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是否将成为我自己人生故事中的主人公，还是任何其他人占了主角的位置，这些故事必须呈现给世人。我的人生故事始于我来到人世的那一刻。我记得……
——查尔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1926年3月18日，在吉隆坡甘文丁街（Kamunting Street）6号，一个名叫陈亚玖（Tan Ah Kow）的男婴来到了人世。他就是我——语法上有些错误，但那是事实。
陈亚玖成了陈亚国（Tan Ah Kok），陈亚国又变成陈振南的过程，就是我一生中头25年的故事。
小亚玖是陈和荣（Tan Jeng Eng）和朱慕飞（Choo Moh Hooi）家中12个孩子（4个儿子、8个女儿）中的老六。陈先生是位马来亚商人和橡胶商，1886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的永春。我的母亲慕飞生于1899年，来自一个与1911年被推翻的清政府做斗争的冲锋陷阵的革命家庭。这个年轻貌美、身材瘦小、满怀激情、意志坚定得惊人的客家女孩，从12岁起就开始在中国工作，通过搬运花岗岩石来赚钱，并走私手榴弹帮助革命。
1915年8月8日，我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在中国被杀害，凶手是清政府的支持者，当时正寻机报复领导那次革命的人。我母亲的全家看来都必然会遭到暗算，这成了所有家族成员漂洋过海到新加坡的直接原因。
在新加坡，我母亲当上了联络员。她希望通过筹款来为完成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事业做点好事，但却在我父亲拥有的Tong Hiap Heng Hotel留下来，成了一名成功的华人女歌手。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虽然我父亲已经结了婚，有了几个孩子，但却很有理由于1916年娶了这位关键性的年轻女歌手。
我这部回忆录是为了“纪念赋予我生命的敬爱的母亲”。照片里的朱慕飞大约65岁。
如果说当今耀眼的精品店卖的是所谓设计师品牌的话，那么我母亲天生就有设计师的基因。她那资产阶级家庭十分注重教育，而且她的家族中至少有两代人致力于挣脱清朝的帝王梦魇。
什么是帝王梦魇？中国许多中产阶级人士都明白，至高无上的皇权本身就是中国没落的根源。他们知道，面对雄心勃勃的明朝15世纪初期郑和的庞大船队——3万人驾驶着数百艘大约300多英尺长的船只，相形见绌的是哥伦布率领着他那3条小船和总数90人的船员队伍进行的微不足道的探险。但是，他们同时还知道，这些伟大的中国航海探险壮举之后，是灾难性的闭关自守。后来的明朝数代皇帝封闭了中国，以消除因为他们的天下不存在某些动物和发明创造所带来的羞辱感。建造2个桅杆以上的航海船只成了一项重罪。由于极具破坏力的高度资源集中，甚至最基本的思维——也就是我母亲奋起反抗的帝王思想，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里忘却的造船技术，超过了西方世界还没有学到的本领。
因而，本书要献给“赋予我生命的我敬爱的母亲”，同时给予了我如今所说的“深爱”的她。我在本章和下面一章的故事主要与她有关，因为我的父亲后来很早就陷入了鸦片的毒瘾。我的母亲接手了，她在家里为我和我的几个弟妹提供膳食和医疗护理（那是我们当时所知道的唯一医药形式）。在教育方面催我奋进，并命令我辞去了我早期工作生涯中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转向一个长期机会更大的职位。
因此，作为对大卫·科波菲尔所提问题的回答，我的一生中没有男主人公，而是女主人公——我的母亲。
借用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东姑阿都·拉曼的侄子东姑艾哈迈德·雅叶海亚的话说，我小时候的马来亚世界还没有“传统”。那是一个不自由的世界，盛行的是政治、社会、宗教、宗族等各方面的传统信条和规范。
首先，是英国殖民规则。
如今的马来西亚人很难想象马来亚的黑皮肤、棕色皮肤和黄色皮肤人当时不仅都接受英国的统治，而且还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当时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我们这些生活在英联合王国国旗下的人，竟然在庆祝英国的假日和王室的周年纪念日。
“英国人令人信服地勾画出了他们先天优越的神话，”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中写道，“结果亚洲人觉得挑战他们是没有希望的。”英国1000—2000人的军队就维持了对海峡殖民地和马来亚各邦大约600万亚洲人的统治。能够深刻解读马来人生活的西方人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Somerset Maugham）——虽然主要是描写主人（tuan besar）及其时常过度热情的仆人（mem）的生活——真实地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白人可以绝对安全地走遍500英里长的马来亚半岛，因为社会和政治形势十分安定。
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历史，将英帝国描绘成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跨越所有24个时区，覆盖5大洋、7大洲。娱乐内容加深了这个国际大家庭的印象。“帝国”电台每天都播放伦敦大钟的报时信号，还有时常播放来自考文垂Hippodrome的查尔斯·沙德韦尔乐团（Charles Shadwell Orchestra）、来自圣安斯昂锡（St。Ann’s-On-Sea）帝国水上酒店（Imperial Hydro Hotel）的拉迪·克拉克乐队（Laddie Clarke Orchestra）等的音乐节目。还有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晚祷。影院上演的是“由英国海军部指定海军军官特别批准的”英国海军传奇。1933年的影片《旗尉》（The Flag Lieutenant）里，男主角名叫迪基·拉塞尔斯上尉（Lieutenant Dicky Lascelles）。而该影片的一则广告狂呼：“动人心魄的探险！哄然震天的喜剧！五彩缤纷的罗曼史！所有布景都是伟大的舰队！”我们这些学校学生所看的世界地图上，大英帝国都着“红色”。
如今，每日每夜的任何时候，人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各个城镇四处可见美洲和欧洲的男女老少。但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聪明地保持着他们的距离，到福隆港（Fraser’s Hill）和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这两个避暑胜地去度假。10岁以上的白人儿童非常少见，其中大部分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被送回英国，一方面为了读书，一方面坚信热带酷暑会影响长个、阻碍总体健康发育。孩提时代，我从来没有跟小主人玩耍过，而且甚至很少见过他们。
跟马来亚人和印度人一样，我们华人在这个没有传统的世界里过着我们自己的日子。
广东人把自己当作是马来亚的旅居者。他们在怡保的锡矿干着苦力，或者在新加坡码头当搬运工，梦想着某一天他们能够带着赚来的钱回到中国，买个新娘，或者开个买卖。这些中国佬（我们当年被人如此称呼）生活在包罗万象、令人窒息的“中国”精神之中，而这个词代表的是世间万物的中心。在另一方面，像我父亲这样的中国福建人——传统上来自外向型沿海地区福建，目标则是留在马来亚，虽然他们通过海外华人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和许多其他地方性的福建协会，从来没有中断过祖籍地的消息。比如，1932年下半年，亲国民党的19路军的一个代表来到新加坡，感谢马来亚华人大量捐款给他们与“共匪”作战。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来自福建的华人在参与中国的政治，更不是要求在福建省政府有个职位，而是他们已经在马来亚定居下来，赚的钱吸引了中国的注意力。
我们福建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变成马来西亚人。早在1931年的时候，根据当年的人口统计，1/3的华人和1/4的印度人是在当地出生的。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打算留下来了。我们还需要60年的时间来艰难地战胜情感程度很大的政治和种族障碍，以便成为融入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骄傲地向外国友人和游客讲述马来西亚创造的奇迹。
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唐人街（那里常常建有三层楼的商铺）比中国大陆的商铺更加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的商店老板们常常会添加艺术造型的弯曲栏杆和门脸，同时带有一种希腊科林斯的韵味。这些十分抢眼的西方建筑的泊来物，像是老马来亚唐人街里传统中国戏剧道具背景下的奇异装饰。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走过这些街道，抬头仰望着40英尺高的建筑，觉得自己看到了摩登世界。
路旁是一些排挡，供应着人们期望的猪肉和鸡肉（虽然那个时候几乎没有牛肉）以及比现在更加受欢迎的味道很浓的绿色多叶蔬菜、牡蛎和甲鱼汤。甘蔗汁和冰水饮料十分普遍，虽然像橙汁水这种昂贵的西方碳酸饮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同样不为我们所了解的是殖民地国家搀苏打水的stengahs，装在沉重的透明玻璃瓶里出售，上面标注着“凤凰汽水厂”（The Phoenix aerated water works）。
我们华人生活的拥挤街道，在数百盏凹型镀锡金属碳化物照明灯发出的柔软黄光照耀下惊人地明亮。我们最多身穿传统的棉布和丝绸，虽然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衣服不过是男人的褐色短裤、汗衫和拖鞋，女人的衫裤和拖鞋。没有什么人买得起十分贴身、五颜六色的西式便装，而且几乎看不到一个华人穿西服。
用海峡殖民地银币（STSD）1—3分钱（大约0.4—1.3美分）你可以买到够吃一整天的想像得到的任何食物，从用亚力酒调和的眼镜蛇血和蛇胆，到满满一大盘面条。我在“了解一分钱的价值”中详细论述了价格问题，但是可以说，一个四口之家在“价格昂贵”的新加坡每天花4分钱（大约1.8美分）就能吃饱。吉隆坡和马来各邦则更加便宜。
轿车在吉隆坡几乎不存在，直到20世纪30年代，少量的奥斯汀和莫利斯汽车进入当地市场。单匹马马车并不罕见，而马厩就在如今的大家购物中心（Kota Raya）、20世纪20—30年代的吉隆坡市中心。有个老朋友最近告诉我，市里最早的两辆车是烧木头的英国Overland和美国别克。
在那个年代，即便是最有钱的华人（买得起车的那十几个人）也都十分节俭。很多人至今还是那样。“他们从来不趾高气扬，但他们奋起猛追；他们从来不好高骛远，但他们脚踏实地。”——这可能说明了他们的精神。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听过一个临死老人的故事。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举起两根手指，他的家人注意到油灯里烧着两个捻子。一个捻子被掐灭后，老人微笑着离去。20世纪30年代初期，《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的一个欧洲作家描写了他称作“街头快餐”的情形：“几天前，办公室外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一辆装满无数华裔家人的汽车驶来，停在街中央的亭子前面。一个排挡老板被招呼过去，不知从哪儿出现了2只碗，一个从年龄到长相都像老奶奶的女士迅速而高效地分配着食物。而就在我惊叹的当口，饭已经吃完，吃饭的人津津有味地咂完了嘴，排挡老板已经收了饭钱，汽车正歪歪斜斜地离开。”餐费为每人几分钱。
唐人街的许多男人，无论年老年少，整晚都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旁的贴砖凳子上，绘声绘色地谈着话。他们声量很大，语气经常让西方人误以为是在吵架。每人出1分钱，3个中国佬就能享用一大罐菊苣马来亚咖啡，还漂一层厚厚的甜牛奶。
室外的音乐节目和皮影戏，伴随着铜锣的声，在当时老唐人街的夜晚比如今要受欢迎得多，因为15分钱的电影对于几乎所有华人来说都太贵了——跟我一样，大家可能每年能收到5分钱的礼物。一个看得起电影的朋友跟我讲述了汤姆·米克斯（Tom Mix）的西部片表演的主人公精湛的骑马技术。在唐人街剧场里的一个夜场从晚上6：30起至9：30结束，只有10—15个座位。由于坐的是条凳，而不是椅子，看起电影来也不舒服。
大约1916年，我父亲陈和荣30岁左右时的照片。注意他那套西装，这在当时的马来华人中是极其罕见的。
从晚上11点到午夜，按照世界上每一个唐人街的节律，人群开始散开，仿佛1万个灰姑娘和小伙子都知道自己该走了。吃完了晚饭的家庭首先离开；大众娱乐的喧闹声不久就渐渐休止；坐在桌旁享用咖啡的男人们接着起身，等待次日再聚。最后，排挡老板们用小车或扁担将自己的货物运送回家。
热带的夜晚再次降临街道，黑暗之中仿佛是黑绒的褶皱，随之而来的总是一阵突然的、骇人的寂静。黑幕下，更多的是感觉到而不是看见隐隐约约的人影；耳朵里只有黄包车夫们轻微的脚步声，那是他们在将愿意花每英里6分钱价钱的人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