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古愚，名光贲，字古愚，1843年生，陕西咸阳人，清光绪元年举人，是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领袖之一，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誉。
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坚守家中，不外出走，毅然不变他的革新主张，著书立说，刻印各种新知书刊、勤奋不懈，渐成一代宗师，著书甚多，传世甚广。特别是他晚年任教甘肃大学堂经过，值得后学者思念。
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爱国情绪推动下，迫使清政府进行改革，提倡新政。其中有改革学制，实行新学，废除“八股”考试，倡办各地大、中、小学生堂，培育人才。当时，刘古愚先生正辞去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讲席在家著书。1902年四川总督锡良、陕甘总督松蕃同时派人聘请先生担任大学堂总教席。在选择面前，刘古愚先生认为四川学人甚多，选聘不难，而自古以秦陇一家，甘肃又毗邻新疆，先生认为应是首选。他知道近年以来，俄国觊觎新疆，边防极为严重，在急需培养人才、保卫国土要务之前，先生慨然应允了甘肃之邀。他复函松蕃云：
元夕后，由礼泉唐令处奉到钧渝并关书、程仪各件，捧读之余，惭愧莫名，贲以山林朽质浪得虚声，乃荷不弃，俾膺教育之任，泰山蚊负，颠踬可虞。然事为制府之事，苟有陨越，贲不足责，其为制府勋名之累亦甚矣，徬徨终夜，思得一法，请略陈之。
时事艰危，需材孔亟，朝廷整顿学术，别颁教规，挑入学堂肄业必皆少年，而成材须在十年以后，而凡耆罕硕儒又各揶揄于后，则后生小子将皆狐疑。心无定见，学必多歧，恐十年仍不得可用之材，则辜负设学之苦心矣。窃拟大学堂中先设一“延宾馆”，一面挑选肄业之士，一面博采全省齿德隆重、名望夙耆者三、四十人，聚集其中，讲论教育之法。制军为主，数日一临；贲为支宾，时参末议。不过三月，此三、四十人必皆晓然于朝廷改变学校用意之所在。俾归其乡倡办中、小及蒙学堂，即去阻力，兼获多助。所费无多，不期年，而乐育之杯可晓然于全省矣。
此法不惟为造士也。王介甫行新法，胡文忠治鄂，设“储材馆”，后改为“宝善堂”；今日，朝廷欲改天下学堂，先举特科，即此意也。
1903年正月，先生安置妥家乡学舍及家事，并在西安翰林李岳瑞家拜辞其父翰林院编修李寅（字敬恒）先生神主，以谢李家两代盟好之谊，动身赴甘。二月，携同王夫人，幼子瑞（左马右吾）及门人王章（含初）随行到达兰州，总督松蕃及地方官绅均表恭敬。
即月入校（地址在今小稍门外，兰州一中校址），按前函拟定各行办法进行讲授，并亲手为学堂草拟各行章程规则及功课提要等。先生讲授结合甘肃实际，“开畜牧之利，收其皮革，以西法腥脂”“建议政府恢复左宗棠所创办甘肃制呢局”，并建议开辟了甘肃的资源，挹以财政。先生所议各事松蕃极力支持，并时临学堂勉励师生。学习数月后，大见成效。刘古愚在校力主学习外语及数理化各学科，并亲为学生辅导数学，听讲之外，主要自学，学风浓厚。并派员赴上海购办图书仪器，在兰州刻印各种科学技术的新书，日夜操劳不息。因超常工作引起了咳血，不久他肺气肿复发，延至八月十三日（1903年10月3日），刘古愚先生身体不支，溘然长逝于甘肃大学堂，卒年61岁。
刘古愚先生尽力于教育事业，病重期间，询问校中各行工作进展情况，及编印的书刊、刻版等完工情况，从无一字提到家庭生活安排。甘肃人民对这位一代宏儒不幸遽然逝世，极表深切哀痛。甘肃后学们未能尽受其长期教诲，极为惋惜。十月，刘古愚先生归葬咸阳祖籍，地方人士数百人，前往致祭，1905年7月，甘肃大学堂学子周文炳、彭怀智等28人树“教思碑”于兰州东门外。他所著《烟霞草堂遗书》由康有为作序。
古愚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教育家、思想家。先生数十年培养了上千名有爱国思想又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附：刘古愚亲拟《甘肃省大学堂功课提要》
学堂课程，每日时刻，华文仅三点钟，非轻华文也。以诸君身列庠序，皆读书习文，此时，华文不过温习，而西文则全未寓目，时势又迫，不能不略重西文也。温习华文，当专熏经史。粗举如左：
温经。子目有四：伦理、政治、文词、习字。均阅《书经》，每日限多不过五千字，记所疑所得。人为天之心裁，制万物而最贵，其最贵者，以有伦理也。夫妇形此理，父子诚此理，君臣治此理，此直说也。兄弟伦之始，朋友伦之中，君臣伦之终，此横说也。直者为经横者为纬。纬即《中庸》“经论”之“论”，故有伦理，然后有世道。主持世道者，君臣也，吾“六经”所言皆是此理。近日有新出“伦理”，分而为四：曰对己身；曰对家族；曰对人群；曰对国家。谓中国五伦不如四对之该备，以君臣朋友不能该人群也，不知君为臣为首，朋友以义合。吾圣人论“君道”曰：“天下统一家，中国犹一人。”苟事事含义，则五洲谁非吾友？？群之大，孰如吾圣人之言哉？特吾中国有伦理而政治，尊君以文而不以心，君民之间，情不给以同胞宗子，义不联以师友主宾，群无首而散涣乖离，人方以我无伦理而野蛮我，禽兽我，而感望与人友？故吾辈今日读书，当注意伦理以修政治始。盖必吾有君，而后人心群于一，以修政治，人自不敢侮诲我、詈我，而引与为友矣。故伦理为主政治之源；政治即修伦理之道。至于文词及字，则所以宣达此二者而不可废也；秦汉以前有道艺，无词章，而词章非后世所能及，孟、荀、老、庄、申、韩、贾、董是也。秦汉以后有词章，地无道义，而魏晋之文且远逊秦汉，何论六朝？以时世之降，而韩子一人力能复古，《正蒙通书》且驾而上之矣。故学道艺，词章即可不学。而能读中国之书，欲用之中国，不能不习学中国之字。习字以快为主，曾文正有言：“人须日书两万字，方能足用。”盖其军中阅历之言也。习字须进求形声，形为说文之学，声为音韵之学。知形声，则中国之学其用实便于西文，而习西文亦易。
阅史。子目二：事实、典章。均阅《通鉴辑览》每日五页，记所疑所得。史载历代兴衰治乱，事实也；法制文为，典章也。读史，志在兴衰治乱；法制文为，则莫要于本朝掌故。而五洲交通，又须急知近日时事，而各国之事实，不能不兼通矣。各国之事，须阅报章；本朝掌故事实，须阅《东华录》、《满汉名臣传》、《圣武记》等书。典章须阅《十朝圣训》、《室朝三通》、《经世文编》等书。今书皆未备，莫如阅《通鉴》，且每日用功止有三点钟之久，亦不能遍阅他书。凡求历代事实者，当注意于《通鉴辑贤》；求历代典章者，注意于《文献通考》。考古须证以今，乃可坐言起行，不然古人已死千百年矣，吾辈考其事实、典章，总报详明，于我之身世何涉？且不惟此，古之天下仅为今之中国，故古之学直上直下，考古第证以今，即为有用。今之学，当横推横行，知己必兼知人，方能有用。故阅近日报章，及各国事实、典章之书，其益百倍于旧史也。阅历代事实，须先审其时之风俗，次人才，次国势。着眼此三者，其兴衰可以预定矣。典章所该最广，除天文、律历、工艺归入算学外，地域、官制、财赋、兵刑、农田、水利、物产、学校、选举、边防、交邻增多须留心，与今日对校，方能有益，以上各类，诸君自谅精力，能兼若干门，则专精力一于此数门，他则涉猎而已。
（《甘肃文史》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