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我们的计划是在丛林里1英里的地方生活，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避开可能出现日本人的主要道路。但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生活，就要做买卖。我在吉隆坡的姐姐们出售我们在农场生产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得送货。能够产生最大利润的是鸡和蛋。我跟日本卫兵的那次冲突就发生在一次送货过程中。我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日本人统治下发生的变化。吉隆坡看上去变了。街道名称以及商店、餐馆、剧院和公共大楼的标识都必须用片假名来写。这种有棱有角的日文字母是汉语象形字的一种简化形式。冠以日本名的餐馆和酒店开张了。政治上有问题的英国人或华人雕塑和徽号消失了。新加坡成了“昭南”（Syonan），平壤成了Tojo-to，马来亚成了“马来”（Malai），而且发音也变成了“马拉伊”（Ma-rai-ee）。
我们的态度举止变了，也许是变好了。如果说日本卫兵不必遵守礼节规则的话，我们是要遵守的。在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我们练习着说——比如——“钟桑”（日语发音，下同——译者注），来取代“钟先生”；用“噢哈哟”取代“早上好”，用著名的“萨哟那拉”取代“再见”。“谢谢你”叫做“啊里伽岛”——这是我们说的，日本人不说。从我们的角度说，鞠躬的文化得以扎根的原因是为了取代打耳光文化的体验，这种痛苦和羞辱的体验同时还是日本军方的一个仪式。耳光通过军方从上而下的指挥系统传下去。你也许会看到一个军官打一个下士的耳光，而下士接着打一个二等兵的耳光。接着，两个士兵会像朋友一样交谈起来。
打耳光代表的可能是整个“日本统治”时期唯一的幽默，而且当然是打耳光的人的满意程度不如被打耳光的人的唯一例子。在怡保火车站，一个印度机车司机正在通过火车站的水箱给机车加水。拿督小J·J·拉吉（J。J。Raj，Jr。）目睹了那一刻，后来写了下来：“水管意外地冲着一个日本士兵而去，把他淋了个精湿。那个将近4英尺5英寸高的士兵走向大约6英尺高的大个子印度司机，试图抽他的耳光，却碰不着他的脸。机车司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士兵提起来、扔出去，但是由于害怕其他士兵的报复，他站着没动……那个士兵接着堆起两三个5加仑扁平容器，站在上面，抽了几个耳光。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士兵脚下一滑摔了下来，引起所有人的哄堂大笑，包括那个挨耳光的机车司机！”
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对吉隆坡的总体印象是，一切都变得破破烂烂，包括钱。战时的香蕉钞票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序列号，到了1942年年底，就只有字母编号，而到了最后，什么标号都没有了。钞票上的油墨质量下降，颜色差异很大，且还褪色。市区有一种低级嘈杂的夜总会气氛，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赌场，每天都吸引着数千名顾客。娼妓无处不在。事实上，街头和“慰安屋”的公开卖淫已经使得淋病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三大疾病，仅次于心脏病和糖尿病。
由于在吉隆坡出售商品，我们有了足够的资金养牲畜。鸡是当然的，还有鸭子、猪。喂猪的饲料是炼椰子油后剩下的椰肉。椰子的其他部分用来喂鸡和鸭。在那些年里，凡是动物（包括我们的废物产品）、植物或者矿物的东西，都不会浪费。
难得保存下来的日本占领马来西亚以前的家庭照。从左到右是我的6个姐妹（从大到小）：陈月嫦、陈月新、陈月莲、陈月华、陈月珠和陈月宝。
养猪就不可避免地包括为母猪寻找种猪。在大约2英里外的地方，一个农民拥有一头公猪，我记得使用公猪要支付5元日本人的香蕉钞票。那个取费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幅度上涨，因为物价飞上了天——1盎司黄金涨到香蕉货币3.7万元轩尼诗5500元1瓶，1听555牌香烟要1800元，食糖175元1磅，鸡蛋每只28元。
但是，我在养猪问题上的困难跟这些奢侈品的价格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说，战争期间抽烟的人很少抽555牌，而是将就着抽一些类似Sikh’s Beard和Tamil’s Armpit这样的牌子。我的问题是让那头大种猪跟我走大约2英里的路。任何一个看到我在这种租赁种猪服务中手忙脚乱样子的人，都会不禁哈哈大笑：先是拽，然后是推，要把猪弄进当时装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的一个藤筐里。但是，那头种猪还是很值——显然是一头英俊恶魔，因为后来它跟母猪的事一点儿都没有问题。
我们的农场工作总体上说不危险，虽然有事故发生。一个被用绳子吊进井里进行清理的人（清理所有掉进井里的东西，比如树叶、树枝、鸡、猫、孩子）有可能会掉下去。的确，危险的并不是淹死，因为水井的清理工作是在夏季水位比较低的时候进行的，但是那些清理水井的人掉下去后常常弄得鼻青眼肿。
有一天，月华按照常规下到了井里，想捞起一个椰子。她用一把刀扎向椰子，而正在此时，振清探出手去拾椰子。咔嚓！我弟弟右手中指的最上面一节被切掉了。他没有抱怨，没有吼叫。我们把他送到吉隆坡，找到一个诺农哈（Noronha）医生医治。医生往伤指上倒了些老式的纯碘酒。当时没有止疼药，但弟弟连吭都没有吭一声。医生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如此坚强地忍受如此巨大痛楚的人。我常常回忆起那次事故，此时此刻我在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就在想那件事。
我打算絮叨几句。不是要絮叨我一生中的成功，因为我每天都十分清楚我应该多么感谢我的母亲，多么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比如月华和振清，他们跟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一起，直接、间接地为了支付我在维多利亚学院的教育费用而辛勤劳动。那种教育赋予了我英文的能力，而竞争对手们因为缺乏这种能力而受挫。不，我想絮叨的是我的畜牧业。我在养鸡、养鸭和养猪方面很有办法，帮助我把几批欢蹦乱跳的粉红色小乳猪带到了这个世界。
我并不想声称自己拥有赛珍珠（Pearl S。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中农民企业家王龙（Wang Lung）的那种温柔本性——他无法狠下心来杀鸡吃，但是我要说，直到今天，我对于吃华人最喜爱的乳猪还是感觉十分别扭。事实上，由于对屠宰牲畜越来越强烈的厌恶感，我已经开始用豆制品来取代香肠和肉类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