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的必然的表现。“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伴随着信息化的滚滚浪潮，经济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正在形成；跨国公司日益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区域经济集团化向纵深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迅猛崛起、世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和国际调节的日益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权国家的权力，加强了经济的全球性而削弱了经济的国家性或民族性。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 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阶段，如何有效地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是中国改革和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但是，在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全球主义”者鼓吹的“民族国家崩溃说”和建立“全球政府”的主张。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发达国家只是一味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换言之，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的全球化：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被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却被分割成许多板块；一方面是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不同主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继续存在。全球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表现为：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识；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国家的公民权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员资格权；国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国家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强。特别是个别发达国家，正是凭借着其强大的国家，才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其新帝国主义战略。而落后的国家要想实行赶超式的发展战略，获得后发性优势，同样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同时也意味着，保持经济开放与经济自主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追求国家的自主性发展仍然应当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