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不是太好，山高林密，自古地广人稀，野兽出没，人们在与豺狼虎豹、飞禽猛兽的博斗中，养成了粗犷、豪放的性情；历史上各部落间长期为了争夺领地，相互之间也时有战争爆发，打得你死我活。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视粗犷、豪放为英雄。于是他们也养成了作战勇猛、顽强的斗志，所以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男子中有佩刀的习惯，他们佩刀既是防身必备，用于对付野兽和敌人的武器；同时也是粗犷、豪放精神的装饰。这种尚勇、剽悍、粗犷等特性，多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中比较明显。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时称云南地区“以夷多刚很（狠）”。唐时，《新唐书·南蛮传上》记南诏地区的“望苴蛮者，在兰苍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茅剑”。宋时，《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记“板楯蛮”，“天性劲勇”。明代，《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在云南府的“风俗”仍是“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在蒙化府（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善射猎，其下注曰：‘其性悍心狠，遇强则拒，遇弱则劫’。”卷八十七，姚安府（今云南姚安县）“习俗愚野，勇悍好斗”。以至清代，地方志中仍多有记载，在乾隆《云南通志·武定府》中记，“俗尚刚悍”；东川府记“俗尚战斗……其气剽悍”；昭通府则“风气刚劲，习俗凶顽”。在乾隆《贵州通志·思州府》中亦记，“民性刚悍”；都匀府记“勇于战斗”；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持着刚悍的特性。
现代云南、贵州人中的粗犷性格，主要表现在服饰、语言、风俗等方面。如这里的服饰大多都是大红、大绿、大紫、大黄、大青、深黑、深蓝，或者黑白相间、红绿搭配。彝族同胞都穿大黑或大红的披风，黑衣黑裙黑（或红）的包头，给人以粗犷、英武之感。傣族男子穿的“笼基”（即裙子），实际是一块没有缝合的布，系在身上打个结就成裙了，简单而又好看，穿着十分方便。傣族妇女大红大绿的上衣和统裙，十分艳丽多姿。白族同胞的白色服饰更是给人以纯朴亮丽的美感。
他们的豪爽还表现在饮酒上，他们视饮酒为生活中一件大事，有豪饮的风俗。凡过节、有喜庆事时，男女老少都要饮酒。宾客来了，更是非饮酒不可，一口酒下肚方才认你为亲朋好友。这时的人们与北方地区一样，认为非要把客人灌醉才算热情，但他们不同的是，当他们看到客人喝得差不多了，就不会继续硬灌，适可而止，他们认为强行将客人灌醉是不道德的行为。
云南话与周边的广东、广西及福建等南方语系不同，它基本属于北方语系。这与云南人是由中原各省的移民组成有关。云南话就带有不同地区的口音。如滇中的江川话就像江苏话；通海话与浙江话相近；这些与明清以来到云南屯田的人很有关系。在昆明西山区、官渡区居民的口音与昆明市居民的口音就有很大差别。昆明人对那些刚学普通话而普通话讲得不太好的话称为“马普”，意即马街人讲的普通话。而马街是昆明西山区政府所在地，离昆明不到十公里。说明云南地区各地方言差别很大。
云贵地区因地处边陲，有乌蒙山、横断山的阻隔，使这地区与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差异，由于移民的影响，这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是主要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如云南、贵州各地都建有孔庙，用孔孟之道教育子孙后代。这主要在汉族移民中最为突出。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在汉武帝时：
牂牁郡颇尚学书，少威棱（威仪），多儒怯。
又记东汉初年：
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始兴文学，渐迁其俗。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
肃宗元和中，蜀郡王阜为益州郡太守，政化优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
说明自东汉时起，云贵地区即已兴办学校，开始改变当地习俗。两晋南北朝时期，在移民较多的滇东北朱提郡，“其民好学”。在《隋书·地理志》又记云贵地区：
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
唐宋南昭、大理时期，这地区的教育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他们发展的只是贵族式教育，没有群众基础，效果不太显现。直到元明以后，由于大量从中原地区移民到这地区，致使这地区重教崇文之俗日盛。元代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行云南中书省事的平章政事赛典赤为改变云贵地区民悍戾、鲜知礼仪之俗，力倡教育，捐金买地，兴建云南府学官，择蜀中贤士为师，开创了一省学儒之风。随后便从省城向全省各地推行，元代在云南所建学校有十余所。明代地方官学有府州县学、社学、卫学、书院等多种形式，使云南的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全省学校从六十多所发展到一百余所，从而大大促进了这地区的平民教育，开科取士后，使各府都有中举的人。到清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甚至在威远开办了士人义学，这是云南较早开办的少数民族义学，招一些熟番子弟入学，为逐渐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旧的风俗，起了很大作用。整个清代在云南省的府州县厅所设义学有近七百所，所创建的州县书院共达二百四十余处。从而使云贵地区一改旧风，逐步发展成为重教崇文地区。
这在明清时期的志书中多有反映，如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在大理府的“风俗”记“俗本于汉，民多士类”；在上面提到过的在蒙化府记为“俗变故习”，其下注曰：“自开设学校以来，渐染礼义，俗变故习，非前代之比”。同样在贵州铜仁府风俗中亦记有“稍知礼义”。其下注曰：“土人稍知礼义”。说明经办学兴教后，大大改变当地少数民族原来性狡、性勇、刚狠的旧习俗，而变得知礼义了。在清代的地方志中，记载更多：在乾隆《云南通志》顺宁府中记载：“改流之后，渐化汉俗，士多浑朴”；大理府下记载：“明时甲科为两迤之首”；武定府“建学之后，旧习渐迁”。在乾隆《贵州通志》安顺府中记载：“尚儒重信……诗书礼乐，不减中华”；黎平府“惟以礼乐诗书为事”；遵义府“人士悦诗书”。这样的记载不一而足。
云贵地区重教崇文、开科取士后，有不少人步入宦途，由于这时的人性善耿直，所以历史上这里在朝中为官者都是刚正不阿、忠诚朝廷、直言不讳、敢作敢为，所以朝廷一般都喜欢任用云南人当谏官，明清时期云南就出了一百多位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