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城记》的“北京城”中有很大篇幅讲北京与上海比较，这里就不重复了。上海人比较雅致，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中《时代咖啡馆》中就描绘了上海人的“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国轻音乐，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先锋；暖暖的进口咖啡，也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刺激；领台小姐谦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体面而不骄人；点菜时，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点，配合得恰到好处，也都不过分。这就是上海人的雅致。在平常生活中，无论男女老少，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比较得体，既不乡气，也不张扬，这是上海人精明造成的。小市民的雅致能把他们的俗气和窘迫感，深藏在雅致背后，表现在生活的细节上。上海人的雅致给人以绅士风度，但在市民生活中却也还平易近人，他们保持体面，决不寒酸。上海人的情调是雅致，他们的品质是开阔，他们的特征是精明。因为上海人精明，他们活得精致而小巧。
上海不是“文化古城”，难得有那份“儒雅”，他们生活环境比北京差得多，既为奢华享乐的灯红酒绿所诱惑，又为贫穷窘迫的生活所困惑，所以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地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逼得他们只好处处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只能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以求得尽可能的好的生活。
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主要是北京的职能和功能比较复杂，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就越能兼容。
上海人虽不会像北京人那样“耻于言利”，但他们也不像广州人那样“金钱至上”，如果一个社会只是“金钱至上”，肯定庸俗不堪。上海人既不“耻于言利”，也不“惟利是图”，他们既不是十分富有，也不是一文不名，只是精明地过好日子而已。
北京人的风格不是雅致，而是典雅，表现为庄严、雄浑、雍容、华贵、典雅、厚实。北京人具有醇和气派，醇和气派中有“王者风范”，也有“平民风情”，让人感到亲切。北京人的风格是“大气醇和”，可称得上“最大气的城市”。
北京之大，是“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这里容量大，有那么大的广场，有宽阔的街道，有那么大的空地。北京的规划与建设就是宽松、疏松、大处着墨、纵横浑洒，处处都大气不凡。北京不仅建筑空间大，而且文化空间也大，本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加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回教，各路人马云集于此出入、集聚、发展，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融合。北京都能居高临下，一视同仁，决无任何偏见。
北京人大气，活得潇洒而又马虎，上海人活得精致而小巧。
上海人在北京人面前也不敢装大，他们不大看得起外地人，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而北京人从来不会小看外地人，惟独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的开放与兼容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吸收和兼容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定、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它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
一般人称上海为“大城市，小市民”，在上海之前冠以“大”字，北京大可不必；而北京却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大，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大”，他们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就连聊天也说成是“侃大山”，在街上喝茶也说成是“大碗茶”。他们对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小模小样看不上眼，他们受东北雄风及燕赵遗风的影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崇尚豪爽和讲义气。而且北京人一般不称“市民”，多称作“平民”，这是相对“贵族”而言的。北京虽然大气，但决不夜郎，它能赋予北京平民们以一颗平常的心，教给他们种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京味。
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缺的“礼数”和“人情”；而上海人的态度是“务实”的，讲究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周到服务是出于其精明，他们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是让你享受他的服务，如果你不领情，他们便不屑一顾，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你。而北京人讲的是“和气生财”，出于他们的大气，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礼数”。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特别表现在对待外地人上，他们决不会歧视或欺侮外地人，更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并不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即称作“土老冒”，相反他们对乡村还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北京人有句口头禅：“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他们有了这股忍耐劲，便造就了他们的平和心态，有了这份平和心态，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从而造就了他们的幽默，浮躁的人是幽默不起来的。诙谐幽默是北京人标志性的品格，北京人说什么都能逗得你乐起来，甚至连骂人都能骂得你无言以对。
上海人就幽默不起来，他们为了搞笑，只能搞点滑稽，幽默是“玩深沉”，而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大的劲，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当然上海人也有很多独自的优点，如他们素质较高、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他们都比较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有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上海人一般比较讲理性，他们依靠的是科学做法，使得他们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
至于说到广州人的风格是“生猛海鲜”，比较粗俗化，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成天忙于挣钱，它是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广州是西方文明最先的登陆点，但随后被上海的崛起而落伍了，只是成为一般省会城市而已。但在20世纪初，它一直是革命招呼的源泉和中心。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创造了奇迹，1986年广东省外贸出口第一次超过上海，跃居全国第一，从而跻身全国重要城市，让世人刮目相看，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的发展。
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虽短，却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个美国政治学家所说：“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位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
广东文化的发展与昔日上海的海派文化有十分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海派文化是直接以西方文明为导向，在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生长发育起来的现代城市文化。它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发展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化基地和文化中心。而广东文化却是以香港文化为导向，受香港文化影响较深而形成的。加上它的本土意识很浓，带有排斥内地文化的狭隘心态，因此它始终形成不了岭南文化体系，广州文化基本上不过是褊狭的地域文化。
广州的怪异，首先是它的语言特色，什么都要本土化。广州是在已有的本土文化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吸收外来文化，所以其西化比广州“彻底”和“地道”。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有人作一不太恰当的比喻说，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而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做小老板。上海好像一家自产自销的工厂，而广州更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大市场。如果说海派文化有“商—学”的两极，上海人是由“经济人 文化人”相组合，那么广东人只有“商”的一极，他们往往是赤裸裸的“商人”而已。
广东文化的真正魅力在于它蕴含了时代精神，并非它自身的文化。广东虽然是改革开放先锋，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就，但在文化上缺乏应具有的文化视野、文化容量和文化意识。它的文化层次、文化品位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他虽然处于现代化的前锋位置，但文化的贫困是他难以真正强大的主要因素。
其实广州历史文化的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偌大的上海没有什么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而广州却有七星冈、五仙观、越王墓、石门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海神庙、镇海楼等。但是广东自经济兴盛发达以后，人们见利忘义，目光短浅，甚至把以往一些好的崇文好学的东西都丢掉了，眼中只有钱，缺乏远大的目光，这是很不应该的。他们缺乏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文化创造，缺乏知识分子雅文化的生长土壤，也缺乏历史和民族的文化底蕴。这就为广东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埋下了阴影，只是抓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其优势必然会遭到严峻的挑战。
第三章 爱说的京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