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精明”用在社会管理方面，可谓无孔不入，从而使规章、制度、管理极其严密繁复，力图使对方无机可乘、无隙可钻。因此他们在行政管理中，较少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更多的是这种极为精明厉害、铁板一块、滴水不漏的文牍主义。一方面是人们的门槛越练越精，千方百计想钻空子；另一方面是门槛越筑越高，尽量堵塞每一个漏洞。就以日常生活中排队等车来说，在起点站，人们为了抢占坐位，一哄而上，秩序很乱，上海人很多年前就在起点站分列两队：一是坐队，一是站队；想找坐又能等的就排“坐队”，等不及的就排“站队”，从而大家都很守规矩，秩序井然。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还作了比较中肯的分析：
在最通俗意义上，合理主义要求生活中的各种事尽可能的公平合理，例如合理的价格、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一旦他认为不够合理，他就要和你论理，要投书报刊，要呼吁公道，甚至提出诉讼。因而上海人的好争吵、好诉讼后面，确实存在着一种理性态度。
上海人对“理”的需求很高，要求做事有根据，有理由，有正当性，以理为判别是非的标准。那些制度化了的“理”便成了法，更是必须遵循的。它在日常生活中最大量地表现为市民据理力争，维护个人的合理权益。这就使得上海街头的争吵往往是一个复杂冗长的论理过程。
上海人在商业上非常讲理性，办事严谨认真，突出体现在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和商业诚信意识比较强，这是长期商业社会环境熏陶的结果，也是上海人精明精细、严谨务实本性的自然流露。长期的职业训练和商业历练，使上海人的法制观念和契约意识较为深入人心，这也成为上海人的基本素质和自觉意识。上海人确实比较精明，又显得比较小气，处处斤斤计较，使得外地人感到与上海人难以合作，很可能会以小失大，认为与上海人谈判成功比较困难。但是上海人比较守规矩，履约程度高，法制观念强，与上海人签订的合同比较符合规范，细节考虑比较周到，执行中麻烦比较少，成功率比较高。不像北方人喝起酒来胡侃乱吹，山誓海盟，听上去很热情，但过后就什么都忘了，说话不算数，约束率极差。台湾人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了，他们与上海人打交道，充分领教了上海人的商业严谨，他们认为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有超期、名声等非经济利益因素，而是以经济利益为惟一准则，不搞讲人情、套关系那套。他们重法制、重契约，在生意场上双方都是正人君子，一切按合同办事。在五方杂处的环境中，上海人善于隐藏真正的想法，避免表面的磨擦，遵守法制，重契约，也贪小利，但极少以命相搏的。上海人是说得少做得多，一般说到就能做到；而北京人是说的比做的多。有人比喻，上海人的性格比较接近欧洲人，北京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人。
上海一直是中国法制相对健全的城市。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这是商业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上海较其他内地城市更讲究规则，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政府事事研究得比较深，考虑得比较细致，一般不那么容易出错漏。一个城市的发展思路总体上来说最怕出错，一旦出错，代价太大。上海是守法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
上海由于所处的人文环境比较特殊，他发展的速度较快，完全是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所受传统文化影响极少，而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所以形成的人格也与众不同，变化也快。许多地方难以得到受传统观念较深的人们的理解，往往被人们说三道四，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太多，真是一言难尽。
第五章 敢为人先的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