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就是说，如果能富起来，就是我给人赶车作仆也愿意干。做生意赚钱，更是天经地义。孔子的高足子贡（端木赐）就是一个善于经商而致富的“儒商”，孔子赞赏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就是说，他不愿意当官，而要经商，在经商中又会把握时机，从而赚钱致富。
经商的根本动力就是要赚钱，并且要多赚大赚，争取利润最大化。只有如此，才能激发人们开拓进取、承担风险、推陈出新，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是，我们赚钱要讲究方法，不能单纯为了赚钱而不惜使用卑鄙、下流，甚至违法的手段。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就是说，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润，或者说赚钱必须是“义利并重”、“合义取利”，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等。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危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致富，以违法乱纪去致富。
儒家不仅提倡赚钱要“取之有道”，还倡导有了钱要“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而仁”，用现代话来讲，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商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屡聚屡散，散给了贫穷者，送给了国家。司马迁称赞他“富好行其德者也”。为商人树立了一个“为富而仁”的榜样，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中国近代和现代，有许多商人，慷慨地将钱财捐赠社会，兴办教育，资助残疾人福利事业，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向受灾、贫困地区脱贫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帮助贫困地区致富。侨商陈嘉庚、胡文虎将经商所赚之钱用于办教育和社会福利，堪称典范。新儒商应既有赚钱的目标，更有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目标，正如南京一位“下海”的教授所说：“做人要顶天立地，济世当富国强民。”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人民的富强紧紧连在一起，他们认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审时度势，果断出击。
正确认识必然性，善于把握偶然性，人们便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果断出击。
中国儒家讲“天时、地利、人和”，兵家讲“势”，道家讲“道”，都是说成功者必须审时度势，抓住机遇。中国古代几位著名的商家都毫无例外地是善抓机遇、果断决策、从而取胜的行家里手。子贡经商能做好“与时转货赀”，即善于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的时机，从事转手贸易，贱买贵卖，从中牟利。范蠡经商很善于审时应变，他曾说过：“从时者，犹救火……惟恐弗及。”白圭更是善于“乐观时变”、“智与权变”的高手，他一旦看准时机，则当机立断。古人总结白圭经商能抓时机的特点是“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其捕捉商务时机，拍板决断，迅猛、果敢、敏捷之状不言自明。
机会是企业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但要抓住它，必须了解机会的特性：一是普遍性。有市场，有经营活动，在客观上就存在着经营机会；二是偶然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是最形象的说明；三是易逝性。机会的出现与客观条件相连，当客观条件变化时，经营机会就会消失或流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正说明了机会的易逝性；四是开发性。即经过经营者的主观努力，创造出经营机会出现的条件，从而引导消费，创造市场。当今世界一些大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研究开发资金，研制新产品，创造机会，引导消费，占领市场，席卷机会创造的丰厚利润，就是充分利用机会的可开发性。
机会和风险是共存的。减低风险，关键在于根据时间、地点、条件来利用机会，来科学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明星”企业变为“流星”，关键的一条是在机会面前，错误决策，从而错失良机。决策要跟着科学走，绝不能跟着经验走，跟着感觉走。特别是企业的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决策，必须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内部的条件而制定。捕捉经营机会，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是获取信息。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当代商人，必须关心了解政治信息。“处处无心处处空，处处有意常有金。”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必须作个“有心之人”，正如科学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所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可能对已经出现或潜在的变化，做出科学的预言。
3.以仁为本，善结人缘。
中国孔子的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仁”。“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也就是治国必须以仁德为本的礼制取代以刑政为主的制度。就是说施“仁政”就可以团结各方，促进发展。从儒家伦理看，他们是以人为中心，实行软管理的积极倡导者。中国许多“老字号”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掌柜”善待“伙计”；“伙计”遵从“掌柜”，“出钱的”和“出力的”同心协力，达到了“合义生利”之目的，因为“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
《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庞士元议取西蜀》一节中，有一段刘备与庞统的对话，玄德曰：“今与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这段话可以概括为刘备的为政为人之道，取胜成功之秘诀。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江山，有人说刘备是伪君子，是假正经，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决不能把一个政治家这样简单化了。刘备的哭自有他的道理。
诚然，刘备自出山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宽厚待人，仁义取信，忠诚为念，刘备的处世为人都与曹操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论从哪方面讲，作为政治家，作为领袖人物，作为普通官吏，作为普通百姓，宽厚、仁义、忠诚都应该是刻意追求的最高境界。曹操尽管战功卓著，气度不凡，文才武略过人，是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然他一生杀过无数无辜好人，因而为后世留下不尽的骂名，永远在戏剧舞台上是奸臣白脸，谁给他翻案也无济于事。而刘备恰恰相反，他一生几乎没有枉杀过一个人，他无时无刻不对他的老百姓以及官兵呵护备至，因而成为世代仁义的化身。俗话说，善有善报。刘备的宽厚、仁义、忠诚，的确给他带来不尽的好处。他忠诚，获得关羽、张飞的忠贞不二；没有刘备的待人之厚，就没有“元直走马荐诸葛”；没有“三顾茅庐”，就没有“隆中之对”；还有那把亲子“掷之于地”，并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换来了“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的誓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主旋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仁”与企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之加以新的诠释，对企业管理大有裨益。“仁者爱人”，强调要善待人、友爱人。儒家的理想就是要通过“仁”的方式，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使上下级能够理解沟通，同事间能够协作配合。而这也正是人本管理所追求和倡导的。在企业当中，满足人的需要，即是仁。反过来讲，对员工不友善、不体贴，动辄得咎，人人自危，这不是仁。
“仁”有两种体现：“内仁”和“外仁”。“内仁”主要是指对企业员工待之以仁。但企业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关系，即与外部的关系，如：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同行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与经销商或消费者的关系等等。“内仁”，是追求“内圣”的境界；“外仁”，是为了达到“外王”的效果。“内圣”才能“外王”。那么，在对外关系上，企业如何“以仁为本”呢？
对国家、对社会的“仁”，就是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国家经济建设出力。这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基本的功能，也是最基本、最大的“仁”！企业必须尽力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亏损是不人道的。其他如诚信守法、遵章纳税也是“仁”，做好安全、环保、节能工作等也都是企业的“仁”。不加强安全管理，不进行环保治理，对员工是“不仁”，对社会是“不仁”，对国家也是“不仁”。这种“不仁”有时上升到触犯国家法令的地步了，法律就要追究责任。
对同行业厂家的“仁”，就是要避免恶性竞争，免得两败俱伤，而要引入“竞合”理念，建立起双赢模式，在适度竞争中促进行业发展，共同富裕。无序的竞争只会使双方都陷入“窘境”，路越走越窄，最后走进死胡同。
对供应商的“仁”，就是不能一味地“压迫”（从本质上讲，一个企业利润的取得，总是建立在对上游的“压迫”和对下游的“剥削”之上的）。因此，企业开展目标成本管理，不能把降低成本的重点一味地放在压低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上，应该更多地放在内部挖潜上。因为原材料的价格再低总有一个极限，太低了质量就难以保证。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把供应商压得无利可图了，致使其不能维持经营，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设身处地想，我的产品购买者对我采取这种方式，我也不会高兴。所以必要的时候，对供应商应采取一种“仁”的态度，适当让利，适当扶持发展。供应商多，企业自身采购余地就大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经销商（消费者）的“仁”，就是要适当克制自己的“剥削”欲望，适度谋利而不是超额榨取。短期内榨取超额暴利，只会缩短这种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对企业、对行业都是利小于弊。因此，对产品要有一个理性的利润判断，企业要在合理的利润与欲望中的最大利润之间寻找平衡点，应该是谋求“合理的最大利润”或者是“最大的合理利润”。供、产、销之间是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保护消费者利益，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强买强卖，这也是“仁”的表现。能够提供更好的质量、更好的价格、更让“上帝”满意的服务，这是更进一步的“仁”了。“仁”有“大仁”和“小仁”之别。有时对少数、对小部分是“仁”，对大多数、对全局就不一定是“仁”，所以“小仁”要服从于“大仁”。比如现在企业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小部分人暂时会失去一点点利益，但这是为了将来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小部分人的不稳定，是为了使大多数人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为了使更多的人今后能够生存得好一些，过得更安稳一些。否则，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随着加入WTO后国外“大鲨鱼”的闯入，企业生存都会很不容易，那时必然造成全体的窘迫。所以，有时看上去是“不仁”，实则是“大仁”。
对“仁”要辩证地理解。“仁”并不是一味地散漫放纵，“仁”也强调严格管理。“仁”、“礼”不可分。孔子所说的“礼”，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仁”虽然以一种宽松的方式、提倡自我管理的方式出现，但当自律失效的时候，孔子也强调“是可忍孰不可忍”，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该严格管理的地方还是要严格管理。这关键是个“度”的问题，掌握了“仁”与“不仁”之间的“度”，就是理解了“中庸之道”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