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历史上有无数的教育人们要知足不贪的故事。据古书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了，齐国人为了纪念他，就给他造了一个庙堂。庙堂里摆设了好多祭器，其中有一种很特别的装酒的器皿。它空着的时候是倾斜的，把液体装进一半就直立起来。这种酒具叫欹器。
有一天，孔子带着学生到庙里来朝拜，看到了一个倾斜的酒器，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向庙里管香火的人打听。管香火的人告诉他，这是欹器。孔子于是想起了一则有关齐桓公的故事。他指着欹器对学生们说：“欹器空着的时候就倾斜，把酒或水倒进去，到一半的时候就直立起来，欹器装满了就又会倾覆，所以生前，齐桓公总是把欹器放在他座位的右侧，用来警戒自己决不可以骄傲自满。自满就会像欹器里装满了水，必然要倾斜倒覆。”说完，他就让学生取来水倒进欹器。果然一切正如孔子所说的一样。孔子借此告诉人们，任何事都要适可而止，学会知足，不可自满，容易自满的人是很危险的，在关键时刻，要懂得止步，这是天定的法则！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欲望，欲望可以使人产生动力，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很容易走向危险的。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来拜访他，并怀金十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家庭，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著名的外交家，为官30多年。
他一生俭朴，以节俭为立身的根本，并且要求家人也过俭朴的生活。他穿衣只求朴素整洁，除了朝服以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每次外出，所乘坐的车马也极其简单。
见他如此节俭，有个叫仲孙的人就劝季文子说：“你身为上卿，德高望重，但听说你在家里不准妻妾穿丝绸衣服，也不用粮食喂马。你自己也不注重容貌服饰，这样不是显得太寒酸，让别国的人笑话您吗？这样做也有损于我们国家的体面，人家会说鲁国的上卿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您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这种生活方式呢？这于己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对那人严肃地说：“我也希望把家里布置得豪华典雅，但是看看我们国家的百姓，还有许多人吃着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食物，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还有人正在受冻挨饿；想到这些，我怎能忍心去为自己添置家产呢？如果平民百姓都粗茶敝衣，而我则妆扮妻妾，精养粮马，这哪里还有为官的良心！况且，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光荣，只能通过臣民的高洁品行表现出来，并不是以他们拥有美艳的妻妾和良骥骏马来评定的。既如此，我又怎能接受你的建议呢？”这一番话，说得仲孙满脸羞愧之色，同时也使得他内心对季文子更加敬重。此后，他也效仿季文子，十分注重生活的简朴，妻妾只穿普通布做成的衣服，家里的马匹也只是用谷糠、杂草来喂养。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先秦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奢”。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颂扬白圭“与用事僮仆同音乐”、“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又称赞秦末汉初的宣曲任氏“折节为俭”、“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食酒肉”。
香港富豪李嘉诚有一次从酒店出来，准备上车的时候，把一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硬币骨碌碌地向阴沟滚去，他便欠下身去追捡。旁边一位印度籍的保安见状，立即过来帮他拾起，然后交到他的手上。李嘉诚把硬币放进口袋后，再从钱夹里取出100元港币，递给保安作为酬谢。为了一元钱却花了100元，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划算的。有人向李嘉诚问起这件事情，他解释：“若我不去捡硬币，它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而我给保安100元，他便可以用之消费。我觉得钱可以拿去使用，但不能浪费。”
“晋商之冠”乔贵发，最初起家的时候和一个秦姓的人结为兄弟，共同讨生活，等到赚了钱之后，乔贵发吃过苦，深知现在的财富来之不易，因此，他给自己的子孙定下了有名的“七不准”家规：一不准接眷出外；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嫖娼、赌博；四不准在外私自开商店；五不准习染不良嗜好；六不准储私放贷；七不准用号款借予亲友。犯者，轻则处罚；重则开除出号。乔家子弟恪守家训，严格按照“七不准”行事，乔家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而秦氏子弟则吃喝嫖赌，挥霍浪费，奢侈无度，家业最终败落了。
无数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证明，知足不贪、节俭戒奢是成就大业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