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只要做一件事，而且得立即去做。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而且还得放一张便条，说明文件都被您伯父毁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然后，您立即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那样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
“您先别想着报仇，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达到报仇的目的，既然他们早有预谋我们也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做是把您迫在眉睫的威胁给消除掉，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把雨衣穿上，“您让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我一定按您所说的去做。”
“您必须抓紧。而且，您首先得照顾好自己。我想，有一种危险正逼近。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坐火车回去。”
“现在9点钟不到。街上还有人，所以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还是多加小心才好。”
“我带了武器。”
“那就好了，明天我就开始办您的案子。”
“那么，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子的关键在伦敦。我要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么，我过一两天再来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一一去做。”他和我们握手告别。屋外依旧是狂风呼啸，瓢泼的大雨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来到我们这里的。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着，身体前倾，一动不动地盯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过了一会儿，他又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一个一个的蓝色圈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没有比这更稀奇古怪的案子了。”他终于做了这么一个判断。“你有明确的看法吗？”我问道。
“性质已很明确了。”他回答说。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谁是这个K．K．K．？为什么他对这个家庭一直纠缠不休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闭上眼睛：两肘拄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说道：“对于一个真正的观察家而言，如果有人指给他一个事实的其中一个方面，他不仅要能推断出导致这个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要能够推断出由此将会产生的一切后果。正如生物学家居维叶经过仔细思考就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观察家，既已透彻了解了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环节，就应能准确地说出前前后后的所有其他的环节。我们还没到只要掌握理论就能获得结论的地步。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解决，想仅仅依靠直觉解决问题，最后一定会失败的。不过，要使这种才能发挥到极致，观察家就必须善于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这也就意味着观察家要掌握渊博的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真是一种杰出的成就。不过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还记得你曾经非常准确地指出我在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那是我们刚结识的时候。”
“对，”我笑着回答说，“我给你列出了一个成绩单。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打了零分；植物学，不确定；地质学，就伦敦50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是造诣很深；化学，有独到见解；解剖学，没有形成系统；关于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则是无与伦比的。我想，这些我概括出的主要方面。”
福尔摩斯听了，哈哈地笑了。“嘿，”他说，“就像我过去说的一样，一个人应当随时向脑子里充实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其余的大可放到藏书室去，需要时，拿来看即可。今晚咱们接受的这桩案件看来需要查找我们所有的资料了。请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K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谢谢。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设开始--奥彭肖上校是迫于某种压力而离开美国的。到了他那种年纪的人是不可能改变他全部的习惯的，他也不会毫无原因地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乡镇的孤独生活。他对英国的孤独生活那么喜欢，表现出罕见的执着，这说明他内心深处非常害怕某人或某事，因此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可能的假设，认为是某种惧怕使他不得不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怕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凭他和他的几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几次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是否注意到了那几封信的邮戳？”
“第一封是从印度的彭得治利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具体地说是伦敦东区，根据这点你有什么推断？”
“这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一定在船上。”
“妙极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现在我们再考虑第二点。就彭得治得的那一次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事发时止，前后经过7个星期。而敦提这一次，仅仅经过大约三四天。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者距离比较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呀！”
“那我就不清楚了。”
“至少可以这样认为：那个人或那一伙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而且似乎他们令人费解的警告或信号通常发出在他们行动以前。你看，信号从敦提来后，事情马上就发生了，非常迅速。如果他们是从彭得治利乘轮船来的，那他们会同那信同时到达。但是，实际上，事情发生在7个星期之后，我想那7个星期说明信件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的人是乘帆船来的，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非常可能。”
“不仅可能，而且事实大概就是如此。现在可以看出这桩新案子的紧迫性和为什么我一再告诉小奥彭肖要提高警惕的原因了。灾祸总是发生在发信人旅程终了之后。可是这一回是从伦敦来的，所以我们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天哪！”我叫了起来，“这种残酷的迫害到底意味着什么？”
“奥彭肖所带的那个文件显然对于他本人或某几个人有事关生死的重要性。我认为事实很明显，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一个人是不可能在连续谋杀两人后。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法医、陪审团都瞒过去了。这里面必然有同伙，他们还一定很有智谋。他们非要把文件弄到手不可，不管是在谁手里。因此，你可以看出，K．K．K．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名称。”
“这又是什么样的团体呢？”
“你没有--”福尔摩斯说道，一面俯身向前压低声音，“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吗？”
“没有，从没听过。”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书。“瞧这儿，”随后他念道：
“克尤·克拉克斯·克兰，是一个象声词，它来源于子弹击铁的声音。这是由南方州的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后成立的秘密团体，在美国各地都有分会。它是有着政治目的的团体，经常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将反对他们观点的人，或谋杀或驱逐出国。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使用暴力前先给受到敌视的人寄上某种形状奇怪但能辨别的小东西，例如，一根有带叶的橡树枝、几粒西瓜籽或几个橘核作警告。受到敌视的人接到警告后，可以公开宣布放弃原有的观点或逃往国外。如果对此不屑一顾，那一定会遭到杀害，而且手段奇怪得往往让人意想不到。那个团体组织严密，使用的方法很有系统，以至于在这类案件中，还没有一个与之对抗的人能够幸免于难，作案的人也未能被追查到。1869年，这个三K党突然垮台，但此后还有不少此类暴行发生。”
福尔摩斯放下了手中的书，“你可能看出来了，这个团伙的突然垮台和奥彭肖上校带着文件逃离美国是同时发生的。很可能这两件事互为因果。难怪奥彭肖和他的家人总被死对头盯着。我们可以肯定，奥彭肖上校的文件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不找回这些东西，有些人是睡不稳觉的。”
“那么，我们所见过的那页……”
“那上面写的是送橘核给A、B和C。这意味着把警告送给他们。后面又接着写道：A和B已清除或已出国；最后还说访问过C，我想这肯定给C造成了不祥的后果。不过我相信，小奥彭肖的唯一机会就是按我所说的去做。今晚没什么事了，请你把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暂时忘掉这恼人的天气和我们同胞的不幸遭遇吧！”
第二天早上，雨过天晴，太阳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透过云雾发出柔和的光芒。我下楼时，福尔摩斯已在吃早餐了。
“请原谅我没有等你，”他说，“我估计，为小奥彭肖的案子我得忙碌一整天。”
“你准备怎么行动？”我问道。
“也许我不得不去霍尔舍姆一趟，但不是现在。”
“你先不去那里吗？”
“不，我得从城里开始。”
这时报纸送上来了。我把它打开浏览起来。我的目光突然在一个标题上凝住了，心不由得颤了起来。
“福尔摩斯，”我大叫起来，“迟了！”
“啊？”他放下了杯子，“我最担心这个，怎么搞的？”他虽然故作平静，但我知道他其实很不安。
我是被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的悲剧”这一标题吸引住的。这个报道的内容如下：
昨晚九至十点之间，八班警察库克值勤到滑铁卢桥附近时，忽闻有人呼救和落水之声。当时伸手不见五指，风雨肆虐，因而虽有几位路人援助，亦无法营救。警报发出后，经水警协同努力，终于捞获尸体一具。该尸乃一名年轻绅士。据其衣袋内的信封所示，此人是约翰·奥彭肖，生前在霍尔舍姆居住。据推测，死者可能因急于赶搭发自滑铁卢车站之末班火车，匆忙间迷失于一片漆黑中，误踩一轮渡小码头之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没有任何暴力痕迹，无疑，死者是意外遇难，此事足以唤起市政当局应注意河滨码头的安全。
我们默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异常沮丧和震惊。
“这件事伤了我的自尊心，华生，”他终于开口说话了，现在这是我个人的事了。如果上帝让我多活几年，我要亲手解决这帮家伙。他跑来向我求救，我竟然把他打发到死路上……”他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在房中踱来踱去，情绪激动得难以抑制，两只瘦长的手不安地一会儿交叉在一起握着，一会儿又松开。
最后，他大声说道：“狡猾透顶的魔鬼，他们怎么把他骗到那儿去的？那堤岸并不直达车站呀！而且对他们的行动来说，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黑夜，在那座桥上无疑也太张扬了。唉，华生，你看着吧，看到底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现在就要行动了！”
“去找警察吗？”
“不，我要自己当警察。等我把网结好了，苍蝇就很好捉了。”
这天我一直在忙我的医务工作，天色很晚了才回到贝克街。福尔摩斯快10点钟了，才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回来。他打开碗柜，撕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嚼着，然后喝了一大杯水。
“你饿极了。”我说。
“饿死我啦，早餐后就没吃一点东西，我忘记吃了。”“事情进展怎样？”
“不错。”
“有线索了吗？”
“他们已经在我的掌握中了。小奥彭肖的仇一定得报。嘿，华生，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我已经想好了。”
“你是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橘子，剥了后，把橘核挤到桌上，从中选了5个装到一个信封里。然后又在信封封盖的反面上写上“夏洛克·福尔摩斯代约翰·奥彭肖”。他封上信封，在上面写上“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等字样。
“他还没进港信就在那等他了，”他得意地笑着说，“这封信会让他夜不安眠的，他会认为这封信是他死亡的预兆，就像奥彭肖从前那样。”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是什么人？”
“是那帮混蛋的头头。我还要收拾其他几个人，不过，先收拾他。”
“你是怎样知道的？”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写满了日期和姓名的大纸。
“我一整天，”他说，“都在查阅劳埃德船舶登记簿和旧文件的卷宗，追查1883年初在彭得治利停过的每艘船离港后的航程。从登记上看，在这两个月中，共有36艘吨位较大的船到过那里。其中有艘叫孤星号的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虽然是在伦敦入关的，但它是用美国南部当年三K党最猖獗的得克萨州的别称来命名的。”
“然后又怎样呢？”
“我查阅了敦提的记录。当我看到1885年1月三桅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时，我的猜想就得到证实了。接着我又查询了停泊在伦敦港内船只的情况。那孤星号是上周到这里的。我又在艾伯特船坞了解到这船今天早上已趁着早潮顺流而下，我给格雷夫森德港发电报，得知它不久前驶过去了。因为风向朝东，所以我相信它这时已过了古德温斯，离怀特岛不远了。”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我要亲手把他捉住，还有他的两个副手--那条船上仅有的美国人，其他都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听装货的码头工人说，他们3个昨晚都离船上岸了，一定是去害死小奥彭肖。等他们的帆船到达萨凡纳时，邮船早就把信带到那里等了，而且我也早用电报通知了萨凡纳的警察。说那3位先生是正在通缉的杀人犯。”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谋杀约翰·奥彭肖的凶手永远收不到那几个橘核了，而且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比他们还机灵果断的人在追捕他们。那年秋分时节的风刮得异常持久和凶猛。我们一直在等萨凡纳“孤星号”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后来，我们终于得知，在遥远的大西洋某处，一次海浪退潮后，人们发现沙滩上有一块破碎的帆船尾柱，上面刻着“L．S”两个字母，我们所能知道的“孤星号”的消息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