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韩非子》有这样一则记载：孔丘徒弟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但是她的孩子哭闹着要去。她就哄孩子说，回来就杀猪给你吃。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发现曾子在捉猪，妻子阻止道：“我只是哄小孩才说要杀猪的，不过是玩笑罢了。”曾子说：“小孩不可以哄他玩的。小孩子并不懂事，什么知识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学来。现在你如果哄骗他，这就是教导小孩去哄骗他人。母亲哄骗小孩，小孩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成为正人君子的办法。”
说完，曾子便杀了猪给孩子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曾子杀猪，以信教子”的故事。可见，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诚信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自古就把诚实守信作为政治之道、交友之道、伦理之道和衡量人道德品格的重要标准，人与人之间因此建立起“言忠信、行笃敬”的高度信任。
可以说，诚实守信是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做人处世的第一要义。
孔子说，“主忠信”，他把“忠信”看作主要的道德规范，而“忠”的要求是尽己为人，也就是实心实意为他人办事，这是诚的精神，所以“主忠信”也就是“主诚信”。孔子从三个方面说明“信”的重要性：一是信为做人之本：“人而无不知其可也”；二是信为交友之道：“朋友信之”；三是信是为政之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信”是立身、行事、治国的基本要求。荀子说：“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要取信于人、取信于民，必须以诚相待，欺骗是不能长久的。
山西商人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晋商以诚信守义、以义制利为经营理念，勤劳守信、崇尚信誉。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山西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划，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李嘉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商人之一，他连续六年荣登世界华人首富，是无数想成大事者心目中崇拜的成功人士。
李嘉诚做人与做事的忠告，对众多要成大事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嘉诚是一位成大事者，他纵横商海多年，在虎狼相争的商战中，不但脚跟稳立，而且能鹤立鸡群，这与他诚信做人，以诚为本是分不开的。就如他的忠告中所述的“拥有了信誉就等于拥有了胜利”、“未立事前先立信”、“诚信是扭转困局的法宝”一样，一辈子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事。
这就是成大事者对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者的忠告。
做生意最重信誉，声誉好就能揽住生意，牌子硬客户会主动上门。包玉刚对此深信不疑。他常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撕不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建立在相互信任上。”他始终守信用，从不开空头支票。凡他口头答应的事，比那些捧着合同去撞骗的人还要可靠千万倍。良好的经营信誉，奠定了他事业上成功的基础。
商人都是追求利润的，当一边是丰厚的利润，一边是看不着摸不见的信用时，抉择是痛苦的。只有那些站得高看得远的人才能不被利诱。
包玉刚以恪守信用为做人准则，因而对那些背信弃义、不守信用的人，嫉恶如仇，就是顶着香炉跑到他面前哀求，他也决不宽容。包氏在租船给美国ESSO石油公司之前，也就是他刚刚出道之时，手中才7艘货船。他把一条货船租给一个港商，期限6个月，未和他签订长期合同。因包氏对此人不甚了解，只听说此人搞买空卖空，无经济实力，无固定地点，是皮包公司。包氏之所以租船给这个人，实是看在一个朋友面上，又是短期，临时性的租借，而那港商在他和他的朋友面前起誓赌咒，决不逾期。
然而，租约到期之日，正值苏伊士运河关闭引起运费飞涨的黄金时期，那个港商挖空心思，寻找种种理由，迟迟不把到期的货船退回，想继续租用包氏的低租金货船，并主动把租金提高一倍，同时预付1/3的租费。
包玉刚坚决维护信用，不被高租金所动摇。那个港商把一叠钞票放在他的面前，请他点钞，他却看也不看，那个港商灰溜溜地走了。包玉刚立即把船租给另一家信誉较好的航运公司，仍旧执行他的低租金长合同方针，不贪图眼前的短合同高租金。
不久，埃以战争结束了，关闭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运费暴跌，那个冒险投机家宣告破产，而那些租船给他们的船东亦蒙受了很大损失，有的也跟着他破产了。在此期问，惟独包玉刚既没有受到运河重新外放而引起的营业波动，又没有遭到因租户破产所带来的损失。
整个世界都处于变化之中，与人交往也是如此，只有懂得“变”的法则，才能把握机会，逢凶化吉，转难为易，若不知道应变，则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所以，在保持高尚人格的前提下，学会随机应变，将会使自己在社会生活、工作中受益无穷。智者知道“变则通，通则久”的处世哲理，而愚者却画地为牢，墨守成规，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晋商始祖乔贵发在经营豆腐、豆芽生意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时许多人开始仿效他的做法，他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干更大的买卖。他看准包头可以做草料铺的经营，马上从萨拉齐搬到包头，参与向贩牛马骆驼的商人供应草料，并兼营牲口行，很快取得了成功。在经营范围日渐扩大的同时，他又瞅准做粮食交易的商机，并用低进高出、囤积抛出等手段巧妙经营粮行。他在丰收年低价购粮囤积，在欠收年适当高价卖出。而后又采取形同于如今期货交易的方式，提前定购农作物。正是他这种具有预测性眼光的变通成就了他的财富！
宁波人经商的习俗形成了今天宁波商人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性格，这是宁波商人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
宁波商人善于捕捉商机，他们及时调整经营方针的能力很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优秀的现代商人品质。在生意场上，宁波商人机敏善变，从不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策略。其灵活善变的能力叫人拍案。
“世界船王”包玉刚，80年代初，正当他的航运业如日中天、红红火火之时，他却做出惊人的决定：卖掉所有船只！因为他预感到两伊战争对石油产量的影响必将殃及油船运输，因此，他及时抽出资金，投资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而后，又投资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最大的国泰航空公司，出任董事长。居安思危，在兴盛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及时善变，“世界船王”终于又胜利了。
宁波商人正是凭着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本领，才成为商界“常青树”。宁波商人的这种品质，完全可以与世界优秀商人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