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孙吴和西晋时起至唐宋时期，江苏境内就有建业（今南京）、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吴郡（今苏州）等城市的商业十分繁盛了。
三国孙吴时，京城建业城中商业就很兴盛，左思在《吴都赋》中记载：
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
隋唐时期，扬州已是当时富甲天下的商业大城市了，这在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卷九中就记载：
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指今成都）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唐时的苏州繁盛，已是浙右第一了，宋人范大成在《吴郡志·杂志》中就记载：
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
到明代中叶以后，吴地人们早已打破“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纷纷弃农经商而致富。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13中就分析了明朝正德（公元1506—1521年）前后人们观念的改变：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变一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从而吴地经商之风蔚起。当时吴地纺织业相当发达，人们以机杼致富，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中说：
而今三吴以机杼致富者甚众。当地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明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淮盐中的收入最多。清代扬州盐商云集，很多盐商亦儒亦商，他们“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大多“商而兼士”，甚至附庸风雅，吟诗作画，“商翁大半学诗翁”。从而苏州地区不仅是赋甲天下之府，而且是人文荟萃之地。仅就明代八十九科会试中，苏州被录取的进士就有1075人，占全国进士总数24966人的4.3%。清代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开科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科，全国文状元共有114名，苏州就出了26名，占总数的22.81%，还有658名进士，居全国之首。同样在江苏，有清一代共出状元49名，榜眼26名，探花42名，传胪27名，会元40名，在全国各省人数最多。就是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中出的进士多达160人，仅清代就有139人。而在扬州一府，有清一代进士总数高达348名，其中有11名是一甲进士。可见江苏地区亦商亦儒所起的作用之大。
到了近代，常州武进人盛宣怀最早走上亦儒亦商、亦官亦商、实业兴国、教育兴国的道路。他先后创办了天津电报总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制铁厂、萍乡煤矿和中国通商银行等，又分别在天津、上海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堂等学府。而南通的张謇，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了状元，当了翰林院编修，仕途很广，但他提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又开办了垦牧、轮船、面粉等公司及实业银行等，在南通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南通图书馆等文教事业。江苏还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志士能人既创办实业工厂，又创办新式学校，诸如南京的三江师范学校、苏州的东吴大学等。从而使江苏的经济与文化同步推进，真正做到了义利互相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