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星球上所有人的生命都为女人所生。我们在女人身体里度过的几个月光阴无疑是所有女人和男人生命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共同经历。因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在婴幼儿阶段需要一个更长的哺育期，由于人类群体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劳动分工，导致女人承担起了怀孕与哺育的工作，而且还肩负着对孩子几乎所有的责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开始就知道，女人之为女人，其特征就在于爱与失望、坚强与温柔。
我们的一生都打上了这种经验的印记，甚至会把它带进坟墓。然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利用它的东西却显得不可思议地匮乏。与对母性本质与意义的理解相比，我们对我们呼吸的空气、航行的海洋显然理解得更多。在按照性别而形成的劳动分工的过程中，那些文化的创造者、言说者，那些为事物命名的人，实际上一直都是母亲的儿子。有大量证据表明，男人的头脑一直都被那种生命本身要依赖于女人这一强大的观念所缠绕，所以，作为儿子，他不断的努力就在于去认同、补偿，或否定他“女人所生”这一事实。
此外，女人也是女人所生。但由于女人不是父权文化的创造者和言说者，所以，我们几乎不了解这一事实对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女人作为孩子承担者的角色一直都是她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像“不育”、“无子”这样的术语一直都是被当成对一个人身份的更进一步的否定来使用的。但在社会范畴的任何领域却不存在“无父”这一说法。
由于母亲身份的自然特征是如此明显和招人眼目，所以，男人无需很长的时间就会认识到她们在生殖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只是“父亲身份”的意思歧义丛生，不易理解。对“父亲”这个概念，孩子首先想到就是为了生育向卵细胞提供可以使其受孕的精子。对“母亲”，孩子却把她理解成一种持续的存在，是一种至少要延续九个月，甚至数年之久的存在。母亲身份是获得性的，首先通过一种强烈的生理和心理过程——怀孕与生孩子，然后通过对哺育孩子技能的学习、了解。这种技能并非出自本能。
一个男人可以通过情欲或强奸的方式来产生一个孩子，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完全可以不必再看见或关心这个孩子或孩子的母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却将面临一系列痛苦的社会性重大抉择：流产、自杀、弃子、杀婴、对“私生子”的哺养。这一切往往都是在贫困的条件下，以非法的形式来进行的。在有些文化中，她甚至会被她的男亲戚们杀死。不管她怎样选择，她的身体必然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她的心灵绝不会再与以前一样，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未来肯定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由我们的母亲哺养大的，或者由那些为了爱、需要，或金钱而取代我们生母的女人养育成人。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女人一直都在帮助分娩，哺育彼此的孩子。从照料和关心下一代的意义上讲，大多数女人扮演的都是母亲的角色，而不管她是姐妹、婶婶、护士，还是教师、养母、继母。在部落生活、乡村、大家庭、某些文化的女性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一直都在把年幼的、过老的、未婚的，以及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纳入到那种“母亲化”的过程之中。即使是我们之中那些其父亲在我们早期的童年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也很难记起当我们病了，他们出现在我们身边耐心给我们喂饭、洗澡的情景。我们能记得的是那些探险、受罚的场面和一些特殊的场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女人为我们早期生活所提供的那些持久与稳定的东西——同时也可能是抵制与拒绝的东西——总是与女人的手、眼睛、身体、声音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们才构成了我们最初的情感，形成了我们最早的社会经验。
在整部书中，我试图对母性的两种含义作出说明，其中一种是附加在另一种之上的：一是每个女人与她生育能力和孩子的那种潜在关系；二是社会习俗，这种习俗的目的就在于为那种让所有女人都被男人控制的势力提供保证。该习俗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大多数社会和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石。它拒绝让1/2的人类自己作出决定来影响她们的生活，并以一种霸道的方式来为父权制的罪恶进行开脱。这种习俗在“私人”与“公共”生活之间制造危险的分裂，使人发展的机会和创造的潜能固化。在最冲突和折磨人的矛盾中，通过把我们囚禁在其中的方式来使女人与我们的身体分离。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在某些文化中，作为母亲的女人的观念一直都赋予女人应有的尊敬，甚至敬畏，并且给予了她们在一个民族或部落生活中说话的权利。但就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主流社会”而言，作为习俗的母性却压抑和削弱了女性的潜能。
母亲的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性的潜能，或受孕和孕育新生命的能力；二是男人投射在女人身上的魔性魅力。这种魅力也许以女神崇拜的形式，也许以被女性控制与征服的恐惧形式出现。实际上，在那些强大的、以前受尊敬的女人手中究竟拥有过什么样的权力，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拥有的只不过是猜测、渴望、神话和与之相类似的一些东西。我知道得更多的是，在父权社会的统治下，女人生活的可能性是怎样清清楚楚地被扼杀在母亲身份之窠臼中的。在人类历史中，大多数女性都毫无选择地做了母亲，甚至有一部分人在把新生命带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失去了她们自己的生命。
人们通过一种把我们与我们的身体束缚在一起的方式来控制女人。在一篇早期的经典文章中，苏姗·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因为谁将成为强奸的受害者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强奸是一种群体恐怖主义的形式，但那些贩卖大男子主义的鼓吹者却宣称，正是女人的不检点，或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才导致了强奸的发生——简言之，尽管她们是自由的，但正是她们的行为才导致了强奸……对强奸的恐惧使得女人不敢在夜里上街，迫使自己待在家里。由于害怕被别人认为是挑逗性的，所以只好始终保持一种消极被动和温驯谦卑之态。”在后来一篇对格里芬的分析做了进一步发挥的文章中，苏姗·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提出，那种强加的契约式的母亲身份也许一开始就是女人为男人付出的一种代价，这些男人是她们的“保护者”（或主人），付出这种代价是为了避免来自其他男人的残酷暴力。如果强奸一直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怖的行为，那母性身份肯定就会处于一种受惩罚的奴役状态。
这本书并没有对家庭或母性进行抨击，除非把它们解释成或限制在父权制范围的情况下。它也不是对某种要求国家来看护孩子的社会制度的呼唤。在父权制社会中，集体性的儿童看护一直都存在，它不外有两个目的：一是在经济发展期间和战争期间，让大量的女性成为劳动力大军；二是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公民。它绝不应该被理解成释放女性能量让其进入主流文化的一种形式，或改变男人和女人其固有性别形象的一种手段。
我曾经对自己说，我想写一本关于母性的书，因为它属于一个非常重要但仍未详细探讨过的女权主义理论领域。只是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我选择了这一主题，而是在很久以前它选择了我。
这本书植根于我的过去，融入了我生活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甚至在我刨开我早期童年、青春期、与父母分离、作为诗人天职的地层时，也没有被彻底埋葬。它还包括婚姻的情况、精神的分裂和死亡，通过它们，我进入了一个中年岁月的宽广地带。每一次通向过去的思想之旅都会被错觉、对真实事件的虚假回忆和虚假命名弄得错综复杂。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让这一旅程回到那些受孕、怀孩子和孩子不能独立生活的岁月，因为这意味着我将再次回到痛苦和愤怒之中，而对这些痛苦和愤怒，我本以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克服和忘掉了它们。直到我开始感到有足够的坚强，在对我孩子的爱方面有足够的自信，我才开始考虑去写一本关于母性的书，所以，我才有勇气回到那个对我来说似乎是我曾经去过的最痛苦、最不可理喻和最模棱两可的地方，这地方被禁忌所包围，被虚名所充斥。
当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时，我并不理解这一点。我只知道我的生活中发生过一些事情，可以认为这些事情对女人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事情是在一种忧伤的方式中完成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当成理解生命意义的一把钥匙。我知道，除了焦虑、生理上的困惑、愤怒、自卑、烦躁和自我的分裂，我能记起的东西非常之少。当我感到一种热烈之爱时，为我孩子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心灵感到高兴时，在我为不能全身心地爱他们但他们却一如既往地爱我而感到惊异时，这种分裂会由于这样的时刻而变得更加明显。
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就去写一本这样的书，而这本书不会经常涉及到带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不会经常提到“我”。然而有好几个月，我都埋头于历史的探索与分析，以便推迟写作，或为找到一种进入我生活领域的途径做准备，这种生活充满了痛苦，并且疑难重重，然而本书正是通过它的重要内容才得以形成。我逐渐相信，只有那种敢于去与别人分享私人生活，并且有时是痛苦经历的愿望，才会使女人能够去对世界作出一种集体性的描述，而只有这样的描述才有可能真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另一方面，我强烈地意识到，任何作者都可能具有某种虚假和武断的倾向，毕竟，读者此刻正在读的是她的描述，而其他人——包括那些死去的人——的观点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易受责难的书。我打破了不同的藩篱，闯入了不同的专业领域。我引用了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因为我认为这些成果对人具有启发性，我并不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这方面的行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那个“对女人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始终都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不久就意识到那些男性学者们（也包括部分女性学者）很难让人理解，把他们的观点说成是“性别歧视”，我认为过于温和。这的确是一种智力上的缺陷，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之为“patrivincialism”（父权制的辩护士）或“patriochialism”（父权制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假设：女人是亚群体，“男人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父权制等同于文化，或文化等同于父权制；只有在历史的“伟大”和“自由”时期，女人和男人才是一样的；对“人”、“人类”、“孩子”、“黑人”、“双亲”、“工人阶级”的概括也可适用于女人、母亲、女儿、妹妹、奶妈、女婴，这些称谓也可以把她们包括在内，只不过仅限于在某个地方附带提到，通常是在涉及某种特殊功能时，比如母乳喂养之类。像大多数儿童养育专家、儿科学专家、精神病专家的情况一样，那些新潮的“家庭与儿童”方面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是男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为习俗和一种主要是哺育男孩之观念的母性问题，只有在探讨和评论育儿技巧的“时尚”时，才会被他们提及。女性的资料很少被引用（尽管这些资料是现存的，正如那些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所说明的一样）。实际上，我们根本就见不到任何来自作为母亲之女性的原始资料，更不要说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学术成果提出来了。
仅仅最近，诸如格德·蕾勒（Gerda Lener）、琼·凯莉（Joan Kelly）、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ell Smith-Rosenbery）这样一些女权主义学者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用蕾勒的话说：“理解女人历史的关键在于承认——尽管可能是痛苦的——这种历史是人类大多数人的历史……但作为文字记录和至今人们理解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而这一小部分完全应该理解成真正意义上的‘亚群体’。”
我怀着一种对我西方文化观点的痛苦意识来写作此书，书中的大多数材料对我来说都是现存的：令人痛苦的是因为它说出了那么多女性文化是如何通过男性文化、界限、归类被粉碎的事实，而女人就生活在这种文化、界限和归类之中。不管怎么说，就此而论，任何对女性文化的广泛探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是全面的，每一位作者所希望的——并且知道每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也会如此——就是通过不同的视角、背景和工具把那些存在于女人面孔上的无以数计的模糊马赛克碎片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形象。
1976年2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