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就赶上“文革”，学校没课上，和家属院的孩子一起闲逛。我和一个外号叫大果子的关系好，他长我五六岁，是中学生。大果子怀抱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理想——当海员或地质队员，并为此积极准备。夜晚，他慢慢伸出大拇指，眯一只眼测量星辰离他眼睛的距离，“三光年”，说完撇撇嘴。
四月的一天傍晚，大果子领我到水文站院里一条旧船上。船置红松垛上，不知什么人抬上去的。大果子摘下棉帽子，头发升腾汗雾，一看即知将要披露高妙计划。
“想抓特务不？”
抓特务是我们最为憧憬之事。电影里的美蒋特务爱说蠢话，体格差，太好抓了。抓一个特务能成英雄，能让人抬着进北京见毛主席，能人伍，能站高台子上对人讲话。
“想啊！”
“好！”大果子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掏出麻绳（绑特务用）、一个木头手榴弹、一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册子、抹布（塞特务嘴用）、火柴、拟与特务肉搏的两只折叠铅笔刀。
可是特务呢？
“北河套。”他说。北河套在英金河北岸。我一想，树林沙地，空旷无人，正是特务喜欢的地方。行，我们开拔了。
前边说过，已到了四月，远望柳树，团团鹅黄，野菜比青草先绿，河冰黑而暗，酥了。我们顾不上看景，集中精力找特务。大果子说：“别往远看，注意地面的脚印。”地上有兔子屎和乌鸦尸体，没有我们盼望的特务吸剩的烟头和带“USA”的罐头盒。这时起风，风在林里打了几个旋，带来雪。雪从树梢“刷刷”落下，越来越密，扑在脸上，睁不开眼。
开头，我们觉得遇雪是意外收获，在雪地踩脚印、打滚儿。后来，雪在风的挟裹下横扫而来，让人站不住脚。可怕的是风声，似鬼合唱，多声部悲怆不绝。大果子抱住一棵粗树，我抱住他的腰，稍避风，亦防被吹走。
雪埋住了脚脖子，渐至膝盖。大果子虽读过许多做海员与地质队员的书，也不知怎么办好。他磕着牙说：“这不是办、办法。走！”
可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用绑特务的绳子系两人腰上，扑通扑通逃离树林，见一片开阔地，风雪更大了。我一脚踏空，掉进河里。冰碎，水过鞋。大果子拽绳使我爬上岸，又回到林里。
大果子愤然把绳子解掉扔下，说：“好在、在，河不深、深。”我想附和几句，已说不出话。大果子一一要说他真挺了不起——这时筑了道一米高的雪墙，背北朝南，避风。当时手冻得从袖子里都抽不出来，他竟筑了一面墙。坐下，他先给我脱鞋。鞋袜与脚冻上了，一扯如撕皮肉，钻心疼。“疼也要脱、脱……”大果子帮我脱鞋袜，用雪搓脚，然后搓手。其痛苦如心尖疼，想哭使不上劲儿。
之后，大果子给自己搓手脚，然后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头顶枯枝“咔咔”折断落下。
我渐无思想意识，觉得很安逸。眼前时不时冒出一堆篝火，火苗袅娜，冉冉飘扬。现在知道，这是人冻死前的幻觉。冻死和其他死法之不同是伴有精神错乱。
“灯！那有房子！”大果子嘶哑喊叫，拽我走，但我如此安逸，根本不想动，被他拽起扛在背上。
夜色里，不远处有孤屋轮廓，窗透微光。怎么会冒出一间房呢？刚才好像还没有。大果子背着我，从雪地抽出一条腿，踏入一条腿，五十米的路程走了很长时间。进屋后，他淌了一脖子汗。
屋里有一面炕，炕上坐着个叼烟袋的老头儿。我们一人吃了两个烤马铃薯，在热炕头上浑浑噩噩入睡。半夜醒一次，我看老头儿在火盆前给我们烤衣服。
过了几年，我想起这事儿，问大果子：“那老头儿是干吗的？”大果子想了半天，说：“他会不会是特务呢？”一个老头儿孤零零地在河边住，什么意思？大果子心里老想着特务，抓获特务，可入红卫兵。他家庭成分地主，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我也同样。
到今天，我有雪浴的习惯。用雪在身上搓一搓，活血灭菌长精神。雪浴时穿厚袜子，戴手套，回屋再用冷水冲一遍，直至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