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开办的新加坡电视节目《灵光乍现》（A Stroke of Genius）中，我接受了采访，介绍我作为于1970年开业的24层香格里拉酒店的公司董事总经理的工作情况。我所谓的灵光乍现，就是聘用了第一个来到东南亚、在我们这个地区建设第一个环保型酒店的酒店园林设计公司。简单地说，我种了一些树，而不是把一切都推倒、碾压成一块平板。后来，我还成了不事先砍倒所有树木的第一个马来西亚开发商——始于Desa Kudalari的建设。那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共管公寓项目，于1983年完工。
香格里拉发展计划的起因非常简单。八打灵花园的高级合伙人敦树请我跟他到新加坡看一块地。我们来到新加坡，看了看地，然后就买下了。我们的决定大概只花了1分钟时间。这块地有14英亩。我们在1968年以每平方英尺5元新币的价格买下了其中的12英亩，另外2英亩左右的地的购买价格是4.50元新币。这块地如今在新加坡的价值，就像古画的价格一样，只能在一个奇高的底价基础上通过拍卖来确定。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建设一些租赁型地产，或者是当时某种典型的其他开发项目。新加坡建筑师连福庆（Heah Hock Heng）相信，这块地很适合建设这个地区第一个现代化五星级酒店。罗伯特·郭入伙了，我也在公司持有股份。
我和罗伯特·郭、倪娈章一起飞到美国，在维斯汀酒店（Westin Hotels）跟埃迪·卡尔森（Eddie Carlson）及其一班人马见面，商谈在新加坡建造香格里拉的协议。香格里拉酒店的美国总经理比尔·埃利斯（Bill Ellis）注意到，我们三人是坐经济舱飞到美国的，便也开始这么做，也许心里很不情愿。我们的美国伙伴在国际酒店业比我们精明一千倍，但他们学到了一些省钱的技巧——这也等于赚钱。
1969年，陈氏家族在Jalan Damai的家前合影：前排是孙子辈；坐着的是母亲们和兄弟姐妹们；站着的是儿女、嫡表兄弟姐妹和侄子、外甥们，包括系着60年代时尚窄领带的年轻人们。照片中坐在右二位置的是我；右四是锦耀、右六是我母亲。
挑战的心理十分有趣。我坚信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进行建设。建设意味着要把无数细节牢记心间，而我酷爱此中的兴奋感。一个开发商就是土地零售商、建筑商和房地产经纪商的总和。然而，在1/4个世纪前的采访中，我讲述了我们开发香格里拉发展计划时“像孩子一样惊慌失措”。我后来说，这项工作是我一生当中唯一让我感到恐慌的。用一句美国俚语形容，我“被吓得魂不附体”。
我十分聪明地去寻求帮助，十分幸运地获得了这种帮助。
我在酒店服务业的教育必须速成。比尔·基森（Bill Keithen）出现了。我称他为“我的导师”，并且一直是我的一个挚友。当时他在维斯汀酒店工作，后来成了康奈尔酒店管理学院（Cornell School of Hotel Administration）的院长——当时是全世界第一个此类学院，如今是全世界寻求在酒店服务业发展的所有人的首选学院。他和比尔·埃利斯、鲍勃·伦德奎斯特（Bob Lundquist）——他也来帮助我建设香格里拉——对于酒店似乎无所不知。
我很快得知，我们在酒店里需要一个律师、一个全职金融师、公共关系公司和各个领域的顾问。我不仅是我们这个地区第一个聘请园林设计顾问公司的人，而且还聘请了一个门把和门方面的顾问（用推拉门，而不是合页门）。该顾问甚至决定了门什么时候往里开，什么时候向外开。标志顾问确保任何留言读起来都不得超过2秒钟——这是绝对的时间上限。还有厨房和总体设计方面的顾问。另外，别忘了，还有内部装修设计师。
比尔带我到夏威夷的檀香山，考察那里几家的酒店。那次考察之行叫人震惊。我下定决心这种企业要走西方的道路，正如我当时决心要避免用西方模式经营企业以致力于创建一个自由而和平的社会一样。因为那些西方模式似乎既不会产生自由，也无法导致和平。
在香格里拉发展计划的施工期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拨付给一大块土地的慷慨预算（如果聪明地开销的话）从长期来说一定会得到回报。新加坡的领导人也促使我把眼光落在一个“美丽酒店”的前景，因为我知道李光耀在某种程度上希望绿化环境。几年以后，新加坡人开始清理新加坡河、植树，利用树根吸水、减少城市里的蚊子。参与该计划的企业能获得税收优惠。
我对比尔·基森的信任让我相信，我并没有让聪明的西方人占预算的便宜。此外，他说的话成了事实。我有常识，而且似乎是相当出色的常识，即不要怀疑酒店施工过程中各个领域里的知名专家。我的工作就是当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乐队的总指挥，而功劳属于乐队成员们精彩的乐器表演。我很幸运自己是山中唯一的老虎，或者说是唯一拥有指挥棒的人，而这正是我一开始成为董事总经理的条件。
如今的香格里拉酒店，在经过了过去35年的重新翻修后，仍然被埃姆波里斯调研公司（Emporis Research）描述为香格里拉集团的“必看”和“旗舰地产之一”。它仍然是新加坡中心一个热带花园里的一个美丽藏娇，坐落在东陵地区（Tanglin area）的果园路（Orchard Road）旁。如今看来，这个发展计划似乎完美无缺，但事实上，我们当时完全是听取别人的意见，包括为了扩建而牺牲花园。
在一次采访中，我被问及为什么不建造一个客房更多、比较便宜的结构，以便立刻获得利润。我回答说：“我们谁都无法知道当时的做法在30年后利润会更多还是更少。但是，我当时希望有机会建设一个好酒店，在几十年后能够产生巨大利润。经过30年后，酒店的结构和设计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座酒店在许多年以后还会稳坐在辉煌地产名录的榜首位置。质量产生利润。我们知道我们的市场优势。是的，利润情况是你永远无法提前那么久就知道的，这种事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建造了一座辉煌的好酒店，而且我至今对它感觉很好。投资人也是这种感觉。除此以外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1971年，我开始希望实现的一件事，就是酒店业别再是酒店业！即便是几个客人不高兴，都会让你头疼不已。有个朋友告诉我，他没有热水。还有一个朋友发现了一个突出来的钉子，差点让他严重受伤。只要某个厨师在厨房工作，你就不得不小心绿叶蔬菜会不会没做熟、土豆会不会有芽。提供免费客房的压力永远存在——我后来把这种压力应用到了我的酒店经理们的身上，表明这个世界没有同情。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那闹哄哄的《大饭店》（Hotel）如果说有什么差错之处的话，那就是压力方面。我天生不是接受指责的管理者，便于1971年辞去了香格里拉董事总经理的职务。
一次打麻将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首创4位数博彩业的林水成（Lim Chooi Seng）告诉我，他正要撤出敦拉萨（Jalan Tun Razak）路两侧两块地的交易，可供购买。“我不想要那些地，”他说，“因为没有投资利益。”我很幸运那天我在打麻将，因为黄金地段的地块永远都会有投资利益。
有关这两块地，有一点——正如跟“进步”（progress）一词押韵的一个五个字母组成的单词（作者在此暗指egress，即“出口”的意思，也即某地块的通道、通行权。——译者注）所表明的那样——是其他人都没有理解到的。我理解了，而这正是Tan＆Tan于1971年成立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