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9月下旬的一个雨夜，大雨滂沱。其时我正在福尔摩斯家里--我的妻子回家省亲去了，因此我又成了贝克街的常客了。
我们各自坐在壁炉的一端。福尔摩斯在编写罪案记录互见索引，我在看一本克拉克·拉塞尔的小说。突然楼下响起了门铃声。谁会在这种时间、这种天气下来访呢？我们正猜疑间，客人来了。
进来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穿着考究而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上的雨伞不停地滴着水，身上的长雨衣闪闪发亮，他在灯光里四下打量着。这时，我发现他脸色苍白、两眼无神，显然他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不起，”他说着，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我从暴风雨中带来的泥水弄脏了您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伞给我吧，”福尔摩斯说，“它们挂在钩子上，很快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来的。”
“粘在你鞋上的泥土很清楚地告诉我您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程来请教您的。我估计在您经手的案子中，没有比我的家族中所发生的那一连串更神秘、更难解的了。”
“我对您的案子很有兴趣，”福尔摩斯说。“但您得先告诉我大概情况，然后我再问您一些重要的细节。”
年轻人往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淋湿的脚伸向壁炉。
“我叫约翰·奥彭肖，”他说，“由于事关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为了让您对这事有个大概了解，我得从头说起。
“我祖父有两个儿子--我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了一家小工厂。自行车发明后，他的工厂扩大了，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很火，使得他后来能够凭着让工厂所得的那笔巨款过着很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经营得很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在胡德麾下升任上校。战争结束后，他离开军队，返回了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1869或1870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买了一小块地。他在美国发过大财，是个很怪的人，凶狠暴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情很孤僻。他定居霍尔舍姆后，一直深居简出。他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地，他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但他经常几个礼拜都不出门。他喜欢狂饮白兰地酒。烟瘾也很大，他不喜欢社交，甚至和自己的弟弟也没有来往。
“他虽然不关心我，但其实，他是蛮喜欢我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是1878年，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恳求我父亲让我和他住在一起，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他清醒的时候，喜欢和我一起下棋。他还让我代表他与佣人及一些生意人打交道，因此我到16岁时，俨然就是一个小当家的了。我掌管着所有的钥匙，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只要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就行。但是，也有一个奇特的例外，那就是，阁楼那层的很多房间中，有一间堆放着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还是别人，他都不让进去。我曾非常好奇地从钥匙孔窥视屋内，但除了一大堆破旧箱子和大小包袱外，什么也没看到。
“1883年3月的一天，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放在我伯父的餐盘前面。对他来说，一封来信是很不一般的事，因为他的账单都是现款支付，他一个朋友都没有。从印度的彭得治利来的！他拿起信诧异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急忙拆开信，五个又干又小的橘子核忽地蹦落到盘子上。我正想笑，却笑不出来，因为我看见他大张着嘴，双眼圆睁，面如死灰，拿着信封的手颤抖起来了。K．K．K．！他尖叫着，上帝，真是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怎么啦？伯伯！
“死亡！他说着，离开餐桌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心惊肉跳。我发现在信封口盖的里边，涂胶水的上面，有3个很潦草的用红墨水写的K字。信封里除了那5个干瘪的橘核外，没别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让他怕成这样呢？我上楼时，他下好下楼，他一手拿着一枚生锈了的钥匙，另一只手里是一个钱盒一样的小黄铜匣。
“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还是会战胜他们的。他赌咒般地说道，叫玛丽把壁炉的火生起来，再让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他的吩咐去做了。律师到了一会儿后，他把我叫到他房间里。炉火很旺，火苗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小黄铜匣子打开着放在一旁，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瞥了那匣子一眼，很吃惊地发现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看到的那样的3个K字。
“约翰，我伯父说道，我希望你能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都留给你的父亲。当然，以后你父亲又会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地享用它们，当然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敌人。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有双重意义的东西，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你在福德姆律师、指给你的地方把你的名字签上吧！
“我在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你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事给我的印象多么深刻。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了。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始终在我心里，虽然随着时间的过去，并没有发生什么干扰我们生活的事。即使这样，我还是看出我伯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酒酗得更厉害了，并且更加不愿意去任何社交场所。他老呆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而且还上了锁；但他有时发酒疯似地冲出屋子，手拿左轮手枪到花园里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他谁都不怕，还说什么人也好鬼也好，谁也别想把他像圈绵羊一样圈起来。等到激动过去后，他又慌里慌张地跑回房间，插闩上锁，就像一个极为恐惧的人，再也不能装腔作势地硬撑下去了。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脸都是汗津津的，虽然是寒冬腊月，但看上去却像刚从水盆里出来似的。
“哦，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来说说事情的结局吧。有天晚上，他发酒疯跑了出去，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了。我们找到他时，他头朝下栽在花园一角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现场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坑里的也不过两英尺深。鉴于他往常的古怪行径，陪审团认定他是自杀。
“但我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他是不会去自寻短见的。事情过去后，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和14000镑左右的银行存款。”
“请等等，”福尔摩斯说，“我想您说的这个案子是我听到的最出奇的一件。请您把您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死亡日期告诉我。”
“收到信的那天是1883年3月10日，他的死是5月2日，即7个星期之后。”
“谢谢，您继续说吧。”
“我父亲接收了霍尔舍姆那座房产后，他在我的建议下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上着锁的阁楼。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匣子里的东西早已毁掉，我想那天我看到的灰烬就是吧。匣盖里面贴着纸标签，上面写着K．K．K．3个大写字母。下边是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推测：这可能表明了我伯父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很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了。这些散乱的东西，有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忠于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也有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很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曾积极参与了反对北方的斗争。
“我父亲是1884年初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的，直到1885年元月，一切都很顺利。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围着餐桌吃早餐时，我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一手拿着一个信封，一手拿着5个干瘪的橘核。以前我给他说伯父的遭遇时，他老嘲笑我荒唐，而当他自己遇到同样的事时，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色不安。
“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心情沉重地告诉他，这是K．K．K．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是的，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了些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在他肩膀后面望着信封念道。
“肯定是我们花园里的日晷仪，因为别的地方没有那东西，我说，文件肯定是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这是文明世界，不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看了看邮戳回答：从敦提来的。
“荒唐！他说，日晷仪啦，文件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理这种无聊的事呢。
“要是我的话，我就去报警。我说。
“不行，让他们来讥笑我，我不干。。
“那让我去报警吧？
“不，你也不许去。只有傻瓜才会为这种荒唐事担惊受怕。
“和他争下去是没用的，他非常顽固，我只好惴惴不安地走开，我感到一场大祸就要来了。
“收到信后的第二天，我父亲去看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波茨坦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他的出访让我很高兴，我想，他离开了家就离开了危险。可我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少校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让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石灰矿坑里，这种矿坑在那一带有很多。他的头骨跌碎了，不省人事。
“我勿忙跑去看他，可他从此离开了人世。显然，他黄昏前从波茨坦回家时，由于不熟悉乡间的道路，石灰坑又没栏杆遮挡而摔了下去，所以，法官很果断地认为这是意外致死。我仔细而又谨慎地检查与他的死有关的事情，但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抢劫事件发生，也没有人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可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敢断定：这一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的卑鄙的阴谋。
“我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继承了遗产。您可能奇怪我怎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些事情引起的，所以不管在哪里，祸事都会同样紧紧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的，到现在有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甚至想：灾祸已经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尚早，昨天早上，灾祸又来了，情况和父亲当年的经历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到桌旁后，他把5个又干又小的橘核抖落在桌上！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那几个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老实说，”他低着头，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措手无策。我觉得自己像是面对着一条毒蛇的可怜的兔子。我好像陷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中，而这魔爪是谁也防范不了的。”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你得采取行动啊，不然，您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起来外，没什么可以挽救您的了，您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功夫啊！”
“我找过警察了。”
“哦！”
“可他们听我说完后，只是笑了一下。我想他们都固执地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诚如法官所说，完全是意外事故。所以不能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块。”
福尔摩斯挥起拳头吼道：“他们可真愚蠢！”
“不过他们派了一个警察和我一同住在我家里。”
“他今晚和您一起出来了吗？”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他叫道，“您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
“我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
“您接到信后已过了整整两天了，我们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我想除了那些您已给我提供的情节外，再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对我们有用的、带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褪了色的蓝纸，推开放在桌上。“我还记得，”他说，“那天，我伯父烧毁文件时，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尽的文件的纸边，就是这种颜色的。我在伯父屋里的地板上发现了这张纸。我想它肯定是从那一叠纸中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烧掉。纸上只提到了橘核，恐怕它对我们没多大帮助。它可能是我伯父日记中的一页。”
福尔摩斯把灯移了一下，我们弯下腰仔细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有“1869年3月”的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把那张纸叠好还给了客人，“您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得立即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