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安徽“江山代有人才出”，而且年年岁岁不相似。由此道出了一个千年的命题：属于内陆省份的安徽“内秀”。
这里星空灿烂，人才辈出：历史上出过曹操、朱元璋这样的帝王，有辅助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的良相管仲，有帮助汉高祖制定安邦立国之策的贤臣张良，有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为官清廉的包拯，有抗击外侮的名将戚继光，有抗击法军侵略、率先开发台湾的刘铭传，有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和方腊、刘福通，有创造活字印刷术的毕，有医术高明的神医华佗，在学术上，有较早论证和发展朴素唯物主义理论的桓谭、戴震，有提出“合二而一”的方以智；文学方面，有七步成诗的曹植，有《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有创建和发展桐城派的方苞、姚鼐，有近代化第一人李鸿章，有学富五车的“桐城派”，有才高八斗的文化巨匠陈独秀、胡适……。
曹操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挥戈操刀的“武夫”，居然才华横溢、“夫子自道”：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这是对安徽人文昌盛的描写。“崇文”、“尚武”，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尚武的人却能把文章做得如此出色，文采绚丽，确是难得。战争的生灵涂炭，不能抹去儒雅文风；经济的凋敝，也不能让“文气”下沉，这就是皖人的文化特色。有人说：安徽简直是一个文化染缸，凡是在这个染缸里浸泡过的皖人，无论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抑或商贾，都是“文气馊馊”的“细酸”之人。
清代中叶，安徽曾冒出一个统治文坛200多年，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时间“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美誉传遍大江南北，桐城派创始于方苞，中经刘大，形成于姚鼐。桐城派的崛起真正将安徽的文化推向灿烂、辉煌的境界。
显赫的文人们为安徽的贫困涂上一层金光。至今安徽桐城仍流传一句名言：“穷不丢书，富不丢猪”。而且街头巷尾，妇孺皆知。“君子固穷”，再穷也不能不读书，爱书、读书，是安徽人不变的情怀。
安徽连女子也重视学文化，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就产于安徽庐江郡，是一部民间流传下来的叙事长诗，其中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说明“女不丢书”已成为传统文化色彩极浓的安徽人又一大特色。
安庆人还有句俗话：“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世俗化表达。
安徽徽州人将从商作为一种手段，并非目的。他们发迹之后，仍念念不忘求个雅名，以文人自居。安徽的商人一般都兼之学者。大商人鲍廷博，平日购书养志，终成大藏书家，他获得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史书记载：“他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不羁”。珠算家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他一生经商，遨游吴楚，醉心珠算，著有《算法统宗》等书，流传海外，很受日本人尊崇。
徽商的气质决定了他们在洞察力和判断力上技高一筹，这也是徽州商人能在商海中迅速崛起，闻名中外的重要原因。徽州商人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雄厚的财力，不仅交结官府，甚至能以“布衣交天子”。他们与政治势力结缘之后，反过来又为进一步获取大利、创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明代学者、徽州人士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就表达过同乡的心声：
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儒不效，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
也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读不到“黄金屋”，也读不到“颜如玉”，那就应该到商海博一博，发迹之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求学著文，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儒商之间的良性循环。
徽商的住所里，经常能看到很多的“冰梅图”——相当多的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该图令人叹为观止，洋溢着“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意。读书人饱受十年寒窗苦之后，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幅“冰梅图”高雅文气，意蕴丰富，烘托出徽商“贾而好儒”的气氛。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在徽州无论发了多大的财，他们的目光仍离不开办学、助读，真可谓：亦贾亦儒难取舍。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捐千金修建山间书院。曾任两淮总督的徽州巨商汪应庚捐银5万两修建江甘学宫。乾隆年间，徽商对徽州最大书院“紫明书院”先后捐银达26200两。在徽商的大力扶持下，仅歙县就有“书院凡数十”。甚至族中弟子“贫不能学者”，徽商也招入家塾，“悉力扶植之”。
安徽人普遍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人才的培养，所以本土性和地域风格造就了一代代伟人。然而“文”的一面也常常显示出其与生俱来的不足。尚文可以“尚”出雄谋韬略，但如果唯“文”而行（除却终生为其天职的学问家），又会给身兼两职者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同样出身于安徽的陈独秀和王明，一右一左，就是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