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需要具有顾全大局的基本素质，不为眼前利益斤斤计较，放长线钓大鱼，勇挑重担，要有舍我其谁的大气和果敢。放长线钓大鱼，这种高瞻远瞩的创业哲学是一种境界，首先需要具有一定的基本素质和明白义利相生的道理。
义利相生也可以说是商业精神的内敛与外张，其实这也是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的和谐统一。在西方，人的一生追求对外求索；在中国，人的一生讲究对内修炼。对上帝侍奉、对科学求证、自我的扩张、冒险的竞争，都是向外用力；自强、自立、自尊、自爱、自省、自悟，都是向内用力。
“以仁义求富贵、富贵后施仁义”，是商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义利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很多中国商人的经营成功之道。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过去对儒家的义利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根据是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实，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谈义利关系，而是根据人的德行所做出评价。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小人指不讲道德、品德低下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这两种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孔子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追求合于“义”的利。后世某些儒家只谈义、否定利的做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李嘉诚先生少年经历忧患，不足15岁便辍学到社会谋生，深深体会健康和知识的重要，同时认为对无助的人给予帮助是世上最有意义的事情，教育及医疗两者更是国家富强之本。
李嘉诚说：“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出于一份“饮水思源”的情怀，也因为自幼家贫，未有接受正规高深教育的机会，令李嘉诚至今引以为憾。故此，他20多年来累计捐资逾23亿元，独力支持在家乡潮汕地区建立汕头大学，以推动这个发展基础薄弱的地方的文化及经济发展，令广大同乡子弟能够得到知识的力量。甚至在李嘉诚的公司面临较大困难时，他也没有停止对汕头大学的资助。他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写到：“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大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李嘉诚这种矢志不渝地资助汕头大学的义举，让无数知情人深深折服。当李嘉诚莅临汕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他表现出诚挚的爱戴和景仰之情，让任何一个人看了以后都会感动。
李嘉诚还非常热心于医疗和助残事业。他曾说：“做利国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两亿港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推行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使107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为四万名低视力者配用助视器，为六万名失聪儿童安排语言训练，建设30个省市和自治区残疾人士的综合服务设施，以及开展智障和小儿麻痹症的预防治疗与康复服务，已经让上千万的残疾人士受益。李嘉诚曾动情地说：“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
徽商之所以称为儒商，主要是在于他们根本上抛弃了奸商为富不仁的传统，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们在很多场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把经商获得的利润回报给社会，兴办公益事业，架桥、修路、办学、救灾等等，举凡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徽商大都能够踊跃捐资，从而树立了良贾的形象。这就为他们赢得更大的利润，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清代祁门木商倪旺铨见利思义，在江西遭遇水灾之时，运米赈济嗷嗷待哺之灾民，受惠者众，传播者广，于是声名日渐提高，商业日益兴盛，家道日见兴隆。可见，通过捐助，徽商不仅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顾客的好感与信任，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这一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深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慷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树立良商良贾的形象，这直接关系到企业和商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徽商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对儒商来说，挣钱不是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他的一切则都应该是在为此目标铺路。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其他两杆就不可能站的起来。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这都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都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漏洞使国家成了一个权力的空壳，而后便在瞬间崩溃瓦解。
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而儒商在经商实践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对社会具有深沉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作为儒商鼻祖的子贡可谓其先行者。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
在《吕氏春秋》中，曾经记述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意思是根据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了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其人道主义博大胸怀可见一斑。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
后来，有人称赞子贡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
同样，子贡并没有超出儒商的发展规律，即拼博、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刚一开始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作了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却能开始“兼济天下”。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子贡当时遵循的经商和做人原则，也是留给我们后世人的精神财富。坚信这一点的儒商，他们都耻于独富独贵，而喜于乐善好施、捐助公益，因为只有时刻保持着这种信念，才能对社会上存在的诸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等起到激烈的冲击作用，才可以使商业的运行更加纯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