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人人格地图
15347700000013

第13章 人格差异之雅俗差异

易中天《读城记》的“北京城”中有很大篇幅讲北京与上海比较,这里就不重复了。上海人比较雅致,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中《时代咖啡馆》中就描绘了上海人的“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国轻音乐,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先锋;暖暖的进口咖啡,也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刺激;领台小姐谦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体面而不骄人;点菜时,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点,配合得恰到好处,也都不过分。这就是上海人的雅致。在平常生活中,无论男女老少,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比较得体,既不乡气,也不张扬,这是上海人精明造成的。小市民的雅致能把他们的俗气和窘迫感,深藏在雅致背后,表现在生活的细节上。上海人的雅致给人以绅士风度,但在市民生活中却也还平易近人,他们保持体面,决不寒酸。上海人的情调是雅致,他们的品质是开阔,他们的特征是精明。因为上海人精明,他们活得精致而小巧。

上海不是“文化古城”,难得有那份“儒雅”,他们生活环境比北京差得多,既为奢华享乐的灯红酒绿所诱惑,又为贫穷窘迫的生活所困惑,所以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地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逼得他们只好处处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只能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以求得尽可能的好的生活。

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主要是北京的职能和功能比较复杂,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就越能兼容。

上海人虽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但他们也不像广州人那样“金钱至上”,如果一个社会只是“金钱至上”,肯定庸俗不堪。上海人既不“耻于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他们既不是十分富有,也不是一文不名,只是精明地过好日子而已。

北京人的风格不是雅致,而是典雅,表现为庄严、雄浑、雍容、华贵、典雅、厚实。北京人具有醇和气派,醇和气派中有“王者风范”,也有“平民风情”,让人感到亲切。北京人的风格是“大气醇和”,可称得上“最大气的城市”。

北京之大,是“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这里容量大,有那么大的广场,有宽阔的街道,有那么大的空地。北京的规划与建设就是宽松、疏松、大处着墨、纵横浑洒,处处都大气不凡。北京不仅建筑空间大,而且文化空间也大,本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加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回教,各路人马云集于此出入、集聚、发展,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融合。北京都能居高临下,一视同仁,决无任何偏见。

北京人大气,活得潇洒而又马虎,上海人活得精致而小巧。

上海人在北京人面前也不敢装大,他们不大看得起外地人,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而北京人从来不会小看外地人,惟独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的开放与兼容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吸收和兼容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定、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它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

一般人称上海为“大城市,小市民”,在上海之前冠以“大”字,北京大可不必;而北京却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大,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大”,他们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就连聊天也说成是“侃大山”,在街上喝茶也说成是“大碗茶”。他们对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小模小样看不上眼,他们受东北雄风及燕赵遗风的影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崇尚豪爽和讲义气。而且北京人一般不称“市民”,多称作“平民”,这是相对“贵族”而言的。北京虽然大气,但决不夜郎,它能赋予北京平民们以一颗平常的心,教给他们种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京味。

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缺的“礼数”和“人情”;而上海人的态度是“务实”的,讲究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周到服务是出于其精明,他们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是让你享受他的服务,如果你不领情,他们便不屑一顾,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你。而北京人讲的是“和气生财”,出于他们的大气,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礼数”。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特别表现在对待外地人上,他们决不会歧视或欺侮外地人,更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并不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即称作“土老冒”,相反他们对乡村还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北京人有句口头禅:“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他们有了这股忍耐劲,便造就了他们的平和心态,有了这份平和心态,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从而造就了他们的幽默,浮躁的人是幽默不起来的。诙谐幽默是北京人标志性的品格,北京人说什么都能逗得你乐起来,甚至连骂人都能骂得你无言以对。

上海人就幽默不起来,他们为了搞笑,只能搞点滑稽,幽默是“玩深沉”,而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大的劲,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当然上海人也有很多独自的优点,如他们素质较高、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他们都比较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有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上海人一般比较讲理性,他们依靠的是科学做法,使得他们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

至于说到广州人的风格是“生猛海鲜”,比较粗俗化,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成天忙于挣钱,它是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广州是西方文明最先的登陆点,但随后被上海的崛起而落伍了,只是成为一般省会城市而已。但在20世纪初,它一直是革命招呼的源泉和中心。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创造了奇迹,1986年广东省外贸出口第一次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一,从而跻身全国重要城市,让世人刮目相看,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的发展。

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虽短,却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个美国政治学家所说:“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位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

广东文化的发展与昔日上海的海派文化有十分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海派文化是直接以西方文明为导向,在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生长发育起来的现代城市文化。它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发展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化基地和文化中心。而广东文化却是以香港文化为导向,受香港文化影响较深而形成的。加上它的本土意识很浓,带有排斥内地文化的狭隘心态,因此它始终形成不了岭南文化体系,广州文化基本上不过是褊狭的地域文化。

广州的怪异,首先是它的语言特色,什么都要本土化。广州是在已有的本土文化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吸收外来文化,所以其西化比广州“彻底”和“地道”。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有人作一不太恰当的比喻说,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而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做小老板。上海好像一家自产自销的工厂,而广州更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大市场。如果说海派文化有“商—学”的两极,上海人是由“经济人 文化人”相组合,那么广东人只有“商”的一极,他们往往是赤裸裸的“商人”而已。

广东文化的真正魅力在于它蕴含了时代精神,并非它自身的文化。广东虽然是改革开放先锋,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就,但在文化上缺乏应具有的文化视野、文化容量和文化意识。它的文化层次、文化品位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他虽然处于现代化的前锋位置,但文化的贫困是他难以真正强大的主要因素。

其实广州历史文化的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偌大的上海没有什么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而广州却有七星冈、五仙观、越王墓、石门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海神庙、镇海楼等。但是广东自经济兴盛发达以后,人们见利忘义,目光短浅,甚至把以往一些好的崇文好学的东西都丢掉了,眼中只有钱,缺乏远大的目光,这是很不应该的。他们缺乏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文化创造,缺乏知识分子雅文化的生长土壤,也缺乏历史和民族的文化底蕴。这就为广东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埋下了阴影,只是抓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其优势必然会遭到严峻的挑战。

第三章 爱说的京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