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在西南夷中，数位于贵州的夜郎国为最大了。这在《史记·西南夷传》中一开头就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武帝时，自张骞通西域后，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听说是从身毒国传来，身毒实为天竺，即今印度。于是汉武帝为了想通蜀与身毒的通道，《史记·西南夷传》记载：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貌岸然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可见云南与贵州在汉代时都有“自大”之弊，可能因当时的“夜郎最大”，所以以后人们就传为“夜郎自大”来讥讽贵州人不了解外面世界有多大，狂妄地自以为天下第一。其实云南人由于与外界隔离，他们同样也自尊、自信，而妄自尊大。
云南山多是云南的优势，也是云南的劣势。山区培养了云南人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独立抵御灾害的勇气。但山地意识也使云南人狭隘自闭，他们分散而悠闲，散漫而自在，守着一方吃穿不愁的“风水宝地”，洁身自好，无心进取。云南大多数人与他们四季如春的天气一样，说起话来总是不急不慢，不愠不火，颇有“夜郎国”形象。云南人悠然自得的品性难改，长期形成慢节奏、低效率。云南人淡泊宁静，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没有紧迫感，与世无争，从不争先恐后。
由于地理环境比较闭塞，所以那里的人眼界不宽，观念落后，消息不灵通。云南、贵州人都有一种小得而安、小富即满的思想，他们对生活质量一般要求不高，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受传统的观念影响，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束缚着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太愿意外出闯荡，不像湖南、浙江人那样到深圳、海南等地去发展。云贵人在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一般不出生活的小坝子，他们“安土重迁，无大故不肯轻去其乡”。甚至“至老不入城市，井田桑麻终老田间为乐”。
云贵人安贫知足，乐天知命。一方面云贵人讲究实际，他们不尚虚荣，不尚奢华，勤劳耕作，勤俭度日；同时为人平和，不争强好胜，与世无争，恬淡寡欲。“少有不平，宁弃不争”。这种气质表现在文人和士大夫身上，体现为不争功名，不求闻达，甘于清贫。甚至许多文人绝意功名，宁可隐居而不出去做官。
云贵人在外地不善于从政，也不善于经商，留恋自己的家乡。云贵人“男事耕艺，女习织纺，不逐末远商”。甚至说：“宁愿饿得慌，好男不经商”。他们缺乏商业契约观念。“在家千日好，出门生烦恼”。云贵人把只在家门口称王称霸的人，称作“门槛侯”，意思是说这种人在家门口是块料，一旦离开家门口就不行了。云贵人即使有出门务工经商的，但都是季节性的，满足于赚点钱就回来。所以有人说，云贵人留不住，四川人推不走。
由于安于现状，逐渐养成比较散漫的生活习惯，这从这地区的一些民谚也很说明这点。如他们普遍都有“种田为吃饭，喂猪为过年，养鸡养兔为找零花钱”的观念。一般人闲着无事可做，就“麻将在手，小吃在口，三天两头，狐朋狗友”，没有危机感。更有甚者是，“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饮茶成风，嗜酒如命。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云贵地区也要进行观念更新，克服过去那种“温饱即安，小富即满”的陈腐观念，应该开阔心胸，面向世界，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