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elukar这个险恶地区，我们建起了亚答叶屋以后，生活就进入了农耕阶段。我们从早上大约5点开始（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用锄头刨开土地，除去杂草和石块，然后用耙子和铲子平整、松弛土地。肥料来自我们自己；用一个口开得很大、颈部略小、下面又扩大的那种铁痰盂装着送到农田里。
我们把农田分成一个个小块，起初专门用来种木薯和地瓜，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能生长。后来那些年，我们种了疗伤绒毛花和扁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生存所需的食物。地里的活儿包括在土里做出沟槽，用小勺子浇洒粪便和尿混合起来的肥料，把木薯和地瓜种在地里，以及最后的收割。我们把自己吃剩下的那一点卖出去。我们无法生产的是关键的盐、稻米和食糖——这些不得不用上面印有香蕉图案、几乎不值钱的日本货币来买。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几麻袋这种香蕉钞票也许能兑换5元（STSD），假如运气好的话。
过了几个月，农村开始呈现出一块块绿色耕地的景象，杂乱无章地为一些红棕色羊肠小道所切割，并点缀着我们这些定居者房屋四周一块块光秃秃的土地。我们的大部分房屋虽然形状不规则，建造方法都相似：亚答叶屋顶，木墙上开着门窗。每家都有自己的水井。我们的厕所是痰盂，盖上盖子放在屋里。定居点的生活有一种混乱中的井然秩序。
主食是木薯，能够做成海绵状的面包，像个球一样弹性很大。我们用这种食物做出了100种不同的花样：煮、烘、烤、蒸、炖、加咖喱烧等。稻米很少见，脚气病却很普遍。我们家成功地避开了这种病，以及因为维他命B1缺乏症而导致的四肢浮肿。也许从泰国走私进来、用石灰贮存的稻米起了作用。用日本人发的定量卡也能买到少量的稻米。
姐姐月华曾经被问起是否记得日本占领期间的任何好事。她提到在我们定居处做南瓜菜的事，以及非常偶然地用地瓜烤野猪和山羊——那味道有点像英国的肉和土豆一起烤一样。在吉隆坡，她用椰汁和木薯粉做饼干。“那是一种满足，”她说。“那是幸福。有时，日本士兵也来买饼干。”做饭用的是四加仑汽油桶做的“炉子”——四周围上泥砌起来的石墙。
我们必须节约、创新，才能生存。罐子和盘子是用碎金属做的，包括旧油罐；肥皂是用椰灰做成；猪鬃用来当牙刷。至于刮脸，我们没有刀片。那些有刀片的人用食指压着刀片在薄薄的玻璃杯内侧来回磨，可以使用一年时间。
烹饪油（无论是荤油还是素油）已经不可能买到。因此我们购买并四处寻找椰子。椰子周围总是有一大群蚊子，我们常常被咬。但我们需要油。16岁的时候，我就背着200磅重的碎椰子回家。全家人一起研磨椰子。我们把切成一条条的白椰子肉连水一起放进一个木桶，然后把椰子汁压出来。我们看上去像是比意大利农民更穷，在生产一种不同寻常的酒。被榨出汁的椰子放一夜以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煮桶里的混合物，撇去浮在上面的椰子油，滤出渣子，生产椰子油用于烹饪、出售。
麻木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使得时间变得无始无终。至少，我们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们参考的不再是每月的哪一天，而是每天太阳完成的周而复始的周期。我们回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此时潮气和笼罩整个马来西亚乡村的黑幕降临）这样一种自然生活状态。电，当然没有。自来水，自然也没有。母亲在傍晚时分做好饭，我们在日落后不久就吃。如果说在城市地区，温暖的马来亚夜晚内容颇多的话（幽会，邂逅以及可能不正当的联络），那么如今却意味着无一例外的沉寂。因为煤油很珍贵，而在那些没有月亮、夜幕沉沉的晚上，我们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