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梦寐以求、而终于靠自己努力争取到的东西，通常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那两个孙女儿，生长在物资丰裕的环境里，是否会因此而没法享受到人生真正的乐趣呢。
石下小船——霍峰
我童年的第十个夏天是在挪威西部我母亲出生的山间农场度过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跟外公乔根在一起的时光，至今仍历历如初。
关于外公，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浓密的小胡子和宽阔的肩膀，然后是他的任劳任怨。整个夏天我都在观察他。他横挥长柄大镰刀割草，反草耙成一堆，然后挂在架子上晒干。稍后，他把干草用绳扎成大捆，扛在背上，逐一运到仓里。
他在硎石上磨快镰刀，宰猪，捕鱼腌鱼，在水力磨坊碾磨大麦，还种马铃薯、把马铃薯储藏。他必须在短暂的夏天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草秣，好让家人和牲口安然度过漫长、雪封的冬天。他停下手来的时间只够他吃东西，打个小盹。然而，他仍腾出时间来和我单独在一起。
一天，我们去逛遥远的小镇，回来之后，他递给我一把有鞘的刀，说道：“给你的。现在，先看看。”
他把自己的刀从刀鞘里抽出来，从树下砍下一根树枝，然后在我旁边坐下。他用起茧的双手教我怎样做长笛。直到今天，时隔六十三年，每当听到长笛声，我就会想起他怎样只用一根细树枝就吹出音乐来。生活在孤零零的山间农场上，附近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他只能利用手头有的东西凑合着应付过去。
我是美国人，总以为你需要什么东西，就拿钱去买。外公是否明白这道理，我不知道。不过他似乎想教给我一点东西，因为有一天他说：“来，我有样东西给你。”我跟他走到地下室，他领我到窗前的工作台边。“你应该有条玩具船。你可以把它放在史托凡斯达尔湖航驶。”他说，他指的是离屋子几公里的小湖。
“太好了，”我心想，四下张望找船。但是看不到。
外公捡起一块木料，大约四十五厘米长。“船就在这里面，”他说，“你可以把它弄出来。
”接着他递一柄利斧给我。
我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外公就教我怎样用斧。我开始砍削，把木料的一端削了个船头。后来，他又教会我正确使用榔头凿子的方法，我开始挖出木心，造个船壳。
外公常到地下室来和我一起工作，修理自制的木耙，或者磨快工具。他解答我的问题，也提些建议，但他务必要我全部工作都自己做。
“那会是一条很好的船，而且是你亲手做的，”他说，“你自己做的东西是谁也无法给你的。”我一面工作，这些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荡。我终于完成了船壳，并且做了桅杆和布帆。船的样子并不太抢眼，不过我对自己造的船很自豪。
然后，我带了我的作品去史托凡斯达尔湖。爬上山坡，进入树林，循着陡峻小径前进。我越过一条又一条小涧，踩着软绵绵的苔藓，攀上滑溜溜的石级——越爬越高，最后到了林木线之上。又走了七公里，我终于到达一个由冰川冲出来的小湖。倾斜的湖岸遍布着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石头。
我把小船放进湖里，就在我神思恍惚之际，一阵微风把它吹到对岸。湖边空气清新，除了一只小鸟偶然啼鸣，没有别的声音。后来，我又多次回到小湖，放下小船，让它扬帆航驶。
一天，乌云四合，暴雨突如匹练垂空下泻。我把身子紧贴一块大圆石，隐隐感觉到太阳的余温。避雨时，我看到小船穿越细浪前进。我幻想一艘船勇敢地在与大海中滔天的恶浪搏斗。
不久太阳出来，一切又回复平静。
我们准备回美国时，问题出现了。“你不能把那条船带回家，”母亲说。我们的行李已经太多。”我再三央求，但是没有。我伤心地再去史托凡斯达尔湖一次，找到了那块大圆石，把船放在石底的洞里，堆起石头把它藏好，并决定日后一定要回来取我的藏宝。
我向外公告别，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再会，”他说，同时紧紧握住我的手。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和父母、妻子和子女一起去挪威。一天，我离开外公家的农庄，爬山到史托凡斯达尔湖找那块大圆石。那里有许多大圆石，我的搜寻有如大海捞针，眼看没指望了。我正要就此罢休，忽然看到一堆小石头塞在一块大圆石下面。我慢慢搬开小石，伸手到大圆石下面的洞里去摸索。我的手触到一样可以移动的东西。我把船抽出来，捧在手里。它已经在那里安息了三十四年，一直在等待我回来。那个粗糙没上油的木船壳和桅杆几乎全未受到岁月的影响；只是布帆已经腐朽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在我紧抱小船之际，我感觉到外公就在身边。他已经去世二十二年。但他当时仍在我旁边。我们又重聚在一起——外公、我和那条小船；小船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有形纽带。
我把小船带回农庄给家人看，并且在船侧刻上“一九三○年”和“一九六四年”的字样。有人建议我把它带回美国。“不，”我说，“它的家是在史托凡斯达尔湖那块大圆石下。”我把它送回安息之所。
我又先后在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回到那个小湖。每次在我捧着小船并在船侧刻上年分时，外公似乎就在旁边。
我最近一次去史托凡斯达尔湖是在一九九一年，这次我带了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孙女儿——十三岁的凯塞琳和十二岁的克莱尔——一起去。我们爬上山头时，我想到了外公，并且拿他的生活和我孙女儿的来比较。凯塞琳和克莱尔的品性跟他们祖先无异；都很坚毅独立——我从她们工作和游戏时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外公生活的物质条件似乎很差，孙女儿的却似乎很富裕。
我们一直梦寐以求、而终于靠自己努力争取到的东西，通常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那两个孙女儿，生长在物资丰裕的环境里，是否会因此而没法享受到人生真正的乐趣呢在那个孤零零农场上不辞劳苦地工作的外公教导我，我们应该接受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多是少，并且要心生感谢。有苦我们要去当，有乐要去享。不受我们控制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我们有能力，就一定要设法去改善现况。我们必须依赖自己尽量去闯出一条路。
我的孙女儿在舒适的郊区房子里长大，情况完全不同。不过我希望——也相信——她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像外公那样能够应付一切，并且学到外公许多年前给我的教训。就在我带她们到史托凡斯达尔湖的那天，我希望她们会了解小船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寓意：信赖自己的能力。
在那高山上，我久久没有开口，深恐打破四周的宁静。然后，克莱尔抬起头，打断了我的沉思，轻轻地对我说，“爷爷，有一天我会回来。”她停顿一下，“而且我会带我的孩子来。”
起初她绣的人像很呆板，像木头。但渐渐地，她绣的人脸有生气了。要把人像绣得栩栩如生是需要特别技巧的；绣眼、口、鼻要用定向的细针法，艾娃不久便掌握了这种技巧。
绣萝——王成军
一九五四年十月某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天气寒冷，一个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在街上踽踽而行。她身上穿的是她最好的衣服——一袭已穿了十年的套装和一件白罩衫。她没有大衣，冷得发抖，正急于寻找工作。她名叫艾娃·雷法伊，曾因被为定阶级敌人而遭流放，离开了布达斯两年多，她的丈夫已和她离婚，留下两个儿子和她年老的父母要她照顾。她的运气一直不好，每次说了自己的情况，招募员工的雇主都不肯雇用她。
后来，她生在这城市佩斯区这边一幢旧建筑物外面看见一牌子：“聘请打字员、速记员及剌绣工。”艾娃心想：“我必须一试。或许他们会用我。”她把门推开。
她没有提及自己会被流放。这一次她运气好，获雇用为书记。
艾娃·雷法伊出身于小康之家，十六岁就已定下了人生目标。有一天她对父母说，她想做修女，好像在修道院任教的姑母波拿文杜拉修女一样。
但是她父母不同意。母亲婉言劝她：“你现在还年轻，不要这么早就决定一辈子的事。”
艾娃无可奈何，跑到正在她家花园里散步的姑母面前，含泪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
姑母搂着她说：“我们必须遵从主的旨意，走神指引的路。你现在必须做个听话的女儿。你要信任主，祈求主让你知道神的旨意，指引朝正确的方向走。”
艾娃只好另觅方向。高中毕业前，她告诉父母她想当医生。母亲立即哭了起来；父亲是个有三张文凭的律师，听了也大为惊愕，反对说：“解剖赤裸的男尸是伤风败俗的行为”艾娃听从了父母的话。她内心悲伤地想：“看来主似乎不想我做这一行。”她于是读书、打纲球、溜冰、弹钢琴、参加舞会——全是她父母乐于看见她做的事。她还跟随私人老师学习外语和绘画。一九三四年秋天，她进了塞克会白堡家政学校学习打字、饪烹、缝纫和刺绣。
后来她与军官伊斯特旺·雷法伊结婚，但是大儿子巴拉兹出生后不久，他们一家的安乐生活便被战火破坏了。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要逃避空袭。战争结束后，伊斯特旺在军校担任教官，精通四种语言的艾娃则在布达佩斯市长办公室外事课工作。次子杰治利于一九四八年出生前，她取得了观光事业的学位。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改善，可惜历时不长。
共产党于一九四八年取得政权后，首要工作是清除“资产阶级。”艾娃的父母由于曾在共党上台前的政府任职，被宣判为“阶级敌人”，全家被流放了两年多。艾娃与丈夫、儿子分散，两个儿子留在布达佩斯与艾娃的弟弟同住。艾娃起先被迫住在一个小村里，随后又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农场。她觉得灵魂好像快要枯萎，甚至不能祈祷。两年多后，艾娃和父母回到布达佩斯。这时她已离婚，为了两个儿子的生活和教育，正四出寻找工作。
艾娃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对她有害无利。她的外语能力和所受的教育也对求职全无帮助，反而从家政学校学到的打字和速记技术却在刺绣店的办公室里大派用场。
艾娃的心灵慢慢恢复安宁，她每天一早就到教堂祈祷，晚上则教导儿子和其他儿童学习外语。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九五六年的革命后，有个同事告发她隐瞒她以前的特权阶级背景。“她在求职申请书上填报的资料是假的。必须小心监视她，”那人写匿名信说。
刺绣店的总经理是个不苟言笑的妇人，也是个严守纪律的党员，她担心会被人指摘她容许艾娃“钻了进来”，于是把艾娃叫进办公室，轻声说：“你不能在办公室里工作了。你要是肯学习刺绣，可以留下来，否则我必须把你开除。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学习！”
真是进退两难。由办公室调往拥挤的刺绣机工场是降级，薪水会减少，而且必须学会用刺绣机才应付得了。“可是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艾娃心想，“我不可能找到另一份工作，没有人能帮我。”她于是接受了安排。第二天早上，艾娃到刺绣工场上班。她想起前一天那难堪的情景不禁泪盈于睫。她心想：“无论怎样我也得保住这份工作。巴拉兹的鞋子不合穿了，母亲也需要钱买药。”
刺绣工场里的年轻女工都是德裔的，来自布达佩斯附近的乡村。她们全都听说了艾娃的遭遇，对她十分同情。
有个女工身材瘦小，名叫凯蒂·裴勒，棕色的长发编成几条漂亮的辫子。她待工头们走远了就低声对艾娃说：“别担心，我们会教你做的。我以后每天早一点来，你一定能学会的。”
艾娃觉得力量和信心都一下子恢复了，她感激地想：“我并非孤立无援。”
刺绣的针在一块用崩子崩紧的布架上来回移动，像画笔般绣出图案。艾娃在凯蒂和另一女工潘妮·德尔克赛格指导下，不用一个星期就学会了主要的技巧。为了报答大家，艾娃帮助几名同事学好德文。
不久，艾娃就成了手工最好几个女工之一。她和其他女工相处得很好，但是总经理和也是狂热党员的生产部经理却认为她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在背后叫她做“伯爵夫人”。事实上，这两个都妒忌她，似乎对她的一切——高贵的气质、得体的谈吐、温文有礼的态度——都看不顺眼。助理生产总经理佛理兰克·塔斯纳迪却跟他们不一样。他喜欢艾娃，也同情她。
在实施国有化制度以前，他曾自己经营小生意。他的妻子安妮·塔斯纳迪是个商业艺术家，有时会到工场来看看。
一天，塔斯纳迪来到艾娃身旁，说道：“安妮想跟你谈谈。她在路易科斯街有家刺绣店。她见过你的产品，并且听说你学过艺术史，想训练你当她的帮手，做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刺绣。
”艾娃于是跟随安妮学绣精细的“刺绣画。”从那时起，她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早上在工场上班，下午到安妮的店去干活。开始时她学绣花卉、叶子和一些简单的图案，后来安妮教她绣例如人像面貌之类的复杂设计。
在安妮指导下，艾娃的技术日渐进步。起初她绣的人像很呆板，像木头。但渐渐地，她绣的人脸有生气了。要把人像绣得栩栩如生是需要特别技巧的；绣眼、口、鼻要用定向的细针法，艾娃不久便掌握了这种技巧。
伏在机器上刺几百万针制作真人大小的绣像，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苦事，艾娃却认为乐趣无穷。这工作还使她发现自己有创作才能，并得以发挥。
有一天，安妮·塔斯纳迪在灯下检查艾娃的刺绣之后说道：“艾娃，你已经成了我的左右手。我再也分辨不出哪些是你绣的、哪些是我绣的了。”不久，来自服装店、剧院和教会的订单多得令她们几乎应接不暇。一九七一年，艾娃用积蓄自买了一台刺绣机。六年后，她辞去工场的工作，信心十足地做安妮的全职伙伴。她觉得她可以开始编织自己的梦了。
艾娃和安妮合作，生意兴隆。她们的作品经常在科隆、布鲁塞尔和布达佩斯的展览会中展出。一九八二年，艾娃和安妮接到罗马圣斯德望堂主管拉若斯·卡运主教的订单，请她们为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里接近重开的匈牙利小教堂绣制圣店的罩布、神父做弥撒时穿的十字褡、圣带和六位匈牙利圣人的肖像。
一九九一年四月，艾娃的艺术事业达到巅峰，那时候，埃斯泰戈姆的大主教听说她的绣艺高超，也见过她为圣伯多禄大教堂做的漂亮刺绣，于是登门造访，提出一个特别请求：“我们希望你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绣一件披风，供他来访时使用。”
艾感到光荣极了。若望保禄二世定于那年稍后首次访问匈牙利；他也是第一位来匈牙利访问的教宗。艾娃和一组精选的绣工小心研究设计图样。她们认为图案应揉合传统和现代的格调，令所有的匈牙利人都懂得欣赏。于是，白色的丝披风上除了绣有耶稣像和教宗的饰章，还有以金线绣的阿尔帕德(匈牙利的开国英雄)时代和匈利首位皇帝圣斯德望时代图案，以及埃斯泰尔姆大教堂的绣像。
若望保禄二世一九九一年八月和匈牙利数百万信众见面时，群众情绪高涨。刻画了马扎尔民族光辉历史的金线刺绣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生辉。艾娃看着教宗披着她绣制在的发亮披风主持弥撒，内心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