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奉诏由陈州回到京都，任右司谏。皇帝召见于福宁殿，范仲淹随即上呈他任右司谏后的第一份疏奏：
“臣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臣以为决不可行。太后，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皇帝览毕曰“善”，并以朝政之急询问于范仲淹……
四月十八日，皇帝诏示群臣：删去遗诰中“皇帝与太后裁决军国大事”之语，太后之号讫不改，止罢其命。故朝臣以寝宫名称杨太后为“保庆太后”。
朝廷关于“遗诰”而引起的纷争就此平息，朝臣认为是范仲淹呈疏参与之功，也是范仲淹对吕夷简阴谋的挫败。朝廷遂有“惟范仲淹可与宰臣抗衡”之语。
皇帝对内臣和两府重臣的调整，向朝臣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阿谀刘太后的臣子，将调离京师；被刘太后贬逐的臣子，将重返朝廷。特别是宰臣吕夷简的被贬外任，被朝臣视为对刘太后“遗诰”维护派的总清算。此时又逢京东一带大旱，江淮地区蝗灾严重，庐州、舒州飞疏禀报有饥民饿死，京西、河北、河东、陕西各州府亦飞疏报灾，年轻而刚刚亲政的皇帝赵祯，一时陷于内外交困的窘境，日夜徘徊于福宁宫，等待宰执大臣拿出一个安定朝廷、救援灾区的方案来；但宰执大臣张士逊、李迪、王随等人，似仍热衷于朝臣对刘太后垂帘过失的揭露攻击，对其南北州府的飞疏报灾，弃之不理置若罔闻。朝廷真的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无序之中。
就在这朝事焦人、骄阳炙人的五月八日，由西京洛阳驿站传递的一封书信，送进了范仲淹的宅第甜水巷苦竹居。
范仲淹近几天来，也是内外交困，很不顺心。朝事混乱，他已看得明白：言官追究刘太后垂帘决事的失误，虽属清算死者，于义有亏，但职责所在，说不得什么；而宰执大臣挟私而不顾大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意放纵，已属不该，且有暗中煽惑之举，则其罪责甚于刘太后决事的失误了。他本欲举表弹劾，但念及这些宰执大臣，多年来受刘太后压抑之苦，借机以泄其怨恨，亦属人之常情，且为皇帝亲政后亲自遴选的中枢人选，当以谏官与宰臣的相商相协代替传统做法的相互对抗，减少朝廷的纷争，营造安定和谐的氛围。于是他主动拜访左相张士逊，张士逊根本没有把他这位七品小官放在眼里，以“身体不适”四字拒他于“左相府邸”大门之外；他主动拜访右相李迪，李迪在其府邸接见了他，却以官场上世故相欺：“言官言事，职责也；案是否立，案是否勘，权在圣上，宰执大臣不可过问，右司谏亦不可过问，更不可以右司谏的规谏讽喻之权阻挠啊！”他询问中枢救援京东、江淮、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旱灾蝗灾之策，李迪笑曰：“朝廷层层设官，事有所司，官各有权，此事当询问户部啊！”他忍气拜访参知政事王随，王随倒是痛快，在其府邸接见中，首先反诘道：“范公反对‘立刘氏七庙’，致使左相王曾代范公受过而遭贬；范公奏请‘皇太后还政’，被刘太后贬往河中府，陈州。真没想到，现任右司谏的范公，对刘太后的‘宠信外家，宠信内臣，贪权施威，压抑皇上，专横自恣’倒是情有独钟啊！”他忍辱询问中枢救灾之策，王随轻松而语：“灾荒年年有，今年未必重于去年。去年朝廷没有专心于救灾，不是也过得挺安顺吗？”宰执大臣如此行事，能营造朝廷的安定和谐吗？能协助皇帝进行朝政变革吗？能致皇帝于尧舜之功吗？看来，只能以右司谏之职司与这样的宰执大臣对抗较量了。可这“对抗较量”，不也会增加朝廷的混乱吗？唉，此时朝廷，连“对抗较量”也难啊！
朝廷事难，家庭事也不轻松啊！范仲淹第三个儿子纯礼是前年出生的，现已两岁，身体一直不好；夫人李氏三年来独撑门户，抚养三个儿子，已累得疾病缠身，加之三年来两地分居，两处开伙，微薄薪俸，仅够糊口，儿子和妻子的病情，只能靠自身的体力自医，只能靠欢悦的心情自疗了。范仲淹近来离开官衙回到家中，压抑着朝事的不快，与妻子儿子或谈笑，或抚琴，或歌吟，或与儿子嬉戏，为三子纯礼做牛，为二子纯仁做马，为长子纯佑做友，欢悦自娱，以乐妻儿心身。夫人李氏解丈夫情意，以多病之躯，谈笑歌吟，细心应和，与丈夫一起营造了一个完美的琴瑟和谐、贫穷自乐的苦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