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陕西地理位置很优越，在中国的中部，虽然四面有山河阻隔，为“四塞之固”；但它还是能与四周各地有所沟通，成为商业往来比较频繁的地区。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秦文、（孝）[德]、缪（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汉书·地理志》辑朱赣《风俗志》亦云：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富人则商贾为利……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
说明古代这地区虽然以“重农抑商”为主要经济形式，但商业活动还是比较发达。秦都咸阳、汉唐都城长安的繁华是不言而喻的。秦都咸阳城内有咸阳市、直市、平市、军市和奴市等，西汉长安有九市，而唐代长安有东、西二市。当时的市都建有围墙、市门，市内列肆，已设有市场管理机构。这些繁荣的市场，贸易往来，势必使秦人重功利、轻伦理。《汉书·贾谊传》中记载：
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则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如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之业，天下大败。
这种对利的锱铢必较，贯穿秦人行为之中。连吕不韦都看不惯：
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
直到近代，陕西人仍有经商才干，但远不及临省山西人。德国学者利希霍芬说：
陕西人和山西人一样，在中国人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和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精神倾向方面表现出了最高度的发达。但是，陕西人的性格不可与山西人同日而语。山西大盆地中居民的金融才华，远非陕西渭水盆地的居民可比，在数量观念的发达程度上，陕西人也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