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说起话来总爱带“把子”，这犹如我们在使用工具时，为了使用时手握住能使得上劲，工具上少不了有木头把子。这说话带把子，就是他们在传情达意时，本不需要这些脏话废话，在话中本不表示实在的意义，只是跟语气词一般，纯属附加语。按说不用它们，无碍语意，意思照样能传达，且简明实在。但四川人却偏偏出口必带把，不带上这些脏话好像就不够味、不热闹、不鲜活、不来劲。
语言与心灵契合，说话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四川人嘴上功夫好，语言表达能力强，说起话来张口就是“格老子”。“老子”一词在四川人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普及程度最宽，出现场合最广。在西南地区有句俗语：“四川老子云南妈，贵州儿子背盐巴”。
林文洵在《成都人》中剖析这“老子”实为第一人称的代名词：
（成都人）对自己呢，则动辄称老子。老子怎么样怎么样……你敢惹老子……几乎张口就是老子，闭口也是老子，一骂人，或者一提劲（虚张声势显威逞能之意），乃至寻常说话，声声口口都离不了这老子二字，简直成了口头语。甚至小辈在老辈面前，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时不时顺嘴就这样“老子”了起来。听的人往往也并不介意，似乎称老子跟称我一样，成了成都人特爱用的第一人称代名词。
据四川学者袁庭楝所著《古人称谓》一书介绍说，“老子”一词在古代是一个绝对严肃礼貌的人称代词。在汉、晋时的古人，常以“老子”作为自谦的称呼，与老夫、鄙人、在下、不才等自谦词相当。而用作他称时，则是尊重的意思。至少到宋代也还如此，既作自称也作他称的俚语。陆游在《思蜀》中称：“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也说：“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可见还是作为自谦词的俚语。说明四川因为环境比较封闭，依然还保留着古代遗风。所以今天四川人可能受此影响，仍延续下来了。但对于外地人来说，可不能容忍了，总感到这是在讨巧占便宜了。
四川地区不少地方还保存了许多古代遗风，保留了较多中原词汇中的古音古义，所以四川话往往俗而不失其雅。如小孩做事漫不经心，家长就会说：“你又恍兮忽兮的”。这“恍兮忽兮”就出自老子《道德经》，连乡村妇孺皆懂。又如说人做事没头脑，称为“弗虑弗图”，这词出于《诗经》，是说做事不考虑不图谋。再如一农妇赶集回来，见一熟人说：“街上热闹，你不去瞩一瞩？”这“瞩”是视和看的意思，出自《类篇》。诸如此类文言词汇，乡妇都习以为常。
除了老子，成都人话中夹带最多的还有一个字眼：龟儿子。一般骂人称乌龟王八，成都人还嫌不够，还得加上儿子才过瘾、才解气、有快意。不论男女老少，通骂龟儿子，年轻一点的被叫做龟儿子娃娃，年长一点的就骂作龟儿子老不死的。骂起人来开口就是，你龟儿子敢把老子咋样？占尽了便宜。
他们称呼外地人，一概都是用“老俵”来称呼你、说道你，河南耍猴的为河南老俵，北京大官为北京老俵，上海阿拉为上海老俵，香港老板为港老俵，以至外国人为洋老俵；成都人唯对重庆人特歧视，特称重庆人为重庆崽子。这与江西人对同乡称老俵不同，四川人是专对外地人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蔑称，满含轻蔑之意。四川人就是这样，只凭称呼就开口把你降了三等，未交言谈就往你头上吐了一泡口水，占尽了便宜。
四川人说话生动形象，语言富有表达能力，尤其是四川方言词汇中的“乡语”，更是格外鲜活，外地人听了摸不着头脑，不得其解。如“鲜翠”是鲜明；“绷面子”是硬撑表面；“抽底火”是揭老底；“放烂药”是出坏主意；“踩假水”是做表面文章；“塞包袱”是行贿；“打甩手”是空着手；“打傲卦”是有意作对；“不了然”是不开心；“不张视”是不理睬等等。更有形象的如：白生生（白净）、精蹦蹦（健壮）、威喧喧（威风）、洋歪歪（神气十足）、悬吊吊（不稳当）、活甩甩（不牢靠）、绵扯扯（拖踏）、光董董（光膀子）、冷兮兮（有点冷）等等。
由于四川人生活闲适、趣谈、自在，造就了他们活泼幽默的特性，练就一副好口才。他们口灵舌巧，说话不喜欢直说，往往喜好拐弯抹角、兜圈子，加上歇后语，显得风趣幽静。他们常用谐音表意，过去如称“中华民国”为“中划冥国”，称“国庆”为“刮磬”，称“天府之国”为“添虎之国”，他们讽刺足球教练戚务生为“泣无声”。四川语言还诙谐幽默，如街上厕所要收费，他们联想到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的事，挖苦说：“怪怪怪，那些年忽然吃饭不要钱，这些年忽然屙尿也要钱”。用这种方式来取笑逗乐，展现他们的口才，即使是骂人，也充满了文化味，骂得别人哭笑不得。
四川人生性幽默风趣、豁达乐观，他们头脑里没有太多的正统观念，敢于藐视这一传统，善于捕捉笑料，游戏作乐，并富有联想，把严肃的政治失势用语“下台”、“撤职”等，含蓄地用与下课联系起来，并广泛引用，如将下岗、退休、离婚等等，都比之于下课，既轻松又形象。他们充满幽默感，不免几分油滑；但大多是善意和自娱性的，利用语言功夫，苦中作乐，哭中搞笑。他们爱热闹、爱交流、爱说话、爱逗乐。
清初的移民文化对四川当地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当今四川流行的“摆龙门阵”（相当于聊天、侃大山）、“摆闲条”、“冲壳子”（吹牛）、“涮坛子”（开玩笑）之类的谈话方式，就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飘泊不定的移民时代的产物。来自各地的创业者，往往通过唯一可行的简单的表达形式——语言，用包含各种调笑的谈话来缓解面临的困难，协调彼此的紧张关系，并抒发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这种社会背景和谈话方式中发育起来的语言，必然跳不出平民化、市井化和粗俗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