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四年的伊尼德。适逢百年市庆，庆祝活动繁多——烧烤野餐、盛大游行、掷马蹄铁、套捕牛犊和吃饼比赛，听来也令人觉得好玩。伊尼德像大多数小城一样，十分重视传统仪式。仪式加强了家庭、朋友、教会、学校和企业的联系，共同创造出了和谐的社会。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想回伊尼德去看看能不能在那因时空阻隔、文化差异而变得那么陌生却仍那么熟悉的地方找到旧我。
我飞抵俄克拉荷马机场时，天已黑了。我租了一辆车，在驶往伊尼德途中回忆起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四五十年前，那里是个好地方，很适合儿童成长：家庭观念浓厚，禁酒，离婚仍很罕见；到我十三岁才有电视。
进入伊尼德后，我驱车直驶百老汇大街那幢熟悉的灰色楼房，当时我就住在祖父母的楼上。
我想进屋去再次受祖母扶慰，听她朗诵，听她爽朗的笑声。如果她今天仍要我吃萝卜，我一定会乖乖地吃，可惜她在世时我可不是那么听话。
我揣度，重新与伊尼德连结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星期天一早去教堂聚会。这果然不差。我在教堂长椅上熟悉的座位一坐下，一位仪表出众的老先生便过来向我这位新来客打招呼。“欢迎光临，”他说，“我叫肯尼思·剑易斯。”
我对他仔细端详。他原来是我儿时一个朋友的父亲！“嗨，你不就是伯父吗？”我问道。一下子整个教堂都知道迪基·戴尔回来了。已有三十年没人叫我“迪基”这个小名了。
那老图书馆已拆掉，但新大楼入口处还挂着老馆长琪恩·哈里顿的画像。我还记得当年她一定要我出示母亲准许的条子，才让我借那本成人小说：《狂吻我吧》。
剧院正在上演着名舞台剧《俄克拉荷马》。钢琴伴奏是塔米·吉布森，我和她青梅竹马，她特有的俗历节奏我闭上眼睛也听得出。
这些年来塔米一直和我的铜琴启蒙老师莫里恩·普里白音讯不断。我和塔米都没有听普里白老师弹过铜琴，但是她歌唱倒真的内行。早在一九三○年代，她就在纽约市师从一位大都会歌剧院的高音歌手，后来为了照顾孀居的母亲，不得不回伊尼德教音乐。她任教的中学合唱团培养出好几个人才，日后成为歌剧明星。
普里白老师也兼任教堂唱诗班指挥和领唱。她一开口，旋律便有如光影般在教堂里激荡回旋，仿佛天门蓦地为我敞开。是普里白老师高昂清越的女高音使我认识音乐，从而成为乐评人的。
我记得普里白老师穿着讲究、要求严格。她认为音乐必须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差错，而我却是个不断出错的学生。阔别这么多年我重新登门拜访，她请我到外面吃午饭。这一次，我终于用成人的眼光看她了：伊尼德市的歌剧之后，盛气雍容，慷慨坦率。
在伊尼德逗留期间，我还拜访玛丽·卢卡特。
卢卡特老师独身，教英语足四十年。她和普里白老师一样，也是感召我指导我从事音乐评论的恩师。
卢卡特老师教过的一代代学生都认为，虽然英语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她教起来，就像在教艰深的外语一样。这些是语法规则，你们要掌握，并遵循造句。她把文学作品中挑选出来的警句一页页印发给我们，要我们分析每一句，用箭头详细标明句法结构，并写出每个词的词性。我们的语法分析图看上去就像建筑蓝图。
卢卡特老师向我们显示如何聆听字词之美，移动词条改写句子有多么大的兴趣。她给我必要的工具，向我显示怎样使用，督促我造句，就像普里白老师督促我练习昔阶与和音那样。
“你们当中有些那时其实不必我教，”她现在对我说，“但是我得照顾大多数学生。”
卢卡特老师不相信什么文艺理论。她大学的一位老师都是要她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生活的真谛”，她听从了师诲，今天也要求她的学生这样做。由于她当年的严格训练，我们现在才对生活真谛理解得更全面。她八十七岁，还像当年教我们的时候那么充满活力，精神抖擞，自己开车去老人中心为那里的“老年人”读诗读报。
我在伊尼德学到了家庭观念、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也尝到友谊的宝贵。随着年岁增长，你会渐渐成熟，改变某些想法。我想抛弃谬误，而识别谬误的惟一方法是拿谬误同真理比较，这通常要在同一个地方才找得到。伊尼德就是个学习场所，你在那里学到终身遵循的东西，也学到后来抛掉的。
重返伊尼德，我满以为沧海桑田，面目全非，哪知老家风貌仍在，我孩提时代学到的许多道理，例如勤奋工作、敬业乐业，仍使我终身受用。
尽管我少小即已迁离老家，但是就伊尼德恪守的美德而言，我可说从未离开过，一直住在那里。
节约赞美，更要吝惜责备。
赞美的价值——汉森
那时，我住在海湾地区。母亲来看我，待了几天。在她逗留的最后一天，我准备出去跑步。工作于极单调的环境中，我发现早上出去跑跑步是非常有益的。
临出门时，母亲对我说：“我不认为跑步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个着名的长跑运动员死了。”
我开始向她讲述我所读过的关于吉姆·菲克斯的报道，跑步可能正是他比他的大多数家人活得更长的有益因素，但我清楚我的话完全没有击中要害。
当我开始在我中意的小道上跑步时，我发现我无法动摇母亲的观点。我是如此的泄气，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再跑下去了。我开始想：“为什么我会对跑步简直有些厌倦了？那些坚持跑步的人可能会认为我的样子荒唐可笑！我可能会在路上心脏病发作的——我父亲在５０岁时患了致命的心力衰竭症，而他看上去要比我壮实得多。”
我母亲的话就如同一张巨毯一样盘旋在我的头上。我由缓跑变成了步行。我感觉自己被彻底地击败了。现在，我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但我仍希望能够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句鼓励的话。并同样会发疯般地让自己去追求一种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的赞许。
正当我打算在两英里的标牌处转过身来往家走的时候——感觉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泄气——我看见有一位华裔老先生正从这条小道的对面朝我走来。我曾看到过他在早上散步，我总会向他喊：“早上好！”他也总会微笑着朝我点点头。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从路的另一边转过来走到我的这一边，站在了我的跑道上，迫使我停了下来。我有些生气，母亲的评价（再结合以有着相似评价的一生）已破环了这一天的情绪，而现在这个人还挡住了我的路。
我当时正穿着一件Ｔ恤衫，是我的一个朋友在过中国春节时从夏威夷给我寄来的——它的正面是３个汉字，背面是檀香山的中国城风景。是从远处看见了我的Ｔ恤衫，方使他挡住了我的。他用蹩脚的英语指着Ｔ恤衫上的汉字兴奋地说：“你说（汉语）吗？”
我告诉他我不讲汉语，这件Ｔ恤衫是一个在夏威夷的朋友送来的一件礼物，我感觉他没能全部听懂我的话。接着，他非常热情地说：“每次看到你……你很棒……你很快。”
唉，我既不棒，也不快。但那天当我离去时，双脚突然具有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弹力。在那个我先前曾想中途而废的地方，我没有转过身，而是又继续往前跑了６英里多。你知道，那天早晨我的确很棒，在精神上和心灵里，我的确很快。
因为那句微不足道的赞美，我便继续跑了下去。最近，我跑完了我的第四次檀香山马拉松长跑。今年的目标是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我知道我不可能会在比赛中获胜，但现在，只要在我心里产生一点儿消极反应时，我就会想起那位中国先生，他确信：“你很棒……你很快。”
由于她，我渐渐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治病良方。
仁心胜于仁术——蔡木林
我是病理学家，专责分析人体活组织检查的结果。我细心观察活组织的颜色有什么转变，结构有什么轻微变化，又用显微镜观看细胞，找寻疾病的证据。
我只顾癌细胞，对癌症病人的心情和感受漠不关心。
病人开刀之后，我的责任是把癌分类，评断严重程度，确定扩散范围。我也搜集一切有用的数据，以协助医生决定是否再对病人使用辐射疗法或化学疗法。
今天早上，一位外科医生跟我讲起一个女病人。
她三十五岁，这里姑且叫她汉娜。汉娜得了乳癌，医生这时正在动手术把她左乳房长癌的部分切除，并同时切下腋下的淋巴结，以断定癌肿有没有扩散到乳房以外。外科医生对我说，汉娜担心自己不能看到三个幼小儿子长大。
我从档案中找出汉娜以前的活组织检查纪录，把玻片带回我自己的办公室去看。“活组织检查，二号房，”手术室护士喊道。我走了二十五步，穿过弥漫着消毒剂气味的狭窄实验室。柜台上是一桶桶用来处理组织的化学剂，以及一些装着鲜红或鲜蓝组织染色剂的玻璃皿。我戴上手套，取出从汉娜乳房肿瘤切下的组织。那是圆圆的一团脂肪状物质，样子像个熟油桃，摸起来也像。我用手术刀把它切开，看见中间有团桃核大小的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沙岩，硬如石头，又有深入的根，显然是癌。接看淋巴结送来了，一共二十二个。其中两个是白色的，很硬，切开后呈沙状。癌已经扩散。我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了外科医生。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钟，我完成检查工作。二十二个淋巴结中，十一个有癌细胞，表示癌很可能已扩散到其他器官。我把这肿瘤分类为乳房导管引起的渗透性癌。在我看来，汉娜很快就要成为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昨天外科手术病人名单上的一个名字。“纳德勒医生。”一个少妇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对不起，打扰你了，”她说，“我可以看看我乳房肿瘤的活组织玻片吗？”
“现在？”六点钟了，我已忙了一整天。“你记不起我了，是吗？”她说，“我上个月在健康社区讲座听过你演讲。”
她的头发又短又疏，显然是接受过化学疗法。她容颜憔悴苍白，但似乎毫无惧色。“我是汉娜，四十三天前你诊断我长了癌。”
我记不起见过她，但是记得从她乳房肿瘤切下的组织像个油桃。“很晚了，”我对她说。
“不错，”她说，“也许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你当然可以看。”她也许是疼痛所致，有点吃力地在我的办公桌旁弯下腰，从双头显微镜察看玻片上那些染了色的死细胞。“这一丛丛的腺是小叶，”我告诉她，“奶就是这里制造的。”“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的绣球花开遍整个花园，”她兴奋地说，“这些呢？这些是什么？”
“管子，”我说，“把奶送出去的管子。”
“天啊，你看看，”她说，“装着奶的池塘、湖泊、江河、河口。它们看起来都很平静。”她不用别人教；她正在自己找寻真相。我把放大率从四十倍调到四百倍。再也看不到整体了，只看见个别的细胞。我等了几分钟，让她欣赏她自己细胞之美。然后我把载着正常组织的玻片拿走，换上另一块有癌细胞的。“哇，”她说，给恶性肿瘤混乱的内部形状吓得一时呆住了。“像是一个个东歪西倒地转动的变形呼拉圈。都损坏了吧，是吗？就像我真正的世界那样。”
“你真正的世界就是这样，”我说。她从显微镜上略微抬起头瞧着我。“我不断掉头发，心里很害怕，”她说，“我有副假发，但我不喜欢戴。我宁愿戴棒球帽，用围巾包着头，但我还是觉得难看。有人说那是虚荣心作祟，其实不只那样。每次我看到自己光秃的头皮，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很孤独。”“过几个月你的头发就会再长出来。”她两眼含泪。“那就好多了。”
多年来我处理过几千宗这类病例，但从来没对谁的病关心过，也从来没感觉到细胞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很难过，因为我只能谈她的癌细胞。“化学疗法对我的影响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继续说，“接受治疗之后，我午夜左右醒来，嘴巴很不舒服，然后，突然哗啦哗啦地猛烈呕吐，像是火山爆发，吐得几乎连肠胃都翻了出来，非常辛苦。全身每一根骨头都作痛。后来，不舒服终于停止了，但不久又发作。然后又停止，又发作，直到天亮。”
她告诉我，她在服用环磷酰胺和阿霉素。这两种药物能抑制细胞繁殖，把正在迅速增加的癌细胞毁灭，却同时也把发细胞、骨髓细胞和胃肠道壁的细胞杀死。所以除了消除肿瘤，也引致病人脱发，血细胞减少，恶心，呕吐。这是场有计划的化学战。
“上星期有天晚上，我丈夫出门去了，孩子都睡了，”她说，“我独自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害怕得要命，浑身战抖。突然从窗口射进一道温暖的白光，照在我胸口上，真神奇，我立即心情安适，悠然入睡。我醒来后，知道是上天在照顾我。”她积极乐观的态度，使我感动。汉娜六年后才又在我面前出现。我当时正准备下班。她更虚弱了，脸色苍白，显得两眼又黑又大。她说一年前她癌病复发，肋骨上有三个阴影，肺部有一个。她接受了剂量更重的化学疗法，然后又接受了一次骨髓移植。
“我骨头上的癌像个小老太太，到处闲荡，来来去去。但是我应付得了，”她咬紧牙关说，“难受的不是癌，是药。我也害怕会死，心里很难受。”她这时是四十一岁。
就算她已向病魔屈服，从她的外表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这里是想再看看我的癌细胞，”她说，“我想在银幕上看，像你的讲座中那样。我想要逐一细看。”
我在医院讲堂把一块她的活组织玻片放映在银幕上，癌细胞放大到高尔夫球那么大。
她沿看通道慢慢走上前去触摸银幕，用手指轻扫她的癌细胞，仿佛想把它们从紊乱状态理顺。“真像一个个月亮，”她说，“每一个的样子都不同。我想在这里呆一会儿，好好认识它们。”
“不忙。”我站在放映机旁边的黑暗中。
汉娜终于走回来了。“我要坦白告诉你一件怪事，”她说，“上次化学治疗结束之后，我并没有宽慰的感觉。我仍然担心，怕可能有几个坏细胞漏网，又怕化学疗法对我已经不再有帮助。到现在我还是害怕。
我感觉到她的信心和恐惧心理在激烈斗争。在这一方面，让别的人来帮助她比较合适，我能做的只是倾听。
四年过去了，汉娜再来找我。“我真是很没用，”她说，“癌又复发了，扩散到肝，但我就是不相信我会死。”
我注意到她下眼睑的颜色加深了，脸色则更苍白。她全身疼痛，走动的时候面容扭曲，慢慢来到房角一张皮椅旁，小心翼翼地坐下。她腰上绑着个呼叫器大小的化学疗法泵机。“我想多了解些我身体里面的这些小捣乱鬼，”她说。癌细胞内部的细胞器太微小了，用我的显微镜无法看到，于是我给她看放大十万倍的黑白电子显微图。
她看看显微图，看得很入神，但没有做声。我等着听她这次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她的癌。“癌细胞既然对身体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为什么还要不断繁殖？”
她终于说，“为什么它们不死掉？”她不再去想美丽的图像、比喻；她要正面对付她的癌。
我告诉她，机能障碍和多余的细胞通常会自行毁灭。
“癌细胞会不会自行毁灭？”
“显然不会。癌细胞忘掉怎样死亡了。”
“我也是，”她说，脸上浮起一丝笑容。接着她突然哭了起来，混身战抖，似乎所有藏在体内深处的苦痛都跑出来了。“我有三个乖儿子，又有爱我的丈夫，”她说，“我要是死了，他们会很凄惨。因此我一定要撑下去。”
我紧紧搂抱着她，好久才放开。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敬爱汉娜，也欣赏她应付癌病的态度，她的坚强，她的斗志，她维护家人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