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来到安徽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时，第一句话就说：“安徽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有人进一步细问：“安徽人有什么典型特征？”答曰：“除却文化个性，安徽人政治色彩极浓。”事实上文化与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在读书做官和官本位意识驱动下，安徽人从古到今，前赴后继地向官场进军，成绩颇为显著。
安徽人的政治情结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初见端倪，出生安徽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等各种人才繁星点点，星光灿烂：管仲首当其冲，随后有汉初的张良，三国时的曹操、鲁肃，宋代的“包青天”，明朝的朱元璋、戚继光，近代的李鸿章，现代的陈独秀、胡适和王明，在安徽巢湖地区出现过三位政治名将，他们的政治派别、政治观点恰好是三国鼎立：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李克农、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将领冯玉祥、一个是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在他们的老家，乡亲们亲切称他们为“巢湖三上将”。
前几年有个资深的经济学家来合肥讲学，看到合肥街头有许多高楼大厦，都堂而皇之地挂着各级政府机构的牌子。他向合肥人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他说，这是官民之间财力差异的象征，这也反映了这地区浓重的官本位文化。安徽人官本位的政治情结确实很深，还表现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一般的安徽人都对“政治”情有独钟，都以在“政治”上发展为“衡量”标准。直到如今，安徽每年的高考分数仍在全国名列前茅，仍可反映出安徽人的文化意识。更能体现他们“政治情结”的是在专业选择上，安徽考生凡有条件的都选择报考与政治有关的学校和专业，如政法大学、干部学院、管理学院等；他们向往的学校是享有培养高级政治性人才盛名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学子毕业时，或有人参军转业时，普遍倾向选择进入政府机关，因为都认为“吃皇粮”是最可靠、最体面的职业。即使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仍有很多安徽人不改初衷，宁可进政府机关当个“七品芝麻官”，也不去大公司领高薪。据说前几年，有个安徽的博士生毕业后，一家公司出高薪、予以优厚条件聘任他独当一面当某部门经理，月薪3000元，给他一座140平米的两层小楼，配一部进口小骄车，一部手机。但他仍然选择去了一所高等院校内担任一个所长职务，虽然月薪只有500元，办公室内只有一部内线电话，面对的只是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但他要的是：“所长就是正处级”。他不愿当“童养媳”，而是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日后攀升提携，有发展前途。
安徽人推崇政治，崇尚为官，大学毕业最好的出路是当“公务员”，这种鼓励人们做官、趋向仕途的文化氛围，自然影响到人们从商才能的发挥，阻碍着企业家的成长。也就是官本位文化氛围过于浓重，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太大。安徽的乡镇企业与私营经济的发展不太理想，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影响到市场竞争中新的民办企业的迅速发展。安徽应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经济领域，努力学习经济专业。政府应将社会资源的重心向民营转化，使微观经济的自由度宽松起来，官本位文化应被逐步为符合市场要求的民本主义所取代，让安徽的经济能迎上市场经济大潮，重创当年徽商所创造的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