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1812-1897年），字柳堂，甘肃皋兰县人。才高学富，早年以举人任伏羌（今甘谷县）训导。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丁忧去官，主讲兰山书院。服阕，任吏部郎中，转御史。
明清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因而各省举人到京，都拼命习作八股文。吴可读是有名的八股文能手。许多举人都纷纷前来向他学习，尊称为“吴老师”，吴作为御史，经常上疏奏本，为当朝官员所注目，而“吴老师”的声名更是传遍京城。他为北京甘肃会馆大门所题撰的门联“羲轩故里，河岳根源”，为人羡称，给甘肃增光不少。
同治年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新疆动乱，不敢出关，赖在高台长驻，而且横征暴敛，惨杀百姓数百人，反诬百姓谋反。陕甘总督左宗棠上疏劾云：“甘凉一带，民风向称朴厚。军兴，各军营勒派捐输粮料草束，勒派车辆驼只，无不悉索供支。为时既久，筋疲力尽。即高台一县捐输成禄各项，合银已三十万两。以一隅之地，勉供坐食客军者，亦既数年，在东南饶沃地方，已为罕见，何况沙碛高寒岁只一收之地乎……成禄一军既有专饷，人马又不足数。贼踪扰攘，并无一矢加遗于隔辖境土。坐食数年，犹嫌不足，灾歉之后，仍如数取盈。迨回乡土民赴营申诉，犹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屯庄围定掩捕，并无辜老幼妇女及避难之肃州人民，概行屠戮净尽，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此实稍有人心者所不忍为，亦军兴以来所仅见。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合无仰恳敕下六部九卿议乌鲁木齐提督应得之罪，以雪沉冤而彰公道。”疏中所述，当是比较客观的，决不会夸大其词。
吴可读的上疏，历数成禄之罪之后，提出成禄“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清廷即将成禄拿问论斩，但因有的大臣提请，改为斩监候（秋审后再行裁定）。对此，吴可读怒不可遏，愤然又上疏论争，提出：“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朝廷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憨直，将他降了三级。但是，他的这道奏疏，却在京城广为传颂，被誉为“京都三绝”之一（按：另外二绝为云南举人谢焕章之文、名伶十三旦之戏）。吴可读应左宗棠之聘，回到家乡，再次主讲兰山书院。以木刻本《兰山课业》教授生徒，培育人才。并常和左谈诗论文，议论天下大事，成为朋友。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同治皇帝载淳去世。主大政者是慈安东太后与慈禧西太后，但前者仅是名义上的，实权操于后者。同治无子，按理应在近支皇族中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一人为嗣，继承皇位，但慈禧却选与同治同辈的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咸丰之嗣来继承皇位，年号为“光绪”。将来光绪帝有了儿子，再来为同治帝之嗣。原来清朝祖制，皇帝之母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而当祖母的太皇太后则不能。而且载湉之母正是慈禧的亲妹妹。有了这层关系，慈禧认为，不仅载湉小时她可以垂帘听政，就是他长大亲政后，她也可以左右朝政（这是她的如意算盘，长大了的光绪帝却与她对着干）。
对此，满朝大臣虽不同意，但大多沉默不语，大学士文祥说：“国家多难，宜立（年）长（之）君。”慈禧不予理睬。有个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要求将这套立嗣办祛“颁立铁券”，以免后来变卦，立即遭到慈禧以两宫懿旨名义的“传旨申饬”。
吴可读在光绪登基后，又被起用为吏部主事，他对慈禧做法早已不满，但他此时已没有直接上书言事的资格，而且考虑到“人微言轻”，就是将意见讲出来也不起多大作用，所以便设想找适当时机采取“尸谏”的办法，以轰动朝野。所以在京就常对人说：“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就是找不到一条出路。”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朝廷举行安葬同治于惠陵（在今河北遵化境内）的大典。吴可读见时机到了，便请准吏部尚书，随同襄礼。礼毕，他住在蓟县马伸桥三义庙内，平心静气地写好奏折，奏折的要点是“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同治）嗣子，嗣皇帝（光绪）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他还先向木匠订购了一口棺材，让他第二天一早送到三义庙中来，也给儿子立了遗嘱。一切准备停当后，当夜便从容不迫地先服毒后上吊而死。留下的“绝命诗”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还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帝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这首诗的首联是说，自己一生的六十八年中，爱国与忠臣都做得不够。第二联有待推敲。他的奏折中有这样的句子：“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箭于桥山，魂依尺帛”。两相对照，似在以黄帝代中华，表示自己忠君忠国的赤诚，言外之意，即以“尸谏”来表达。第三联愤慨当时公忠体国老成持重的人寥寥无几，而明哲保身随声附和的老好人却比比皆是。尾联是点明自己殉国于蓟门（即蓟县）。
吴可读的死，果然使清朝廷掀起轩然大波。慈禧太后怀着老大不高兴，敕令各大臣上疏议论此事，当时的满汉重臣礼亲王世铎、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都纷纷上疏，表示应按吴可读所奏办理：“遂定以继德（光绪）之统为穆宗（同治）之子，无异论”（《清史稿·吴可读传》）。吴可读的儿子之桓遵父遗嘱，将吴可读安葬于蓟州。“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
皇位继承问题，在今人看来，似乎是不足称道的事，但在封建时代，则是全国天大的事情，处理不当，即动摇“国本”。所以一切大臣都不敢轻易在这个问题开口讲话。吴可读却以自己的死来表达使天下震惊的意志，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吴可读是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的，是忠于君的。但在当时，忠君与爱国是相同的概念。他为实现自己维护正统的主张，慨然以身殉之，视死如归，堪称大勇，那些“好好先生”是决不肯做的。而他的死，骨子里实际是对慈禧太后专政的强烈抗议。另据被词界誉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在他的《嵋庐丛话》中说：吴可读“遗折经某当道更易太半，然后进呈。”可以想象，“真本”所触的忌讳，是针对慈禧的；不要说是真本，就是这个经过改动抹平的奏折，也使满朝震动，慈禧是经过大费周折之后，才得以圆场。
吴可读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意志，毅然身殉，是由于他具有去私为公的刚烈性格（他在奏折中说他并不是不怕死，但“惧，吾私也；死，吾公也”）。这种刚烈性格，与前面左宗棠所说的“甘凉一带，民风向称朴厚”，恰恰是甘肃人民传统性格的两个重要方面。刚烈与朴厚，两者相辅相成，是十分宝贵的性格与民风，应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甘肃文史》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