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说过：“商道即人道。”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傅。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傅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傅鲍叔牙逃往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为齐国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他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被射死，便不慌不忙地回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去。不料，公子小白并未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来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绮乌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守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封任用，您将怎样报答我？”管仲回答道：“要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我得到任用，我将要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评赏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去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
当今商海，家族式企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企业的传业问题更成为决定这类企业百年大计的关键。很多民营家族企业家认为亲戚朋友和与之亲近的人好用可靠，不会跳槽，而且在创业初期他们确是与民营家族企业家同甘共苦、无怨无悔地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但随着企业的逐步发展壮大，这些元老和“皇亲国戚”也开始居功自傲，排除异己。尤其危险的是这些人大多水平低下，工作中不懂装懂，故弄玄虚，打击不同意见者和水平高于他们的员工，造成企业内部不和谐，缺乏活力。所以，民营家族企业家要尽快建立人才遴选机制，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到合适的岗位，这样企业才能有强劲的发展活力。
商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自古以来，许多贤哲之士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贾而好儒的徽商深谙此中道理，在任人方面很是慎重。徽商选才，首先以德才为本。“仁德”是选人的首要条件。他们坚信，忠厚诚信，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仅能够在经营中“铢两不私”，更能坦诚待人，在同仁中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样才能将经营做到恰到好处。除了“仁德”以外，“才”也是徽商选人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清末徽州著名的胡开文墨业即是如此。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在承顶其岳父濒临倒闭的“汪启茂墨室”之初，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资金用来聘请能工巧匠，努力创出优质产品。当时徽州著名的墨模雕刻家王绥之等均曾在墨庄效过力。他们精心制作的“圆明园”、“黄山图”、“西湖十景图”等为胡开文墨业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使胡开文墨畅销国内外。
徽商用人，除了德才兼备的条件外，大多采取任人唯贤，各尽其才的原则。尤其是那些大商人，他们往往聘请极为得力的助手为自己经营业务。这些助理在经营中拥有充分自主的权力，特别体现在管理中。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常年居住在家乡。许多徽商都只管坐镇总店，而分店都交由代理人或副手打理，这些代理人和副手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老板限制，有着充分的决策自主权。
晋商财东认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其选拔人才，委托重任，都要在实践中考验，按一定标准招选学成后，需徒步趋指定分号，充当学徒，三年内不设座位，除了伺候掌柜、提三壶（水壶、茶壶、便壶）、打杂活、搞卫生外，就是练习打算盘、写字，三年内不准回家。贤者出师后任以专职，不贤者打发回家。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选能任贤，委以重任，不分门户，不问私情，量才录用。“任人为贤”还包括知人善任，根据人才的特长分配工作岗位。帅才者，调任分号经理（掌柜）；秀才者，任以文书。协同庆票号经理孟子元选用赵厚田，“冒险姑苏，急难皋兰（兰州），回翔于成都重庆间20余年，能使全局营业稳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山西各商号业务发展，依靠着一大批善于理财的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也促进了山西商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