护航运安全，因而成为客居他乡的江西人（包括各县市）的文化整合的工具。
清末以来，全国各地域商帮组织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如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商会是指某一地域的商人不分行业组织起来的商人团体。同业公会是指同业商人组成的团体组织。
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地缘或业缘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民初以来，商会迅速发展，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互有联系的网络结构体系，商会的对外联络功能不断加强，而且各商会都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章程，商会的内部组织运作更加完善，成为超越传统的新型商人团体。商会这种新式社团出现后，不仅在自身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还介入到其他地方事务中，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地方权力中心。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对同业公会设立的宗旨、设立的条件、组成等作了规定。这是近代中国首部同业公会法，明确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与商会一样是独立法人团体。同业公会法的颁布改变了旧式宗派势力的盘根错节，彻底打破了商会原有基层组织中依照传统中国乡缘、地缘、亲缘、官缘等形成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商会内部的旧式宗派势力，使商会的基层组织成为大致基于单一同行业利益（业缘）结合而成的各同业公会。1932年后，会馆、公所等旧式商人团体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众多行业开始从“行帮”转入成立“同业公会”，反映出旧式商帮组织的转型。
二、农耕文化
江西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本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以稻作农业为主，兼及棉花、花生、玉米等旱作农业，以及湖区的鱼类捕捞、养殖业和山区的林木种植业等等。在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地区的人们结合当地生产实践，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异彩纷呈的农耕文化。
（一）农业耕作历史悠久，农业生产发达
江西地区开发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本地区就已经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这在万年县仙人洞稻米遗址、修水县山背遗址稻谷遗迹等得到证明。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农业开发得到进一步发展，位于赣江岸边的新干县界埠乡袁家村发现的两座大型战国粮仓遗址，为全国之最，反映了当时本地区粮食生产的能力。
三国两晋以后，江西水稻栽培面积扩大，尤其是赣北鄱阳湖平原地区的大米品质日益良好，如雷次宗在《豫章记》中记载了南昌地区“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王孚在《安成记》中记载了安福县“田畴膏腴，厥稻馨香，饭若凝脂”等等。根据《隋书》记载，东晋南朝时期，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粮仓，约2/3在江西境内（豫章郡）。隋唐时期，江西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得到开发，唐代诗人曾描绘了鄱阳湖平原水稻生产的盛况：“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
两宋至元时期，江西农业生产进入全面兴旺阶段，掀起了梯田开发的高潮，出现了“良田多占山冈”的局面，时人范成大在游览宜春仰山时看到“岭坂之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杨万里也记载了信州（今上饶）石磨岭的梯田开发状况，“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
明清以来，随着广大山区的进一步开发，江西成为全国稻米的主要产区，赣南各县及遂川、万安等县开始推广双季稻种植。
（二）农作物种类众多，以稻作经济为主
自古以来，本地区稻作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兼以种植其他类作物。在长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农作物生产条件和种类不断得到改进，种类逐步丰富。农作物种类主要分为粮食作物类、经济作物类、蔬果类等多种，其中粮食作物类主要有水稻、大麦、小麦、玉米（苞粟）、大粟、小粟、荞麦、高粱粟、黄豆、黑豆、胡麻等，各种类中又有不同的类型。
粮食作物方面，两宋时期的江西地区水稻品种大幅增加，曾安止《禾谱》一书中记载仅泰和、吉安地区的水稻品种就达50多种。另外，小麦已普遍成为民众的口粮之一，元代后棉花开始推广种植。
明代稻种进一步增多，依据当时地方文献记载，当时江西地区的水稻品种大概有早稻28种、中稻26种、糯稻28种、晚稻5种、旱谷3种，共计达90种。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明确地名标记的品种，如“云南早”、“湖广糯”、“陕西糯”、“池州占”、“赣州早”、“饶占”等。
随着明中后期闽粤民众的大量移入，由国外传入闽粤一带地区的番薯、玉米、土豆等旱作物也开始传入江西地区，成为广大山区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促进了广大山区的开发。至清代中期，江西各地开始普遍种植。
经济作物方面，主要有甘蔗、烟叶、蓝靛、棉花、茶、黄麻、黑麻、油菜、芝麻、花生、苎麻、席草、棕莲子以及药材紫苏、荆芥、白芍、白韭、枳壳、黄栀子、杜仲、车前子、黄柏等等。烟叶、甘蔗、蓝靛等经济作物主要是在明代后期传入江西地区的，首先传入到赣州、抚州等地，其后逐步在全省推广。棉花，在南宋时期就已有种植，明清时期日益普遍，产量丰厚，主要种植于九江、湖口、彭泽、南昌、樟树、赣州等地。
蔬果类主要有青菜、白菜、芥菜、辣椒、茄子、大蒜、萝卜、番茄、韭菜、香葱、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芹菜、菠菜、莴苣、苋菜、豆角、田藕等蔬菜类和柑橘、枣子、柿子、橙子、桃子、枇杷、石榴、李子、杨梅等水果类。
（三）浓厚的农耕礼仪习俗：农业、渔业、林业、牧业
在长期的农业耕作中，地方民众形成和积累了浓厚的农耕礼仪习俗，主要分为农业、渔业、林业和牧业等四大类。
在农业习俗方面，主要有二十四节气农谚以及关于土地耕作、农作物栽植、虫害灾情防治等方面的耕作农谚，成为农耕生产的重要习俗。如“立春晴一刻，作田不费力”、“过了端午节，锄头不能歇”、“正月不作塘，五六七月喊爹娘”“知了叫，割早稻；知了飞，堆草堆”、“冬田搞三光，害虫无处藏”等等。
另外，为了祈求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民众生活安居乐业、消灾避难，各地民众世代积累、传承和保留着许多农耕生产礼仪和习俗，比如有“开犁”、“安苗”、“开、关秧门”等农事生产活动习俗以及“摘木梓”、“挖冬笋”和秋冬打猎等其他生产习俗。
在渔业习俗方面，主要有渔业捕捞、渔业养殖和渔业祭祀与禁忌等方面的习俗，如在鄱阳湖流域形成了“开港”、“禁港”习俗，也即是捕鱼期和禁捕鱼期；鱼类养殖主要是以鲤、鳙、鲢、鲫鱼四大类为主，各地产生了“鱼苗客”的称呼，它是对养鱼苗和贩卖鱼苗者的通称；旧时养鱼要祭塘，俗称为“割塘”，鄱阳湖流域存在用鸡血打红花，有除害灭灾、预兆渔业丰收的寓意，还要烧香烛，祈求神灵保佑等等。
在林业习俗方面，形成了采种、育苗、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等生产习俗，以及木材砍伐和运输等习俗。如在砍伐过程中，砍伐之前有一个“开山”的习俗，需杀牲畜，具供品，祭山神，砍伐途中要用行话进行交谈和联系；在运输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习俗与禁忌，如过去主要是靠水运，称为“放排”或“赶羊”，起运前需要杀牲畜、焚香烛、燃放喜炮等等。
在畜牧业习俗方面，形成了畜类和家禽类饲养、宰杀等习俗。如在饲养方面，本地区畜类主要有牛、猪、狗、猫四类，家禽类主要包括鸡、鸭、鹅三类；在宰杀畜类时一般要准备好纸钱，并要焚香点烛燃放鞭炮等等。
三、科技文化
江西历史悠久，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有着光辉灿烂的经济、科技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数千年来，勤劳聪颖的江西先民，在逐步探索和认识自然规律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改善劳动工具和生产工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工匠、科学家，留下了大批科学著作等宝贵遗产，谱写了中华科技文化的不朽篇章。
（一）先秦至战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初兴
江西地区有着悠久的科技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开始对石器进行磨制加工成为石刀、石斧、石凿等工具，并发明了早期的制陶技术，现已发掘的这一时代的文化遗址有50余处，其中以上饶市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九江市修水县山背文化遗址为代表。其中，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蚌器饰品以及印有绳纹、方格纹、云雷纹、回纹、人字纹等几何纹饰的红土陶器器皿，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陶器，说明江西民众在新石器早期就掌握了绳纹粗陶烧制技术。修水县山背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锛、石斧、石镞等石制农、渔具和饰有凹凸弦纹、方格纹、编织纹、圆圈纹等几何纹饰的红、黑、灰色陶器，成为江南地区印陶纹技艺的代表之一。
1961年在修水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稻遗痕以及芝麻、蚕豆、花生等作物化石，证明江西至少在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而新石器技术对推动这种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商周时期，江西的科技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已发现的商周时代文化遗址约200多处，分布在全省40多个市县之中。众所周知，商周是我国青铜文化鼎盛的时代，在本地区考古发掘出的众多青铜文化遗址中，也表现出了较为发达的制陶技艺，其中以鹰潭市角山遗址、樟树市吴城遗址和新干县大洋洲商墓等为突出代表。
鹰潭市角山遗址位于该县童家乡大塘村的角山，遗址规模之大全国罕见。该遗址出土遗物种类丰富，包括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而且陶器上还刻有大量的符号或原始文字。樟树市吴城遗址位于樟树镇西南，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原始瓷器，表明了江西地区制瓷技艺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新干县大洋洲商墓遗址位于大洋洲镇赣江边上，是冠绝江南、全国罕见的商代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遗物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奇特，主要为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艺术风格。
春秋时期，江西已能制作出成套的实用纺织机具，这在贵溪县岩墓出土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原始织机部件中得到了证实。这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纺织技术发展史有重要科学价值。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发展很快，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铁是人类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江西先民何时开始掌握冶铁技术，目前尚无充足材料，难以断定。但使用铁器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晚期，甚至更早。新中国成立后，九江县磨盘墩出土的三件铁雷（农具），据考古确认，是春秋晚期的遗物。史料记载：自春秋中期，随着齐国使用铁器的发展，晋国和南方的楚国（九江属楚）也开始使用铁器。1973年，新建县大塘赤岸山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一扇铁质斧范（铸造斧子的模型），由此可以断定，战国时期，在江西这块土地上，至少已开始了熔铁铸造工艺。1957年，新干县界埠战国粮仓遗址中发现了两把完整的铁斧，据上海冶金研究所测定，刃部有钢。大型粮仓占地面积六百多平方米，仓下有纵横交错的通风沟，仓内大量粳米保存千年仍颗粒可辨，表明铁制工具使用后粮食产量多了，贮藏方法也较科学了。上述情形表明，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战国时期，江西科技已具有一定水平。
（二）秦汉至南北朝：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
陶瓷技术是古代江西人民的伟大创造。从万年县仙人洞居民烧制绳纹粗陶开始，至汉代，陶瓷业已颇具规模。西汉时期，陶器生产和应用更为普遍，人们将之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和生产之中。在今南昌市青云谱区、樟树市临江镇考古发掘的汉墓中有陶井、陶仓以及装有滑轮的梯形井架，井内放置有陶塑的水桶等，多是硬陶和原始瓷器。东汉以后，烧瓷技术得到改进，湖口县文桥乡象山东汉永初（107～113年）纪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坛、青瓷罐、青瓷盂、青瓷盘口壶等，胎质灰白，釉色淡黄，色泽光亮，表明了本地区瓷器烧造技术趋于成熟，瓷器正式出现。
丰城、临川等县发现了南朝时期的瓷窑，特别是丰城的洪州窑在隋朝就开始用匣钵装烧瓷器。史籍记载，景德镇烧制陶瓷的历史始于汉末，逐步发展于南朝。魏晋南朝时期，青瓷器已成为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生活用器。
另外这一时期，高安县发现了葛乡煤田，烧煤煮水，是我国史书上关于用煤的最早记录。东汉建安七年（202年），道士葛玄在樟树镇閤皂山炼丹采药30余年，成为江西地区中药加工炮制的创始人，撰写了《祭炼大法》。葛玄之侄孙葛洪著《抱朴子》10卷，其《肘后备急方》收录民间流传的有效方药，并附有炮制加工方法。
（三）唐宋时期：古代科技文明的繁荣
进入唐宋时期，江西古代科技文明发展迅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主要在陶瓷制作工艺、冶炼、铸造、医学和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造纸以及农业、水利和天文方面取得了不少科技成就，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江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且也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
如在制瓷业方面，唐宋时期的制瓷技术相当精湛。著名的窑场除丰城的洪州窑、临川的白浒窑、景德镇窑外，还有吉安的永和镇窑、赣州的七里镇窑。洪州的褐色瓷器是贡献朝廷、风行长安的佳品。唐初景德镇瓷匠陶玉、霍仲初（均是景德镇人）所烧制的贡瓷，青白光润如玉，称“假玉器”，而霍仲初的瓷窑被称为“霍窑”。宋代时期，景德镇瓷窑名声大起，形成青白瓷体系，开始逐步闻名天下，器身胎质洁白细腻，“著行于海内”。陶工们用谷壳作容器内的垫料，是世界上第一次从有机物中寻找到的高硅质耐火材料。永和镇窑以南宋著名瓷匠舒翁、舒娇（吉安人）父女为代表，盛行釉下彩技法。所烧制的“木叶天目”盏是我国陶瓷史上独一无二的名贵珍品，其制备工艺技术曾失传七百余年。制瓷技术的先进，带动了江西各地瓷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景德镇，逐步成为闻名天下的“瓷都”。
在矿冶业方面，唐宋时期成为江西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宋朝三百年间，铜矿业全面兴旺，冶铜、铸币技术发达。铅山场是中国三大铜场之一（另有广东韶州岑水场，湖南潭州水兴场），而且就炼铜技术而言，铅山场排在首位。当时江西已发明了“胆水浸铁炼铜法”，即用铁浸入硫酸铜溶液（胆水），发生置换反应，将铜析出的方法，这是古代江西人民在冶金史、化学史上的重大发明，对铜矿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北宋炼铜家张潜（德兴人）在研究和总结“胆水浸铁炼铜技术”的基础上，于绍圣间年（1094～1097年）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那时铜主要用于铸钱。铸钱的重要基地是饶州永平监（今鄱阳县），在唐宪宗时期，该地年铸钱七千贯，南唐时为六万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达61万余贯。此外，江西铸钱场所还有江州、赣州、抚州、临江等地，可见江西炼铜、铸铜技术的发达程度和普遍性。
江西冶铁业的发展，在《江西通志》、《袁州府志》等书中都有记载。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袁州刺史边镐捐铁20万斤，为南昌普贤寺铸一大型普贤骑象，如此庞然大物，实使人惊叹。足以看出唐代江西铸铁技术水平。婺源县现存的一口北宋铁钟，高1.2米，口径0.7米，钟钮凸起兽面主纹，背衬云雷，旁饰几何图案，钟身铸有132个行书字，字迹清秀，俊逸秀丽，没有高超的技艺是铸造不出来的。
在医药业方面，唐代，樟树镇的药材集散初具规模，药材的交流日益频繁，设有专门进行药材交易的药圩。宋代，樟树镇药业市场更为活跃，成为南来北往的药材集散和中转之地。随着四方药商逐渐增多，“药圩”显然不足以适应日益发展的药材市场的需要，药商们迫切需要建立固定交流、保管药材的场所，于是“货栈”、“药行”等应运而生，“药市”也就逐渐形成，医药兼备的“药店”相继出现，名医药师不断涌现，医学专著相继问世，为樟树中药业走向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学家、医学家徐梦羊（清江人）撰写的《集医录》，为樟树医药史上第一部专著，侯逢丙为樟树最早的制药名家。此外，北宋医家王克明（乐平人）精于针灸，陈自明（临川人）精通妇科，采各家之长，辑成《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对妇科疾病的论证，颇为详备。
在农业方面，北宋农学家曾安止（泰和人）潜心研究水稻栽培，著《禾谱》一书，是古代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在农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南宋中期，其侄孙曾之瑾又著《农器谱》，以补《禾谱》之缺。
在造纸业方面，唐宋时期江西的造纸技术较为先进，生产纸张的州县很多，如临川的滑薄纸、九江的云兰纸。宋代，星子县的布水纸、吉州的竹纸、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都较为出名。
此外，在地理方面，北宋地理学家、宜黄人乐史勤奋著书，撰写的《太平寰宇记》是著名的地理总志。它以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版图为依据，广搜山经地志，精密考寻原委，记述各地经济、文化情况。
在天文方面，南宋天文学家周执羔（弋阳人）用刘义雯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纬盈缩，以纪气朔寒暑之候。撰有《历议》、《历书》、《五星测验》各一卷。孙义伯（丰城人）精研历法，撰《六历论》、《浑盖同归图》、《古今七十六家法数》、《大历赋》、《复古者传》等著作。
在宋代新兴的金石学中，欧阳修《集古录》是我国第一部金石学专著。洪遵的《泉录》则把金石学研究范围更加推广了一步。
（四）元明清时期：古代科技文明的繁盛
元明清时期，江西人才迭出，文化昌盛，古代科技得到高度发展，成为鼎盛时期。经过长期实践和认识，人们收集整理了各种有关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各个科学领域的认识，他们不仅注重生产领域中农业这一部门，还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特别是至明中期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得更快，曾出现了如奉新人宋应星这样著名的科学家，以及《天工开物》这样不朽的著作。
制瓷业经元到明清，景德镇汇集了我国制瓷工艺精华，被誉为中华“瓷都”，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这一时期创造了釉里红、斗彩、三彩、五彩、色釉、粉彩、珐琅彩、胎瓷的制作工艺技术。元代开始，景德镇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调制胎土，后来传入欧美、日本等国。明代瓷器制作达到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艺术效果，清代乾隆时期，制瓷技艺更臻娴熟，品质之优、造型之多、彩釉之丰富，进入到顶峰阶段，陶瓷科技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制瓷技艺高超是景德镇陶瓷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医药业方面，仅樟树镇一地有著作传世者就有十多人，医药专著上百种。如嘉靖间李汉仪著《医略正误》；王显达任明太医院医官，以外科著称；万历间聂尚恒著《奇效医述》，当时就翻译到了日本；顺治时期邓苑著《一草亭目科全书》；乾隆时期熊家骥著《痢疾奇方》；何立本精研《本草纲目》，撰成《务中药性》七言歌诀；嘉庆年间余文藻著《医方录验》等等。其他州县的医学家有如元朝南丰人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二十卷最早记录了全身麻醉，其关于骨折复位手术中悬吊复位法比英国达维斯提出的时间要早六百多年；永新人王东野著《本草经》，上高人潘涛著《医学绳墨》；明朝医家会昌人肖九贤著《外科启钥》、《回生要义》，豫章人沈应善著《素问笺释》二卷、《医贯集补》二卷；清朝医学家新建人喻昌著《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重视辨证施治。这些医著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
在天文、地理方面，元朝鄱阳人赵友钦精研天文、历算，著《革象新书》五卷，深入浅出，举例说明天文历算的方法，使之通俗易懂；明朝南昌人胡俨学问渊博，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编《天下图志》等。董轩（鄱阳人）、吴昊（临川人）、清朝王灏（莲花人）均是著名天文学家。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临川人）耗十年心血，编写了《九域志》八十卷，用“计里画方格法”绘《舆地图》二卷，长宽各七尺，精度远超前人，是中国制图史上的杰作。明代地理学家吉水人罗洪先在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又绘制了十六幅分省图、十六幅边区图、三幅黄河图、两幅海路图，四幅朝鲜、安南、蒙古和中亚地图，总称《广舆图》。明朝水利学家贵溪人徐贞明毕生研究北方水利，著有《潞水客谈》；元代航海家南昌人汪大渊自幼立志航海，二十岁时，随商船远航，两次下东西洋，足迹遍及波斯湾、阿拉伯半岛数十国，就游迹广远而论，居于前列，撰写的《岛夷志略》记述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情，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有重要价值，超过宋、明人的同类著作。
建筑方面，清朝著名建筑大师永修人雷发达在康熙年间任工部样式房负责人，设计重建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著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程营造录》。其后裔继承父业，参与设计皇宫建筑和北京其他御园名山，创造了在平面图中绘制建筑物透视图、制作模型、再实地施工的方法。至今，北京图书馆仍珍藏有雷家设计图纸数百幅。
纺织业方面，改进了纺织机，提高了纺织技术，促进了以夏布为中心的纺织业的发展。明时江浙一带纺车多是容三维的，少数为容四维的，而江西乐安县已有容五维的纺车，一手同时控制五根纱。徐光启听后很惊喜，托友转索实物未得。纺织业的进步促进了苎麻种植面积的扩大，夏布织造技术得到发展。万载、宜黄、宁都、临川均是夏布生产和贸易中心，尤以万载夏布最有名气，远销烟台、朝鲜。
数学领域，明朝算学家清江人刘仕隆著《九草通明算法》，宁都人陈必智著《算理明解重明算法》。清朝，江西算学家有七人之多，如婺源人江永作《数学》八卷、《续数学》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临川人纪大奎著《双桂堂稿》、《笔算便览》等；南丰人吴嘉善对开方术、勾股术、方程术、三角、测高测远等均有很深的研究。
最杰出的科学家是宋应星，他把江西古代科技发展推向了高峰。他在调查各地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农民和工匠的精湛技艺，写成了百科全书式的《天工开物》这一不朽名著。书中采集了极为丰富的科技史料，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广泛涉及种植、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烧制陶瓷、冶铸、制造船车、锤锻、烧制灰硫、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酿酒、采集珠玉等行业，记述了不少在当时颇为先进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可谓古代工艺技术的集大成者。另外，宋应星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记述锌和铜锌合金生产的科学家，明确提出倭铅（即锌）是一种新金属，分析了锌的化学性质、冶炼方法，炼制铜锌合金工艺。在金属元素化学性质方面，他比较了铁、铝、锡、铜、银、金的活泼程度，提出利用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这些科学理论充分体现了江西人民的伟大智慧。《天工开物》在明末刊行后，引起国外科学界重视，十九、二十世纪被译为日、法、英、俄、意等国外文字出版。法文版称之为《中华帝国古今工艺》，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其为“权威著作”，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大量引证《天工开物》的资料，并称宋为“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十八世纪著名唯物论者、科学家、百科全书主编）。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江西先民创造了辉煌璀璨的科技文化，成为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证和促进力量，也是中华科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