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我们的首次晚宴之后，是一起打高尔夫球的邀请。那是一段美妙友情的开始。
在马来西亚的头三任首相中，东姑的高尔夫球打得最差劲。他的差点指数是24，但却利用不好。他常常说，他在果岭附近玩不好，因为到时脑子就发晕。我的差点指数也是24，但能打到接近42点。在运气不好的日子里，我的得分能够高到令人尴尬的地步。当然，我输给了差点指数为18的朋友们很多钱，虽然东姑非常小心地将他的赌注局限在谁请吃早饭上。
我的高尔夫球打得很差，但这一点并不怎么影响我跟东姑的交往。我每天都在练习场上晃荡两个小时，每次带一根球杆。由于我年轻的时候地位低下，因而从来没有机会学习打高尔夫球，而且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表现也很笨拙。20世纪60年代初，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有几个专业人士认为我根本没有希望，拒绝教我。然而，我逐渐地打得好了些，开始在我的差点指数之下打球。我开始跟东姑赌，他也欣然应战。我们成了高尔夫球搭档，然后我又带着他跟其他队比赛。
事实证明这么做很理想。
1965年，澳大利亚专业人士迈克·凯利（Mike Kelly-—他后来成了我的好友）——来到马来西亚，开始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讲课。有一天下午，就在一声惊雷响起的时候，我对迈克说：“如果你能让我的差点指数真正降低到24点，我就付给你1000马来元，并且每天听课。”每次我的差点指数下降，我都付给他250元。在我的高尔夫球生涯的最佳日子里（我在18洞中8次达到规定击球次数、1次低于规定击球次数，净得分64），差点指数立刻就降到了21点。后来，我的差点指数降到了17点。
东姑参加过的所有高尔夫球比赛以及在赛马场上的日子，和跟他的朋友们一起打扑克的傍晚，都是他从政治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泄压活门（Ahmad Yahya）——他的一个经商的侄子，有一次慷慨地告诉我，对于东姑来说，这些人“是政界之外的一群非常特殊的高龄公民，跟他们在一起他可以很放松。这就是东姑将自己的头脑从国家大事和民族责任中转移出来的方式，而这些职责无论表面上显得如何，他都十分认真地对待”。
高尔夫球运动之后接着是赛马场上的日子、赛马的搭档关系，以及在首相府邸一起玩扑克的夜晚。根据东姑艾哈迈德的说法，他不仅十分重视我的意见，还很珍惜我愿意跟他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事情。在另一方面，东姑觉得必须征求我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的意见，而我也坦诚相告。因而再次证明，正如东姑艾哈迈德所形容的那样，“如果东姑信任一个人到了信任振南的程度，那么他就会无所不谈，言无不尽”。
我发现，这都是实情。
有一次，东姑在他的内阁面前重复了我的话，而我则受到内阁成员们的严厉警告：不要把扑克牌桌上的玩耍跟政策问题混为一谈。我对东姑说：“我说，请你不要跟我说任何国事了。”他接受了。他也许还谈论政治问题，但从那以后，他很少征求我在政策问题上的意见。没过多久，我就成了某种政治邮差，在东姑与敦·拉萨首相和其他政治人物之间传递信息。
东姑的府邸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可是，40年前，这幢房子却是个充满商业和友情的重要场所。许许多多个亲密无间的夜晚还在脑海浮现。我现在暂且不谈他在烹饪方面的天赋，但当我们晚上在扑克牌桌旁坐下来的时候，这个位高任重的马来西亚首相亲自给我们上吃的、喝的（“我们吃饭吧！”他总是如此宣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表现得像个仆人。他喜欢喝三星轩尼诗。
一天晚上，东姑为国王准备了一个扑克晚会——那是一次“黑领结”活动。我尝了尝白“葡萄酒”，脸上一定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喂，葡萄酒怎么样？”他问道。
“我过去听说过跑了气的淡啤酒，”我回答说，“可从来没听说过淡葡萄酒。”在国王面前这么说话可太犯忌了。
接着，这个小小的谜团解开了。有个仆人把一些纯水倒进了一只空葡萄酒瓶子里，可能是为了调制烈酒。东姑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这就是他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和情趣。
在扑克牌桌上，东姑有两个钱包。如果打扑克赢了钱，他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确保以某种方式把钱还给输钱的人。谁都赢不了钱。赌注最大只有30元，而赌资都放进一个包里，事后送给仆人。由于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赔率，因此赌注设了限就很难知道谁玩得最好，因为扑克牌的真正优势只有在不停地下注和诈唬中才能体现。这一点再次表明东姑对扑克牌的兴趣并不在比赛，而仅仅是希望跟我们相伴。
这些扑克赛事由于1969年5月13日开始的种族骚乱（冲击了吉隆坡的秋杰和甘榜巴鲁地区）而变得声名狼藉。当时，激进的学生们举起的标语是：“远离扑克玩家和赛马赌徒”、“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对此，东姑的回答是：“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设好导火线、点燃炸弹、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炸个粉碎的领导人。”
人们指责的要点是，当吉隆坡的夜晚火光冲天的时候，东姑却正在玩纸牌。我们都记得官方预计的184人死亡人数，但是我们却忘了，将近800幢房屋被烧毁，主要是在甘榜巴鲁和秋杰的毗邻地区。虽然对这个可怕数字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与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期间被烧毁的1600个韩国企业这一个数字相比，我们就是小巫见大巫。“吉隆坡是个燃烧的城市，”东姑在他那部愤怒的著述《五一三前后》（May 13 Before and After）中写道，“从我的住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山顶上的火焰，而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辈子会看见的场面。事实上，我这些年来为了把马来西亚建设成一个幸福、和平的国家而付出的所有努力，以及我希望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首相的美梦，都正在付之一炬。”
在为了恢复国内和平而走访市区、成立各个友好委员会（Goodwill Committee）的繁忙工作之余，东姑找来他的朋友们相伴。然而，在接下来几天的那几个小时宵禁期间（我们还忘了，即便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宵禁也在一个星期内结束了），他也玩扑克牌，但是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性。在危急关头，有的人喝酒，有的人玩女人，有的人寻求家庭慰藉，而有些像东姑这样的人则把自己的悲伤诉说给坚强得能够承受得起的朋友们。
悲伤吗？
东姑哭泣了。毫不害羞地，我们都哭泣了。5月13日晚上，无论在电台还是电视台，东姑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关于应该说些什么，他的政治直觉完美无缺。在他的马来族同胞和华人之间出现愤懑隔阂的时候，他谈到了屠杀：“我们必须防止屠杀行径的蔓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必须在全国各地成立友好委员会……以维持这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个国家指望着你们，优秀的公民们，去履行你们的职责。”最后，他祈祷阿拉保佑所有公民的平安，无论来自哪个民族。
当1969年的骚乱事件发生时，我和东姑之间的友谊已经发展了10年。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通过参与促进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理解而做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
事实并不广为人知，可是敦·拉萨在五一三骚乱事件以后要求东姑不要离开政府，因为政府需要他为所有社区扮演（用敦的话说）“一把伞”的角色。许多地方都举办榴梿盛会，比如鹅麦（Gombak）和乌鲁冷吉。有一天，我和东姑乘船前往吉胆岛。快到小岛时，我们发现有个华人渔民正拉起一网鱼。他给了东姑一些鱼，但没有收钱，令东姑很是不快。“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事，”当我用汉语问那位渔民为什么不愿意收钱时，他如是回答。最后，我们半价成交。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逛了逛中心市场。东姑深得民心，以至于华裔商人们试图用等同白送的折扣价格款待他。
我与东姑之间友谊深厚的鼎盛时期，还是个有待叙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