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一直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
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人。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1.晋商的历史流变。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它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的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等地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
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2.山西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
在我国众多传统商帮之中，山西商帮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强势商帮。从账局、钱庄、当铺到票号，山西商帮所经营的业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滥觞。一直以来，他们的许多经营法则和经营理念影响着中国商业的发展。
（1）灵活经营，生财有道。
晋商是行大义而取巨资的有战略眼光的商人群体，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出发，抓商机，占市场，明朝政权沿长城设立军镇，驻扎80万军队，为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即纳粮换盐引，可取得贩盐售盐的专卖权。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北方边镇、西北边镇多活跃着山西商人，晋商集粮、盐商于一身，连两淮、两浙的盐也大部分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到清代，晋商顺应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一举成为旅蒙商主力军。旅蒙商通过清朝军队北进草原，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旅蒙晋商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晋商不仅进行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开设店铺，以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祁县乔家商号，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其极盛时代，几乎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几省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开设的生意。由于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又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清代乾隆初年，为了支援驻防军队的粮秣，清政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于是由内地来到关外种地、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在当时既是东西要道，又是蒙汉贸易的一个聚结点，落户定居的各行各业人口日益增多。祁县乔家堡有一乔姓者与徐沟县大常镇的一个秦姓者，平素友好，结为异姓兄弟。此二人看准了包头这个地方是发展商业的宝地，就来到包头西脑包经商，刚开始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就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虽然是小本生意，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平遥市楼经营有方，因此买卖颇为发达，为以后创业积累了资金。
乾隆二十年是个大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他们二人认为，今年黄豆价格太低，来年种黄豆的人肯定不多，那必然会引起黄豆价格的暴涨。于是二人趁机购存了一大批黄豆，第二年黄豆果然成了缺货，价格节节高涨，二人抓住战机抛售了大批黄豆，结果转瞬间获得了一笔巨利。从此，他们有了创业的雄厚资本，于是开设了体面的“广盛公字号”。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追求更大的利润，乔秦二人决定实施股份制，集中了大批资金，乔秦二人用这些资金做皮毛、药材等生意，获利颇丰。实施股份制不仅壮大了实力，还调动了入股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乔氏财东坚持“有利可图就为之，无利可图便不为”的经营宗旨，不管是什么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经营，哪怕是微利也干。咸丰年间，乔氏看准了蔬菜生意能赚钱，于是就在南龙王庙一带种了280亩菜园，种植蔬菜，供应市面。卖蔬菜虽是微利买卖，但因行业新鲜，数量巨大，故也获利颇丰。
（2）审时度势，敢于冒险。
清朝嘉庆年间，平遥西街开设了一个颜料行。东家李咸视，人称“李二魔子”。经理名叫雷履泰，平遥红堡村人。当时晋中平、祁、介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设分店的很多，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山西老家捎些银钱，一般是从镖局运现银，运费既高，路上又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玉成在北京设有分庄，就有人和北京西玉成的经理雷履泰商议，从北京向老家捎些银钱，交到西玉成，由雷履泰写信在平遥西玉成用款，雷同意了。起初不过是朋友或乡亲关系，两相拔兑，也不出什么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个办法便利，求拔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雷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如果将此业务拓展，获利必定可观。
为稳妥行事，雷又做了认真的市场和形势调查。他发现，随着京师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中俄北京通商，特别是中俄恰可图通商，晋商承担着组织中国茶叶输往沙俄的重任。由于贸易总额大量增长和商品周转周期长，垫支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于是商业资本感到不足，遂求助于社会借贷。当时在大城市也有从事存贷生意的账庄（相当于现在的银行），都是用现银结算，因此不得不求镖局押运，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汇兑已经成为工商业者的普遍要求，都希望用汇兑来代替运送现银。
雷履泰根据调查情况，建议东家李咸视将西玉成改名为“日升昌”，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日升昌成立以后，果然银钱汇兑业务繁荣，雷履泰迅速将业务推向全国的各大中城市，于是大发其财。雷履泰可谓我国金融业务的创始人。
金融行业，向来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特征。处于中国古代金融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一个阶段的票号业，自然也不例外。
（3）连环经营，政商联姻。
山西太谷曹家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资金发展到一千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至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曹氏发家始祖曹三喜怀着发财的梦想于明末清初来到热河省朝阳县三座塔。刚来时，他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略有积蓄后就开了豆腐店，将所产的大豆变成了豆腐，使商品增值，同时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成了猪肉。他按这个“连环计”经营了几年，积累了不少资金，于是他又决定实施大的“连环计”。他先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然后开豆腐店，将大豆变成豆腐，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猪肉，猪粪又作肥料再种菜、大豆和高粱，如此不断循环，他的财富就大量增值，积累了资金后，又投资开杂货店、典当行，所以财富就愈滚愈多。经营范围变广，获利更多，遂又分出资本在沈阳、锦州、四平等地开设杂货、酿酒和银钱业。
经商发财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就有许多商机，商人能否抓住商机是能否成功的关键。曹三喜就最善于抓商机，例如，当年清兵入关与朱明王朝作战，曹三喜立即乘机发战乱财，他随清兵入关，为清兵提供军事物资，既可讨好清军，又可从中赚钱，果然，朱明王朝被灭后，曹三喜不仅成了清政府的功臣，还从中发了一大笔财。于是他又用这笔钱在沈阳、锦州、四平开了许多杂货、酿酒和钱庄分号等，曹三喜坐镇总号，指挥调度分号，还经常派员到各分号巡视，以保证曹氏集团生意兴隆。
（4）以仁为本，恪守信义。
乔氏经营坚持以仁为本，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货真价实，讲究信誉，对消费者仁义。如他们经营的米面，质量高、分量足，于是人们购买米面都愿意买乔家的；二是对客户仁义。有些客户破产，无力偿还乔氏的债务，乔氏从不强行索债。与老客户交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三是舍己为人行义举。民国六年，由于受一战影响，包头皮毛堆积如山，毫无出路，驼绒价由每斤现洋一二元跌到每斤一角多，绒毛店和皮毛商人均亏赔不堪。影响所及，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乔氏目睹此情此景，集资设“公益泰商号”收购皮毛，使其行业继续活动，但乔氏为此损失惨重，这种舍己为人的义举直到今天还令后人赞口不绝；四是关心员工的生活、疾苦，对员工仁义。
晋商崇尚商誉，恪守信用，虽以“通有无，权贵贱”达到盈利的目的，但他们在经商中凡事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能力通有无，近悦远来”。晋商的诚信重义的道德理念，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由成千上万个山西商人，在数百年的经商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
祁县乔家堡在中堂的东家乔致庸，把经营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祁县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油坊，有一次，要运一批胡麻油回山西销售。装运时，经手伙计为了图谋厚利，竟在油中掺假作弊。发运前，经手掌柜经过严格把关检查，发现了此事。掌柜对经手伙计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同时又令立即换装纯净好油发运。复盛油坊的这件事，虽然在当时使企业在经济上遭受了些损失，但好油运出后，在销售中却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为企业争得了信誉，使得顾客盈门，企业收到了难以估量的久远利益，生意越发兴隆。
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其经营56年的历程中，一直都珍视信誉，就是在其惨淡经营的末期岁月，也是全力维护本号的信誉。如1930年，晋钞贬值相当严重，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新币1元。当时，大德通票号的存款户以山西本省为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如果对存款户按晋钞的兑换值兑出，大德通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但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仍坚持守信讲义的道德总则，动用历年的公积金，按原存款时的价值和利息兑换，不让存款户在提取时吃晋钞贬值之亏。该号虽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但却维护了本号的信誉，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好评。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满足”。以讲信誉著称的晋商比比皆是。史载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
（5）职责分明，信赏必罚。
雷履泰秉承了古代商人种种优秀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使日升昌成为管理严谨、内部协调、服务到位的典范。
雷履泰十分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号规与经营准则，理顺了股东、掌柜、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同时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制度，使商号内外工作井井有条，并使职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各地分号的存在，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容易形成信息不灵、管理失控的状况，所以雷履泰又制定了联号制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为防止伙计挟带私物，诈骗钱财，他又进一步制定了报账制，探亲检查制度等。
总之，他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混松散，用严谨规范的语言制定出一系列管理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运行轨道，杜绝了商号内部发生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此外，他还制定了奖罚制度来鼓励先进、惩罚落后、淘汰无能，一些能手就这样从底层得到提拔，脱颖而出。
曹氏家族在这方面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员工。
按曹家的号规，凡工作出色、做出贡献者，皆可得到重奖和提拔。凡违反号规者，不管是何人，一律受到严厉处罚。如徐州“丰治通钱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闹矛盾，使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被曹家巡查的“钦差”发现，随即将二人均行撤职。他们二人一个是“砺金德分号”陈经理之子，一个是曹润堂的亲戚史某，虽然各有强大后台，但也不徇情例外。正是因为赏罚分明，才使曹家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6）任人唯贤，高瞻远瞩。
乔氏财团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管是何出身，只要有才能，就会得到破格提拔重用。这是乔氏财团长期昌盛不衰的关键。乔氏财团摊子大，仅在包头市面上就有19个门面。如此大的摊子，却运转有序，关键是乔财东坚持了“用人不疑”的原则。他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他的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做事，也就都拼命为乔财东效力。
曹三喜用人规矩非常严明，他不仅奖罚分明，铁面无私，而且用人不疑。沈阳分号有个掌柜，有一次亏了70000两白银，向曹三喜报告后，曹觉得有客观原因，因而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再给了他一批资本，结果掌柜又亏掉了，曹氏问他还敢不敢干，掌柜果断地回答，只要东家信任，伙计一定再干。结果，曹三喜又给了他第三批资本，这次，掌柜果然成功了，不仅把前两次亏损赚回，还再赚了一笔。曹三喜为了调动伙计的积极性，还实施了股份制，伙计可投资入股，如果业绩突出，还可入“顶身股”，就是以自己的技能和贡献入股。当年，曹氏商号，每一顶身股，年终可分得红利银子1000两。曹三喜用股份制，把伙计与东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伙计们都对东家忠心耿耿。
此外，曹氏家族还具有长远的战略性目光，经营生意眼光独到，高瞻远瞩。
光绪年间，当时各大银钱业均发行一定数量的平帖（即原始纸币），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券。发行这种帖子，首先必须建立其商号在群众中的可靠信用。商号信用昭著，即可按资本的1/3或1/4发行帖子，经本行会批准便可流通。一年，祁县乔家、梁家的票号因发行帖子过多，人们怕帖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机之际，乔、梁两家求救于曹家。有的人建议曹家不要救之，认为这正好是挤垮两个竞争对手的好时机。曹家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所有曹家各票号、银号均可代乔、梁两家的帖子兑现金。这样一来，社会上认为曹家资金雄厚，既然答应代付兑现，帖子绝无问题，挤兑风波因而平息。乔、梁两家在东北的商业实力本与曹家不相上下，但经此风波以后，乔、梁两家感激曹家在危难之际的扶持之义，故遇事处处让着曹家，这样一来，无形中使曹家商号的声势更为提高。原来，曹家经认真分析认为，乔、梁两家实力雄厚，绝不会因为这次风波而倒闭，即使一时受挫，也一定会东山再起。若见死不救，乔、梁两家一旦渡过难关，必会联合报复曹家，导致曹家无法招架。与其见死不救，不如送个人情却大有好处，事情正如曹家所料。
（7）顾客至上，多谋善断。
顾客至上，满意为先，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是企业发展进步的法宝。顾客与企业的关系好比是水与舟的关系。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企业，无论规模多么壮大，技术多么先进，如果不能适应顾客消费心理，急顾客之所急，想顾客之所想，为顾客提供需要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为顾客创造价值，那么它终将被顾客抛弃。没有了顾客的支持，企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基础。
晋商根据顾客的要求，积极组织货源，严把质量关，以优质热忱的服务，满足了顾客的需求，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针对蒙民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等生活习惯，晋商大盛魁商号便自设茶庄，加工“三九”茶砖；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大盛魁商号便大量购进，以满足牧民需要；对于蒙民的专用物品，大盛魁则实行专门订货，决不随意采购。
大盛魁商号出售的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用的器皿等，都是选择技术精湛的工匠特别定制。为了多做买卖，他们还精心研究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尽力迎合消费者的心理。蒙民不善算数，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人选购，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饺子，经过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
旅蒙晋商鉴于当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掌柜和伙计都初懂医术，备有针灸器械，并随身携带简单通用药品，边做生意边治疗小病，颇受蒙民欢迎。他们通过义务医病，与顾客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致使有的顾客数十年不变。
晋商以其“顾客至上”的真诚服务在蒙古草原上树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和形象，赢得了顾客的忠诚。在今天中国已告别产品短缺时代，进入买方市场，入世后外资企业大量涌入争夺市场的情况下，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来讲，“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愈显重要。
谁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以不断追求顾客满意作为企业目标，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谁就能赢得顾客，并有效地拓展市场，获得企业发展的主动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客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竞争之核心。只有不断追求“顾客至上”的服务目标，企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凡是经久不衰的百年企业无不把“顾客至上”奉为自己的经营理念，为了顾客而持续改进和创新，以为顾客创造价值为目标，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着企业的价值，始终受到顾客信赖，持续发展，屹立百年。
（8）注重细节，科学决策。
曹家要求各分号掌柜必须时刻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曹家在东北的商号，多半利用当地丰饶价贱的高粱，以酿酒为业，因此掌柜对天气旱涝、收获丰歉都极为关心。如某掌柜每夜半起床，以观天象，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如驻沈阳的“富生峻”分号的掌柜，某年坐大车回关内探亲，途中在高粱地内大便，见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返回沈阳，连夜到处抢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各处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而“富生峻”商号不仅保证了酿酒的需要，而且高价抛售了一部分高粱，结果大发其财。
（9）首创票号，强抓机遇。
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到清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城镇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有求于借贷以扩大经营资本。而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北方又兴起一种具有保险职能的镖局。随之，专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便应用而生。晋商资本积累雄厚，商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为汇兑业开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社会信誉高，让客户充分信任。
晋商实行的联号制，是由一个或一个为主的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管理的体制。晋商联号制的总号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商号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实行聘用制，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实行三到五年不等的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这是以信义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一种体制创新。商号的设立实行股份制，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两种。投资者的资本为银股，凭资力、能力参股为身股，银股、身股均可按股分红，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
总之，晋商因善抓机遇而兴，以敢为人先而富，以勇于创新、诚信守约而铸就辉煌。晋商发展的历史证明：机遇人人都有，关键看你是否捷手先抓；机遇稍纵即逝，关键看你能否及时把握；机遇是公平的，关键看你有无创造性地利用机遇的智慧和胆识。晋商的历史还说明，抓住了机遇，在发展过程中还要不断创新。唯有不断创新，才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引领事物发展的潮流；唯有不断创新，才能铺就走向辉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