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人指出，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化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自屈原以来，江南才子天下闻名，诗人、文学家、画家等多出于江南。即使现代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大家，绝大部分出在南方。至于封建皇帝似乎绝大部分都出自北方，其祖居还较为集中在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点，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的《北方与南方》中早就明确说过：
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
北人因处于中国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王朝的盛衰几乎同个人命运生死攸关，他们的理想多植根于现实，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时之社会争”。
很多人都将上述山水之别引申为阴阳、刚柔之别，北方多阳刚之气，南方多阴柔之气，即所谓的北强南弱。有人说：北人刚，南人柔；北方是“骏马秋风”，南国是“杏花春雨”；北方是“西风古道瘦马”，南国是“小桥流水人家”；北方人刚猛豪爽，南方人秀丽精明。
北人胸襟开阔，直率而自信，坚强与刚毅中带几分粗犷豪放的气质，勇敢剽悍。南人心地宛曲，柔弱而时见果决，怯懦而时露轻狂，虽不乏轻锐之气，却难见粗犷气质。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南北风化之失》、《南北学者之病》中专论：
北方人的缺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南方人的缺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鲁迅先生在《北人与南人》中指出：
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
潘光旦先生也认为，北方人爱家，比较保守；而南方人喜远游，敢闯。他说：
北方人爱家，情愿困守田园，不容易采取新的见解，很有决心和毅力，主意一经打定，谁都动摇不得，风俗习惯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保守一面。北方人较愚蠢，但比较诚实可靠。南方人喜欢远游（指侨居海外），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知欲高，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急进一面。南方人很聪明，易于感情用事，不稳健，靠不住。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干。
有人以渔唱的悠扬和锣鼓的铿锵代表南北文化不同性格：南方表现为渔唱文化，这是水的文化，是流动的，是船的文化，它是飘荡的，灵巧的；渔歌唱晚，落霞与孤鹜齐飞，一派自然的、灵动的、清新的气象。
北方表现为锣鼓文化，这是黄土的文化，是稳固的，是牛耕的文化，它是踏实的、勤劳的，是太阳的文化，雄浑的光茫伸向苍茫大地。
易中天则以“男性”与“女性”来比喻南北城市：
北方城市大抵是“男性”。比如北京是威严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
南方城市多半是“女性”——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旧上海是洋场少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