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都所在，在许多方面都可得到风气之先，其优越意识自然而然地就流露出来，并且表现得淋漓尽致。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人们还讥讽道：“没到过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历代相沿而下的优越感，使北京人不大瞧得起外地人。在某些人眼里，外地人就是土、就是俗，就那么不解风情、不识时务。甚至在政府制定一些政策时，也对外地人多加种种限制，诸如不能买公交地铁月票、不能买公园月票、小孩上学需交“赞助费”，处处给人压抑，不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虽然这种优越感表现时并无恶意，但至少使外地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反过来说，北京人的优越感有一部分是受外地人不自觉地推崇出来的。最典型的是，凡做官“在京大三级”的说法。按理说，同品同级的官职，本无大小之分。但实际上由于所处地位和环境不同，便显现出高下之分，尤其是京官与地方官间，差别就十分明显。如省部级官员，本是同级，但省级地方官到部里办事，就得受部级官员的审批，显然矮人一截。至于一些级别并不太高的监察大员，来到地方上检查工作，地方官员都得敬畏三分。所谓“在京大三级”是必然的，这也是外地人对京官的推崇，从而京城百姓也显得比地方百姓多了几分特殊的优越感，他们在外地人面前就自然显得高贵一些，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实际上北京人对外地人的偏见和冷落，甚至歧视，反而透出北京人的小气。
近百年来，北京一直是全国风云际会之地、忧患凝聚之所。北京置身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进一步强化，近百年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北京，北京人无一例外地也都参与其中。远的如百日维新、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暂不多说了，就说上个世纪，辛亥革命成功后，北洋政府总统、总理走马灯式地轮换，闹得北京不得安宁。以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3年的“二七惨案”、1926年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1935年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接着1937年日寇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北京人拉开了抗日的序幕。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北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直接影响着全国的动乱。1976年又发生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诸此等等，不一而足，北京成了历次政治旋涡的中心，对全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这些都是北京人参与的结果。每当国家民族出现危机、社会发生动乱时，北京各界人民总会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表现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强大责任感和一片关爱之情。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人的政治意识超常发达，政治空气异常浓烈，几乎人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风云，并且喜欢将社会生活也政治化。也许是因为社会生活政治化后，可以增加一些生活乐趣和谈资，北京人早已习惯从政治角度看待和评价问题。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使北京人对于政治情有独钟，早已把政治意识溶进了日常生活中，关心政治犹如生活中的盐，离开它便会使生活索然无味，有了它才会给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增添新的色彩和趣味。清晨公园里，晨练的老人们，几乎人手一个，拿着小收音机，边晨练边听“报纸摘要”的新闻；晚上的“新闻联播”电视节目，几乎家家都在注视。这是北京人的特色，也是北京人的专利。关心国家大事是北京人应有的义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京城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历来就有忧国忧民和忧天忧患的意识和爱国传统。
北京人对政治是空前的热情，北京人几乎“人人都是政治家”，你在大街上，遇上“的”哥、大爷、店员、修鞋的、卖大碗茶的，无一不给你说几条政治新闻或小道消息。他们都能给你大侃特侃时事政治，什么重大新闻消息、时局变动和国际动态等等，都各有一整套的看法，都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给你说得头头是道。不了解的人还会以为他们或他们家的亲戚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是中央高级智囊团的成员。要说“正经”的，他们会慷慨激昂，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地给你分析、说理，满口使用政治术语或引用名人名言，运用得娴熟自如。要说“花絮”，则各种各样的政治民谣、政治笑话也特别地多，而且还有好几种版本，可以说得你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愈说愈爱听，说得你乐不思蜀。这使外地人不得不佩服北京人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以及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才能。北京人对政治的空前的热情，一是他们的“近水楼台”，处于独天得厚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另外就是北京人政治天分、习性、氛围所形成的。
天津人怕官，甚至畏官如虎。即使遇有纠纷，一般都不愿经官处理，甚至“屈死不告状”，这成了天津人的至理名言。这主要是因为天津人勇武好斗，而地方官一直使用威猛手段来治理，天津老百姓往往谈官色变。更有甚者，天津有些老人连看到“穿号坎”（即制服）的，都惧怕三分。这也是天津的一大特色。
第四章 说不尽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