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坛八十年代初期和全国一样百花齐放，鼎盛一时，各种文艺团体营运而生，如甘肃花儿研究会就于一九八二年诞生于兰州。它是我省文艺园中一只璀璨的奇葩。对于“花儿”这一流行于三陇大地的民歌而言，余对它的起源、释名、流派、流传区域、艺术手法、语言特色、格调音韵以及价值观等等关系，因才疏学浅，故不敢妄作较深的评论。但对于“花儿”有深层次研究、终生献身于“花儿”事业的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花儿研究会的首席顾问张亚雄老先生，我对他的一生即早有所闻和了解。他1909年元月出生于我省榆中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由于受父辈“耕读传家”和“忠孝仁义”之家训，自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严格要求自己奋发图强，后毕业于兰州、北京、武汉等高等学府。三十年代他在北京燕京大学就读时，因家庭的世交，与甘肃早期共产主义的先行者、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参与者张一悟先生以兄弟相交，关系密切，并建议他收集、整理研究民歌“花儿”。由于他每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读书》之源”为做人做文之本，加强修养，几经严寒酷暑，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走遍了三陇大地，前后采访360余人共采集“花儿”3000余首。1940年他经过整理筛选了653首“花儿”歌词，首次在重庆出版，它一问世即影响极大，这是从古至孔子所删定三百篇后的第一部民俗诗歌“花儿”专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后一再陆续再版，甚至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它、珍藏它。直至1980年甘肃省文代会和省民革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有很多知名专家学者如吴坚、匡扶、王沂暖、王洛宾、戴笠人、魏泉鸣、柯杨等都为他题词赞颂。著名学者、诗人袁第锐先生也为他题词：“你从事的工作《花儿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从孔子删定三百篇以来，首次大规模的采风工作，人民会肯定你的成绩……”著名学者马廷秀也赠言曰：“你精心创作的《花儿集》是三百篇后的继承者，发古之幽香，继先烈之余绪……”卜锡文教授也赞誉张先生为“花儿泰斗，少年先行”。可见他对“花儿”事业的重大贡献，真可谓功不可泯。
孰不知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长者，一生中命运坎坷，穷困潦倒，为了整理研究创作“花儿”多次蒙受不白之冤。几度荆冠令人嗟叹！尤其是“文革”中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戴着“历史反革命”的纸帽子每天四趟从兰州东站到庙滩子拉煤渣，在石灰厂劳动改造。这对一个瘦弱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何等的侮辱和摧残。尤其在乘公共汽车时，因受管制，胸前必需戴着“历史反革命”的牌子，竟被“红卫兵小将”连打带骂的推下车去……可见他当时的处境是何等恶劣。但他坚强面对，不为此而气馁，仍然坚持创作，研究“花儿”歌颂祖国、歌颂党，以“花儿”的形式抒发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数万字的改造心得和学习日记。1963年他又写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及其他》，1984年写了《隔离烟云爱国情》，1985年写了《花儿研究史话》等著名文章。张先生一生始终坚持“处心有方”，是他为人的水准，以“温、良、恭、俭、让”作为他处世的座右铭。他心胸豁达，对人惟信惟诚，对国家赤胆忠心、坚贞不渝，为人所仰慕。
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献身于社会，为国呐喊，发动民众以“花儿”形式创作了《抗日少年》十二首，其中有句云：
老牛恶虎的兔儿年，日本的鬼子反中原。
阿哥是北方者上前线，尕妹们唱一个抗日的好少年。
尕马儿骑上枪背上，守三关我好比杨六郎。
鬼子兵一心想渡黄河，阴魂儿散在了鬼门关上。
东洋鬼跌死在粪堆上，铁老鸭打落在路上。
收复失地灭东洋，不打日本者不太平。
这些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歌词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决心，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曾经传诵一时，被广泛的流传歌唱。又如1982年元宵佳节他创作的《台湾当归十字谣》中有句云：
两党协同定禹甸，八年抗战循孙规。
金瓯共补喜联手，宝岛生光起国徽。
这些歌词是他忧国忧民的写照，令人回味无穷，使人从内心起敬。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古今正人君子所仰望的境界。张亚雄先生的一生言信行直，不论人品文品都无可非议。他爱国忧民之情兼而有之，他“德艺双馨”被誉为“花儿”“泰斗”、文艺战线上的楷模，当之无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