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马”赢得了1996年墨尔本杯后，我说：“他们在我赢了觉士盾后问我的感想，他们在我赢了墨尔本杯后问我的感想。我不知道。我这辆车已经老了，但还在跑。”当朋友们觉得我听不见的时候，他们就会谈论我快速从赌注经纪人那里获得好的投注赔率时，或者在赢得大赛后放马慢跑时，如何表现出“惊人速度”的。
我在赛马圈里的日子（正如我在形容我在1996年觉士盾取胜时所说的），总体来讲“好得不得了”。我的赛马成绩也是如此。我把自己看成是个现实主义者，能够欣赏取得的结果，知道自己很幸运。幸运——或许有人会有异议，只是够聪明，因为我聘请了最好的人，然后让他们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
不，删掉上面那句话。聘请巴特并不需要花多少脑筋。那一步棋就像国际象棋Ruy Lopez式经典开局中的3.Bb5一样显而易见——我还把它当作了我的一匹赛马的名字。我的够聪明之举就是控制我天生的感情冲动，跟比赛运作几乎完全隔离。我只干涉到这个程度：如果某匹马估计会赢，最后落后了一两个马身长度，那么好吧，不太理想，我保持沉默。如果赛马最后彻底玩儿完，那么我就要听到一些解释。尽管如此，如果你聘请了一个驯马师（更不用说像巴特·卡明斯这样的驯马师了），那么他就必须决定谁当骑师、具体的安排如何。聪明的赛马主人不插手骑师们之间的政治，躲开赛马比赛的地方。
大约1996年，70岁
赛马作家克里斯琴·怀特黑德（Christian Whitehead）也把卡明斯与陈的合作称作“20世纪最强大的赛马合伙关系”。哦，也许是吧，读者们可以自己判断。
以下是有利于怀特黑德的断言的一些数据：截至我写这部回忆录，“我的”赛马（指我至少拥有1/4份额的纯种马）一共赢了204场比赛，至少516次名列前三名。奖金额超过了1300万澳元。从1992年到1999年，我参加过62次单项赛跑（individual runners），胜了其中的48次，取胜比例达到了77.4%，超过了我可能祈祷的比例。在完成了的62次比赛中，55次获得前三名。那个阶段的总奖金超过了1000万澳元，平均每匹马161767澳元。堆放在我的壁炉架上的奖品有3个墨尔本杯和以下按年份排列的一级赛事：1975年的南澳大利亚赛马会，1994年的AJC飞行锦标赛，1996年的VRC澳大利亚杯（VRC Australian Cup），1996年的党士盾（W。S。Cox Plate），1997年的VATC C。F。奥尔锦标赛，1997年的香港赛马会杯，1997年的VRC克莱斯莱力锦标赛（VRC Chrysler Stakes），1997年的STC安捷锦标赛，1997年的AJC橡树大赛和1998年的AJC唐加士打（AJC Doncaster）。此外，还有（正如我的赛马经理如此热切地记录在他的一个清单里的那样）在类似以下重大赛事中数次获得“仅差几英寸”的第二名：AJC打比（AJC Derby）、玖瑰岗坚尼（Rosehill Guineas）、VCR新市场障碍赛（VRC Newmarket Handicap）等。如果有人计算一下我目前拥有的纯种马份额的价值，加上1300多万澳元的奖金，那么我可能算得上是收支相抵甚至赚了钱的赛马主人精英圈子里的一员。
不利于怀特黑德断言的是“期望太快、赛马太慢”的老故事。或者说：你最近为我做了些什么？1999年以来，赛场并没有变得比以往泥泞，可我的比赛成绩变糟了。自从1998年以来，一直没有取得过Group I的胜利。如果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还活着的话，他可能会如实地描写卡明斯与陈的合伙关系——赛马历史学家们仍然需要“宽容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