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
我给家里写信
我孤独
让我的身体回来吧。
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一个开着口的文件夹就躺在我的身边，也许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和摘录卡片都撒落了出来，但没有哪个能够帮我开个头。这是我这本书的核心所在，我作为女人涉及到这个核心，这个女人生于她母亲的两腿之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回到她母亲，去重新拥有她，并被她所拥有，试图去找到那种来自或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彼此的确证，这种确证是女儿与母亲都孜孜以求的，同时又想去摆脱的，想去弄清楚这种相互的确证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苏珊·格里芬
任何女人关于温暖、食物、温柔、安全感、感性知觉、人的相关性的最初知识都来自她母亲。最早把一个女人的身体与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可能很快或不久之后就会被抛弃或拒绝，感觉它是某种令人窒息的附属物、否定物，或某种禁忌之物。但在当初，它却属于一个完整的世界。当然，男性婴儿也是最早从一个女性身体那儿了解到温柔之情、食物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只是制度化的异性恋形式与母亲习俗要求女孩男孩改变这些与依赖、爱欲和相互性有关的最初感觉，从最初的女人变成某个男人，如果她会变成一个被人们理解的“正常”女人，那么，一个女人其强大的精神与身体能量就会对男人直接构成威胁。
在看到我自己的经血之前，我就见过我母亲的经血。她的身体是我曾经见过的第一个女性的身体，知道了女人曾经是什么。我就知道我将会是什么。我记得在我童年早期那些炎热的夏天与她一起洗澡，与她一起在冰凉的水里玩耍的情景。作为一个不大的孩子，我觉得她非常美丽，如一幅挂在墙上的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印刷画像，神秘的微笑，头发飘逸，在我的心中，我总是把这幅画与我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青春期早期，我仍在偷看母亲的身体，并且充满了模糊的想象：我想我也会拥有乳房，丰满的臀部，两腿间长满茂密的毛发——当时，不管那些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都充满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时也冒出了另外一个念头：我也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孩子——只是与她的情况不一样。我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切。
我父亲紧凑、瘦小的身体并没有抑制住我的想象力，尽管有一种权威性与控制欲的东西像带电的灯丝一样充满了他的身体。我经常看见他晃动在一件宽松的系带睡衣下的阴茎。我很早就理解了他和我母亲之间的那种不同。他的声音、出现、风度似乎都渗透在了这个家庭之中。我不记得我母亲那种女性的感觉是从何时开始给我开启了一条通向我父亲自信心灵与性格魅力之路的，也许是在我妹妹刚出生的时候，他便开始教我读书。
我母亲的名字：海伦，对作为一个孩子的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最美丽的名字。在很小的年龄读希腊神话的时候，我总会以某种方式把作为我母亲的海伦看成是特洛伊的海伦，或者更多的时候把她看成是我父亲喜欢引述的那个爱伦·坡的海伦：
海伦，对我来说，你就是美，
像昔日那些尼斯港的小船，
温柔地漂泊在芳香的海洋，
那位疲惫的流浪者
正驶向家乡的海岸……
我母亲海伦，她就是我人生之旅的本土之岸。我认为在这首诗中，我第一次听到了我内心的渴望，这是那种由一个男性诗人来表达，用一个男人——我父亲——的声音来吟诵的一个女孩的渴望。
我父亲谈到过许多关于美与期求完美的故事。他认为女人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他不喜欢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气味。他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就是使自己远离低级存在的领域，那是一个属于流汗、分泌、女人每月排血、怀孕的世界（我母亲会变得非常警觉，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她总会回避去看她的身体）。在这点上，他也许是个真正的犹太人，同时还是个非常南方化的犹太人：“纯洁”而贫血的白种女人被人想象成一种栀子花，这种花会被月光染成白色，当有人接触到它的时候，它的边缘就会被弄脏，变成另外的颜色。
但是我坚信，我在我母亲身上得到的那种最早的愉悦与快慰的印象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整体上被抹杀掉的，即使在我成了我父亲女儿的那几年中，也是如此。我为那种无形针对女人身体的莫名其妙的自我怨恨感到痛苦，这些女人通常是通过男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相信我从自己的身体中所得到的那种愉悦，即使在我还没有听说过手淫这个词的时候。毫无疑问，我母亲会主动去抑制这种事实上她已非常了解的快感。只是感觉到通过当初对她身体的爱，我会最终去爱我自己的身体，除此之外，我毫无其他办法，这身体是来自深邃母性的一份遗产与馈赠。我知道我不是一种抽象智性的存在。也许我的精神与肉体是分离的，就像存在于我父母之间的那种分离，只是我却同时拥有这两者。
母亲与女儿一直都在交流着某种知识——它超越了女性遗留下来的一种书面学问的传承——这种知识是潜意识的、看不见的和超语言的：它流动在两个相似的身体之间，其中一个会在另一个的身体里呆上9个月的时间。分娩的经验会把母亲深度的震荡反射到女儿的意识之中；在怀孕与分娩期间，女人会常常梦见她的母亲。艾丽丝·罗斯（Alice Rossi）认为，在给自己孩子第一次喂奶的时候，一个女人通常会回忆起她母亲奶水的味道。关于月经，一些女人会产生一种与她们母亲之间的女性亲密的感觉，即使她们的关系通常是痛苦与冲突的。
二
写到我母亲，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犯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写，因为这是我正在讲述的故事，是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要是她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许其他的情景就会被披露出来。只是在我和她的这些情景中，却总是会残存一些过去的、无法消除的愤怒之火的痕迹。在她结婚之前，她接受过多年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训练。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小镇，被一个强壮、令人失望的女人哺育，她曾经赢得了一个与巴尔迪摩皮博迪自然保护区那位主任一起从事学术研究的奖学金，通过在女子高中教书，她实际上打开了一条在纽约、巴黎和维也纳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从16岁起，她就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她可以在任何想结婚的时候结婚，但是她又同时拥有极不平凡的天赋、自信，以及对自己时间和空间支配的独立性。她阅读广泛，写作优雅，且才思敏捷，这从我童年时她写的游记和至今写的书信可以得到证明。
在10年的婚约之后，她与我父亲结婚了，其间她完成了她的医学学业，且开始在医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声誉。一旦结了婚，她就放弃了作为职业音乐家的那种可能性，尽管她有好几年也去参加了音乐比赛，她现在仍然是一个技巧非法、颇有造诣的钢琴家。我的父亲富有才干与抱负，完全被自己的动机所支配。可以设想，我母亲会为了他的发展而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由于有了医学教授妻子的那份礼节与优雅，她有能力操持好他的家务，尽管依靠的是一种有限的家庭预算；她会“坚持”她的音乐，毫无疑问，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那种责任会与她的比赛与练习发生冲突。她被期望去怀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必须盘算着为家庭的账本上留下最后一分钱——至今我仍能看见那本很大的用她干净、有力的手来画过的蓝灰色的账本；她用手推车去市场购物，后来，当他们能够买上车的时候，她拉着我父亲到处跑，从他的实验室到课堂，她经常在外面等上他好几个小时。她哺育两个孩子，教我们所有的课程，包括音乐（直到小学4年级，我们两个都没有被送去学校）。我相信，她是强迫自己觉得对我们的不完善负有某种责任。
我父亲像那位先验主义者布赖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他相信他（更不必说他妻子）能够按他那种独一无二的道德与智力的计划来培养孩子，这样就能向世界证明那种启蒙的、非正统方式的教育儿童的价值。我相信，我母亲与阿比盖尔·奥尔科特（Abigail Alcott）一样，在开始的时候，还是真诚而热情地支持这一试验的，只是后来才发现实际上自始至终贯彻的都是她丈夫那种极端而完美的计划，她感觉到这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那种深度本能是冲突的。也像阿比盖尔·奥尔科特一样，她肯定已意识到当这些思想由她丈夫来阐述时，她的日常琐事、平时的实践就该由她来全部承担（“她会痛苦地说‘奥尔科特先生在总的原则上对我有帮助，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却没有人会给我支持。’……此外，她丈夫的评论总会使她弄不清楚，她是否正在做一件意义的事情。‘我做得对吗？我是否做得足够？是不是做得太多了？’”在奥尔科特的第二个女儿露易莎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脾气”与“意愿”常常遭到她父亲的谴责，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她母亲的遗传）。在母亲习俗的控制下，如果理论证明与事实不符，或任何事情出了差错，那么最先受到指责的就是母亲。然而，即使在早期，我母亲就让一部分计划流了产：她并没有生下一个儿子。
多年以来，我都以为我母亲看重的是我父亲，而不是我，为了他的需要与理论而让我做出了牺牲。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几乎没有与我母亲联系。我一直都在为我感情生活的权利与我父亲作斗争，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他的那些要求与理论。我们的战斗胜败难分。即使由于第一个孩子的原因让我感到恐惧、疲惫、孤独，我也不愿意对自己承认，我想我的母亲，想单独地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她。当她来医院看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无法消除那种可以让整个房间暗淡下来的沉闷的感觉，纷乱的思绪让我回到了她用三天时间来生我，并且我又不是一个儿子的情景。现在，26年之后，由于过敏反应，我躺在一家传染病医院的病房里，全身长满了皮疹，嘴唇与眼皮鼓胀，身子青肿，缝满了线，床边的摇篮里睡着一个我早产的完美、漂亮的男孩。在我不能开始辨认自己之时，我又怎能理解她的感受呢？我的身体已经非常雄辩地说出了一切，然而从医学上讲，它仅仅是我的身体。我希望她再次照看我，像她曾经对我做过的一样，用她的双臂抱我的孩子；只是这孩子却同时又是一个挑战：这是我的儿子。由于她的祝福，我渴望把我生命的一部分给予他；我生命的一部分想把他作为我们女人在不幸的、不必要的争斗中获胜的一个象征。
但是，我这仅仅才开始。就像我当初不可能知道一样，我现在理解了，在那次重要而不实在的会晤中，我们之间存在的那种糟糕的感觉，责任在于她。不久之后，我就开始理解了母亲身上那种沉重的责任，那种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压在身上的包袱，比如，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吗？我做得足够吗？是不是我做得太多了？母亲习俗认为，所有母亲在使她们的孩子表现不佳方面多多少少都承担有责任；尤其我母亲，按照我父亲的计划，她一直都渴望去创造一个完美的女儿。尽管有令人高兴的早熟，但这个“完美”的女儿却早就患上了脸部痉挛的毛病，并且爱发脾气，在22岁时，由于关节炎而长期站不起来；她最终对父亲那种维多利亚式的家长作风、诱人魅力与严厉的控制采取了抵抗的态度，与一个离了婚的毕业生结了婚，并且开始写“现代”、“朦胧”和“悲观”的诗歌，这些诗歌没有旦尼生式的甜美、流畅的韵律，直到最后她草率地怀孕，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她已经不想去做那个庄重与早熟的孩子，或充满诗意与诱惑的青春少女了。在我父亲看来，有些事情显然已经达到了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程度。我能想象，不管我母亲别的感受是什么（我知道她会默默地站在我这边），但她还是被动地感到了某种耻辱。自从那次她告诉了我，她所体验的那种“麻木”之后，我就能够想象所有母亲心中的那种内疚了，因为我通过自己已经了解了它。
但是，我仍然还不能说了解。现在对我来说，去写我母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太了解这种难度了。我会努力去描述我乐意成为她女儿的那部分内容，但我发觉我被分离了，在她的皮肤下滑行；我的一部分完全与她融为了一体。我知道，那种指向她的积累得很深的愤怒在我心中仍然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四岁大孩子的愤怒，由于错误的行为就把她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关禁闭，尽管是我父亲的意思，但却是由我母亲来执行的惩罚；这是一种被要求长期坐在钢琴前练习弹奏（仍然是他的主张，却是她指定的课程），直到我面部持续痉挛的一个六岁孩子的愤怒（作为一个母亲，我知道一个孩子的面部痉挛——这就意味着有一把自责与痛苦的刀子在切割他的整个身体）。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一个怀孕的女儿即使在拼命地想母亲，但同时也觉得她是自己仇人时的那种愤怒。
我也知道，在她的心中也必然存有那种深沉的愤怒；每一个母亲都清楚对孩子的那种愤怒是不可阻挡和难以接受的。当我想到那种情况，我母亲是在那种情况下成为一个母亲的，想到那些不可能兑现的期望，我父亲对孕妇的厌恶，所有那些他无法控制的愤怒，我对她的愤怒就会转化成悲伤，转化成一种为她而生的愤怒，然后又变成一种对她的愤怒：这是一个孩子属于过去的、无法消除的愤怒。
我母亲现在活得像个独立的女性，她总是打算去做这样的女性。她是个非常可爱、令人赞叹不已的祖母，一个在新领域不断探索的人；她生活在现在与未来，而不是生活在过去。我不希望拥有幻想——那些无法克服的孩子的幻想，我想——有些东西可以通过与她的对话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在其中，我们可以说出我们所有的伤痛，超越我们作为母亲与女儿所经历的那些痛苦，最终述说我们心中的一切。只是在我写下这几页的时候，至少我会承认，她的存在是多么重要，并且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如此。
在20世纪新女权主义思潮兴起的早期，对我来说，去分析我母亲所受的压迫，去“理性”地——并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母亲为什么没有教会我们成为女斗士中的一员，为什么她们要束缚我们的手脚，或完全扔下我们，这未免太嫌简单了。过去的分析是准确的，甚至是激进的，但它仍然像一切政治所狭隘理解的那样，假定人的意识能够理解所有的信息。在我们大多数人当中，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一个女孩男孩仍然希望得到一种女性的养育、温柔与赞同，希望得到一种在我们保护中的能够被运用的女性的权力，希望得到一种女性的气味、接触与声音，在我们恐惧与痛苦的时候，得到女人那双强有力手臂的拥抱。我们每个人一直都在渴望拥有一个被选中的母亲，用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兹（Christabel Pankhurts）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女人的缘故，由于事前估计了（她激进的参政行为的）那种代价，母亲愿意去付出这种代价”。去理解我们的母亲是不够的，我们不应该仅限于此，为了理解我们作为女人的力量，我们需要她们。我们没有必要为我们心中那种女孩的哭泣感到可耻，或者退却；它是我们创造一个世界的欲望的源泉，在这个世界中，坚强的母亲与坚强的女儿将会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有必要去认识这种双重的情形，否则，我们决不可能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甚至不能理解我们当中大多数以这种方式被养育长大的人；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的母亲在以某种未可预测的方式站在我们一边。但是，如果一个母亲由于死亡，或者把我们转给别人收养，或者由于生活迫使她染上了酒瘾、毒瘾，导致长期压抑，要不就是由于精神癫狂而抛弃了我们，如果她被迫把我们交给那些冷漠、无爱心的陌生人，以便赚取为我们购买食物的钱，因为制度化的母亲身份没有提供足够多带薪的母亲，如果她试图按这种制度的要求去做一个“好母亲”，并由此变得焦虑、忧伤，成为我们清教道德的守护者，如果由于她想过一种没有孩子的生活而完全抛弃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理性的宽容，无论单个母亲有多大的爱与力量，我们心中的那个孩子，那个成长在男性控制世界的弱小女性，仍然随时都会感觉到没有被抚养。当我们能够正视并理解这种悖论，这种冲突，面对我们心中那个迷失小女孩的那种探索热情时，我们就能够开始去改变它，并且从女人身上反复迸发出来的那种盲目的愤怒与痛苦就会试着去共同构建一个可能会富有吸引力的运动。实际上，在姐妹身份出现之前，那种关于母亲与女儿身份的知识就早已存在，也许这种知识是暂时的、片面的，但却又是原初的与关键的。
三
存在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心理能量是一个没有被人书写过的伟大的故事，这种能量是自发的，常被歪曲与误用。也许，在人类的天性中不会再有比在两个生物学上相同的个体间所发生的能量交换更为和谐，更容易产生共鸣的了，其中一个在羊膜的保护下躺在另一个的身体里，一个通过分娩赋予另一个以生命。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涉及到人的那种最深刻的相互性和最痛苦的疏离性，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ed）指出：“我们不清楚存在于母亲与女孩之间的那种在生化方面表现出十分亲和的可能性，对母亲与男孩之间的那种差异性也毫无所知。”但这种关系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中却被人们低估与忽视了。无论在神学教义，还是在艺术、社会学或心理分析的理论中，母亲与儿子通常都是作为永恒、不变的双重性出现的。这不会太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神学、艺术，以及社会理论一直都是由儿子们创造的。像一般存在于女人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那种关系，一直都令男人们感到极其害怕。
（那个女人）在身体里孕育她丈夫的孩子……不久之后，通过怀孕的母亲和举行仪式，即使是在出生之前，父亲就会使这个孩子变得高尚起来。当他这样做时……他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的延续提升他的第二次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再次重生。
在埃及的赞美诗中，阿托恩（Aten）或阿图姆（Atum）是受到欢迎，得到赞美的：
女人身上播种生命的创造者
你让体液流入男人的心中，
是你让那个儿子孕育在母亲的子宫里……
在犹太传统的信仰中，人们认为女人的灵魂是与男人的精子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结果就是造就出一个“男性的孩子”。
女儿一直被认为通过无声无息的方式，同时也通过杀婴的方式被抹杀掉，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在哪儿都成了最主要的牺牲者。“即使是一个富有的男人，也总会去抛弃一个女儿。”德·莫斯（Lloyd deMause）指出，从古代到中世纪，男女的比例在统计学上就是严重失衡的，这是由杀婴的习俗造成的结果。女儿不仅被她们的父亲杀死，而且也被她们的母亲所杀。公元前1世纪有一个丈夫理所当然地对他的妻子这样写道：“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如果你要生一个孩子，要是这是个男孩，你就让他活下来，如果是个女孩，你就扔掉她。”由于这一习俗的长期流行，人们就不会去考虑，一个母亲是否会恐惧去生下一个像她一样的女性。然而父亲却可能会把儿子看做是他自己生命的“再次重生”，这样一种“重生”对女儿的母亲却是否定性的。
在《到灯塔去》中，弗吉尼亚·吴尔夫创造了一种现代文学中仍然是最复杂、最强烈的母女分裂的文学意象。非常明显的是，很少有这样的文本，在其中，一个女人会一直把她母亲作为主要人物来描述。拉姆齐（Ramsay）夫人是一个变化多端的角色，在连续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她会发生变化，几乎就像我们在发生变化一样，在我们心目中，我们的母亲也在发生变化。女权主义学者简·利林菲尔德（Jane Lilienfeld）指出，在弗吉尼亚的早期岁月中，她母亲朱莉娅·斯蒂芬（Julia Stephen）就把几乎所有的心血、母姓的关爱全都花在了她丈夫和她丈夫毕生的事业上——撰写《国家人物传记辞典》。后来，弗吉尼亚和她妹妹瓦内莎（Vanessa）打算在彼此的身上去寻找母性的温馨，利林菲尔德指出，伦纳德·吴尔夫（Leonard Woolf）想给弗吉尼亚提供某种细微的关心，这种关心是她母亲给予她丈夫的。在任何情况下，拉姆齐夫人由于她“奇特的严谨、极端的彬彬有礼”，对别人需要的留意（主要是男人们的那些需要），所以她具有吸引人的超凡魅力，即使是一个生了8个孩子的50岁的女人——拉姆齐夫人也仍然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她是“美妙的富有……是男人深陷其极度匮乏中的一种生活之源泉与浪花”，与此同时，“她感觉她称为生活的那种东西是令人恐怖和充满敌意的，如果你给予它一个机会，它就会突然猛扑过来抓住你”。
然而就像利林菲尔德指出的那样，她理解“男人的善意与贫乏”，她并不十分像女人，她的生命完全花在了适应男人的需要上。年轻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用手抱着拉姆齐夫人，坐在她膝盖旁边，她的头靠在她的大腿上，渴望与她成为一个人，“在这个女人精神与心灵的幽室中，她以一种肉体的方式来抚摸她……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难道爱真的会让她与拉姆齐夫人融为一体吗？因为这是无法确定的，仅仅是她渴望的一种结合，而不是刻写在石头上的碑文，所以，它不可能以任何一种男人理解的语言写出来，它仅仅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拉姆齐夫人并非她唾手可得。因为吴尔夫显然把自己变成了莉莉·布里斯科，于是，这种情况就具有某种双重含义：这个女儿在追求与母亲的亲近，那个女人在寻找与另一个女人的亲密，不是她母亲，而是把她的激情与渴望为之奉献的那个人。很久以后，她理解了，只有在她的作品中，她才能够“勇敢地面对拉姆齐夫人”和她那种“超凡的权力”。在她的作品中，她能把“母与子”作为绘画的主题来拒绝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通过她的作品，莉莉·布里斯科是独立于男人的，正如拉姆齐夫人不能独立于男人一样。吴尔夫以一种最敏锐、最温和的方式戳穿了拉姆齐夫人身上那件人格光华的外衣，就像他们需要她一样，她需要男人，她的权力与力量是建立在别人的依赖与“贫乏”之基础上的。
毫无疑问，在《到灯塔去》中，作为女儿的吴尔夫在描述朱莉娅（Julia）之前，多年以来就把她想象成了自己的母亲。另外，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专注之情是针对莉莉·布里斯科的。
她认为，即使有50双眼睛围着那个女人看都嫌太太。在这些眼睛中，肯定有一双对她的美如石头一般盲目。有人想拥有一些神秘的感觉，像空气一样美好，用这种感觉，通过钥匙孔去偷看她，环绕她，看她坐着编织、谈话、静静而孤独地坐在窗前的样子；这种感觉本身会对自己做出反应，并像空气一样被珍藏，这空气掺和有蒸气的烟雾，融合着她的思想、想象与渴望。那木篱对她意味着什么？那花园对她意味着什么？当浪花破碎时，这对她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恰好就是作为艺术家的吴尔夫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这成就不仅仅是对她艺术才能的证明，而且也是女儿对母亲热情的证明，当然，首先是对她需要去理解这个女人的证明。对她来说，这个女人是如此令人崇拜，使人不可企及；她想在一种最复杂的意义上去理解使她母亲与自己分开的那种差异性。
生活在以母亲为主的家庭中的女性活动家与艺术家，也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觉得，她母亲无法理解或同情她人生的目的与使命，或者觉得她母亲会喜欢与看重一个更加传统的女儿，或儿子。为了学习护理，南丁格尔不得不与由她母亲代表的那种上流社会保守的维多利亚式的母性传统作斗争，不得不与那种局限在客厅与乡村宅第的人生命运作斗争，在这些地方，她目睹了女人们“由于无事可干”而变得疯狂。画家保拉·莫德斯汉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一生都担心和恐惧——她母亲不能接受她生活的方方面面。1899年，在她写的自己为作品奋斗的文字中，她说：“我专门为我母亲写下这些。我认为，她觉得我的生活是一种长期的自我主义享乐的不断沉迷。”由于离开了她丈夫，她写道：“我曾经非常担心你一直都在生气……而现在你对我却是如此之好……你，我最亲爱的母亲，就在我身边，祈福我的生命。”写这些话是在她死于生孩子的前一年：
我长期都感到心慌意乱，并且总是如此……只是偶尔才能稍停下来，然后又再次奔向一个目标……当我看起来不可爱时，我请求你记住这一点。这意味着我的整个身心仅仅关注的是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称为利己主义。如果是这样，那它就是最崇高的。
我把头放在你的腿上，这样，我才能继续往前走，为我的生命而对你充满感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那个著名的句子，“我从来就没有母亲”，被人们作过不同的理解，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她总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是个异常者，与她母亲过的那种生活是分离的。她最关心的那些事，她母亲无法理解。即使这样，当她母亲在1875年瘫痪发作时，她和妹妹两个人仍是给了母亲周到细致的护理，一直到1882年她去世。在那一年狄金森写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们母亲的离开是如此令人绝望地震惊，我们两人都感到失去了知觉……唯有在她去世前的那个晚上，她才显得很高兴，觉得饥饿，并且以极大兴趣吃下了一些我为她做的晚餐，当时，由于开心，我笑了……
由于悲伤，我们弄不清楚该如何去宽恕我们生活中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人（与她类似的人），如何宽恕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人，悄然离我们而去的母亲。
尽管窃取了她可爱的面孔，但我们仍然不能彼此相知，仿佛感觉在与一个醒来时会消失的幻梦搏斗……
女儿的信是以这位诗人的哭诉结尾的：“啊，语言的幻象！”
“在西尔维亚和我之间——就像在我母亲与我之间一样——存在着某种精神的渗透，有时候，这种渗透是非常美妙与令人欣慰的；但有时，它又成了一种不受欢迎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是奥里莉亚·普拉丝（Aurelia Plath）从另一个侧面对她和女儿西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描述。这种紧密的关系，似乎已给普拉丝《家信》的某些读者带来了困惑，《家信》是她每周或不到一周写给她母亲的书信，这些书信开初是寄自她读书的大学，后来是寄自英国，内容主要是倾诉对母亲的感情。甚至出现了某种倾向，把这种关系看做是西尔维亚·普拉丝早期产生自杀想法的一个原因，归因于她冷酷的完美主义和她对“伟大事物”的沉迷。《家信》展示的仍然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一个真实幸存者的形象；正是普拉丝的父亲为其树立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榜样。这些信远非是完整的，直到大量的材料被公开发表之前，人们肯定会对写普拉丝传记与评论所作的那些努力产生质疑。只是在所有的倾向中，大家都为她对母亲的那种需求，当然，也可以说还有对诗歌与奖学金、书籍与孩子的需求作了辩护，为她要生孩子时对母亲的那种渴望，为努力让奥里莉亚·普拉丝知道她为养育女儿所做的奋斗与牺牲作了辩护。在后期的信中，西尔维亚试图去回避她和母亲之间那种“精神渗透”所导致的痛苦。她写道：“有时候，我没有勇气去看你。”解释了她为什么离婚后不想去美国的原因。“去年夏天，在我们之间，你所看到的和我认为你看到的是那么糟糕。除非我拥有一种新的生活，我无法再次面对你……”（1962年10月9日）。三天过后，她写道：“我毁掉了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有（或曾经有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上的变化……每天早晨，当安眠药的药性慢慢过去之后，我会起来大约五次，在书房泡上咖啡，像疯子一样写作——在早餐之前完成一首诗……恐怖的琐事，仿佛那些家务已让我感到窒息……尼克（她儿子）长了两颗牙齿，已能站立，是一个天使……”（1962年10月12日）
精神的渗透。绝望的自卫。这种束缚人的力量是消极的，因为它粉碎了人的意识，有时会对人构成威胁，使女儿返回到“那些神秘的幽室……像流进罐里的水一样，不可避免地变成某种雷同的东西，变成与人所崇拜的客体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要不就是与我们母亲的冷漠与残酷比起来，我们更不能容忍没有冷漠与残酷。
由于对女同性恋关系持有一种病态——悲剧的观点，孤独之井》成了一部众人皆知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描述了存在于安娜·戈登（Anna Gorden）与她同性恋女儿斯蒂芬（Stephen）之间的那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厌恶之情。斯蒂芬的父亲通过阅读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bing）来“理解”她，把她当成可能是他一个悲剧性的有缺陷的儿子来对待。她母亲从一开始就把她看做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闯入者、一个怪异的存在物。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作为作者的一种自我拒绝的流露，是令人痛苦的，她把被人们接受的，但与她本能相冲突的观点隐藏在自己的心底。她自我憎恨的症结存在于母亲安娜和女儿斯蒂芬之间那种不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想象中。然而在书中仍然出现了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她表达了对母女关系的那种渴望与可能性——这是一种建立在身体感觉基础之上的关系。
草地的芳香可能会神奇地感动这两个人……有时，斯蒂芬肯定会明显去拉她母亲的袖子——她无法独自去承受这种浓浓的芳香！
有一天，她说：“静静地站在那儿，否则你会伤害它——它就环绕在我们四周——那是一种纯洁的气味，能使我想起你！”当时，她脸红了，迅速抬头瞟了一眼，显得有些惊恐，她设想应该看见安娜在笑。
但她母亲却用一种严肃、凝重的眼光看着她，被这个仿佛完全矛盾的家伙弄得迷惑不解……由于树篱下那些白花绣球菊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像她孩子已经兴奋不已一样，安娜也显得情绪激动，因为在这样一种让她们融为一体的方式中，母亲与女儿就只能去使这种关系变得神圣起来，所以，这样一些简单的事物才可能会在她们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她们相互凝视着对方，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一方在另一方身上寻找；然而，等那一瞬间过去之后，她们又一声不响地往前走，在心里也并没有感到比以前更近。
一个在她母亲与自己之间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女人，也许会被迫去设想她母亲——就像斯蒂芬的母亲一样——绝不可能接受她的性取向。然而，尽管有对同性恋普遍的无知与偏执的事实存在，有那种以社会的眼光看，她已经以某种方式“伤害”了她女儿的恐惧存在，但母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想——通过无声、间接、迂回的方式——去相信那个为女人而爱的女儿。那些完全过的是一种传统的、异性恋生活的母亲一直都对她们女儿的女性情人持一种欢迎的态度，并支持她们的家庭安排，尽管如果被问到时，她们常常会否定这种关系的性质。一个完全并欣然接受她对另一个女人之爱的女人可能会去创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她母亲不会去拒绝她。但是，这种接受一开始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它不会像一种意志的行动一样自行出现。
对于我们当中那些拥有孩子，并根据我们对女人感情的深度与宽度来认识与行动的女人来说，与我们的母亲建立一种新的复杂的联系是可能的。诗人休·希尔玛蕾（SueSilvmarie）这样写道：
我现在发现，女同性恋者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重叠的。它和我的爱人与我，我的母亲与我，我的儿子与我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原始、完全包容和最重要的母性连接。
在爱另一个女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欲望，既想去成为一个母亲，又想在我的爱人身上去寻找一个母亲。一开始，我对这种发现感到恐惧。我身边的一切都告诉我，这是邪恶的。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谴责它是一种病态的偏激，一种不成熟的症状。但是渐渐地，我确定了对我自己需求与欲望的信念……现在，我珍惜和相信发生在两个相爱女人之间的戏剧性事件，在之中，每个人都会变成母亲，同时又成为孩子。
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调情做爱的过程中，那种日常生活的分离状态就会得到暂时的消除。当我亲吻、抚摩、进入我爱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个再次进入我母亲的孩子。我想返回到子宫和谐的状态中，同时也返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界。我进入我的爱人，然而她也在她的高潮中完成了这种返回。我长时间地看着她的脸，那种无意识的极乐是一个婴儿从那双闭着的眼睛背后带来的一种记忆。然后，当她向我求爱时……那种强烈的感情同时也是一种推动，一种催生！她进入到这种感情，然后就会与这种新生的狂喜融为一体……这样，我就会再次回到我母亲与这个世界的神秘，就像当母性关系得到赞美时，必然会发生的一样。
现在，我准备倒回去理解那个其身体实际上把我包容的人。此刻，我可以开始去了解她，为我曾经感受到的那些拒绝去宽恕她，去期盼她，渴望她。我绝不会直到我被一个女人所想时才去想她。现在，我知道作为一个婴儿被人抛弃的感觉是什么，去减少我的无知，其意义何在。知道去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并把我微不足道的力量给予她。知道去拥有这种被珍视的力量。既然我知道，我就能回到她身边，回到那个当我需要爱时却不能给予我的人。我能毫无责备地回去，我也希望她为我做好了准备。
在研究1760年至1880年35个家庭的美国妇女的日记与书信过程中，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Smith-Rosenberg）探讨了一种那一时期亲密的、有时明显是性欲面的、维持时间长久的女性友谊模式，确切地说，是一种女性友谊的网络结构特征。这些关系经过了由一方或双方结婚而引起的分离仍能保持那种温柔、奉献的特征。在一个“女性世界”明显脱离男人关心的那个更大世界的情况下，只有女人才会在彼此的生命中占有一种至高无上性。
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
一种亲密的母女关系……处于这个女性世界的中心……这些关系的重中之重也许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培训的制度……母亲与其他年龄更大的妇女会在家政与母性亲份方面认真去培养女儿……让青春期的女孩临时去做家务……帮助分娩、喂奶和断奶。
女儿生下来进入到一个女性的世界……只要母亲的家庭角色仍然相应地保持不变，并且很少有什么选择来与之抗衡，那么，女儿就会倾向于接受她们母亲的世界，会无意识地向其他女人寻求支持与亲密……
也许有人会去思考母亲敌对行为缺乏的问题，今天人们认为这种敌对行为对一个青春期少女争取人身自由的努力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可能的情况是，针对女性侵犯的禁忌……对抑制母亲与她们青春期女儿的这种行为曾经显得非常强硬。然而这些书信看起来却是如此生动，女儿对母亲事情的兴趣是如此强烈和真实，以致要从压抑与否定方面去理解她们这种排他性的亲密是困难的。
这样一个女性世界的缺乏对那个新打开的知识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新的知识领域可以通过来自欧洲的移民妇女其孤独与怀旧情绪的表达来得到理解。这些妇女离开欧洲，远离她们昔日所拥有的那个由朋友、母亲、姐妹构成的网络圈子。大多数这样的妇女一直都在自己住的地方年复一年地焦急地等待着老家的来信，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方式来与孤独作斗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妇女在1846年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拥有几个女性朋友，我会感到非常满足。我会想念这些朋友。”如果生活在她母亲与其他女性亲戚身边又没有生孩子和养育孩子，那位开发区的母亲就不会与她走得很近，并与她一起分享她做母亲的经验；要是霍乱或白喉症出现在一个孩子或孩子们身上，她就不得不自己去面对那个由死亡与悲痛引起的残酷的现实。孤独、无法承受的痛苦与罪责很有可能导致她长时间的忧郁或精神崩溃。如果新边疆地区给了妇女某些更多平等、独立和反叛传统角色的机会，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同时剥夺了一个女性社会中许多情感的支撑与亲密。这种剥夺通过她们的母亲而伤害她们。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女权主义的发展，20世纪年轻女子的“解放”神话（吸烟和随便的性关系），已获接受和实践的女人节育自由选择的兴起，也许它们在削弱母女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关系，一张女性友情的紧密之网才得以在一种共同生活模式与共同期待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大约到了1920年，由于弗洛伊德思想的普遍传播，强烈的女性友情在学校的女生之间还能作为“热恋对象”来接受，但如果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生活，那肯定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退化与神经官能症。
四
正如诗人林恩·苏克尼克（Lynn Sukenick）所解释的那样，“厌母症”不是对某个人母亲的恐惧，或对母亲身份的恐惧，而是对成为某个人母亲的恐惧。成千上万的女儿都留神她们的母亲，当母亲在灌输一种妥协与自恨时，她们就打算摆脱这种妥协与自恨，这种东西通过她们，女性生活的束缚与堕落就必然会被遗忘。彻底去恨和否定一个母亲与超越她去理解那些作用于她的力量相比要容易得多。然而何处母亲被恨到一种厌母症的程度，何处就可能同时对她有一种最强烈的吸引力，有一种恐惧，以致假如有人放松了自己的警惕，她就会完全与她合二为一。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可能会与她母亲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但仍然会借她的衣服来穿，借她的香水来用，当她离开家时，她料理家务的风格也许就是她母亲风格的相反类型：从不整理床铺，不洗碗，在一个女人整洁照料房子的无意识的颠倒中，她必须把自己从生活的常规中解脱出来。
然而，用格雷斯·帕莱（Grace Palay）的话来说，“她的医生儿子和小说家儿子”都会指责与讥笑那位“犹太母亲”，犹太女儿都会与那个生她们的女人和她们会成为的女人的惊恐、罪责、矛盾心理与自我仇恨捆绑在一起。在犹太女儿的生活中，“厌母症”是一种后来才出现的倾向。事实上是犹太小镇、少数民族居住区，以及早期移民时期的犹太妇女在供养她们研究犹太教法典的男人，哺育孩子，管理家务；是她们在与充满敌意的非犹太世界打交道，以各种实在与主动的方式来使犹太经济与文化的幸存成为可能。只是在后来移民的几代人中，由于日益兴起的民族同化主义思潮和要求男人掌控经济领域的压力，人们才希望女人削弱她们在这方面的作用，去扮演全职母亲与家庭主妇的角色，这种角色是不信犹太教的中产阶级所要求的。
“如果我不结婚，我母亲就会杀死我。”“要是我不结婚，我就有可能杀死我母亲。”由于她的精力没有被其他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事物占有，那么毫无疑问，全职的“操持家务者”就会经常陷入无比混乱、巨大痛苦、被占有欲控制，以及对她孩子神经质般的担忧之中，就会通过那位“犹太母亲”在幻想中得到拙劣的模仿。但是这个“犹太母亲”仅仅是19世纪的妇女被迫从所有角色（除了一个角色）中退出时杜撰的概念。
厌母症可以看做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分裂，在那种想去彻底消除我们母亲束缚的渴望中，使我们变成一个独立与自由的人。在我们心中，母亲代表着受害者、不自由的女人和殉难的人。我们的人格仿佛是危险而模糊的，并且与我们母亲的人格相互重叠，在一种想去了解何处是母亲终结，何处是女儿开始的绝望的努力中，我们施行的是极端的外科手术。
当她母亲离开后，马萨（Martha）以抗议的姿态用手捂住她的肚子，柔声细语地对它里面的生命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到它，自由将是它的礼物。她，马萨，那种自由的精神会通过她，马萨，那种母亲的力量去保护这个生命；母性的马萨，那个敌人，不会被允许进入这个画面。
所以，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主人公——她一直觉得被她母亲完全占有了——当她也意识到将成为一个母亲时，她就使自己处于一种分裂状态，或试图去处于这种分裂状态。
但即使是有孩子的母亲，也会处于一种严重的谨小慎微之中，就像卡特·肖邦（Kate Chopin）在《觉醒》中所描述的一样：
蓬蒂内尔（Pontellier）夫人不是一个母亲式的女人。那些母亲式的女人其热情似乎会胜过格兰德岛的夏天。要去了解她们是非常容易的，她们会由于竭尽全力而变得焦躁不安，只要有任何伤害，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她们都会变得束手无策，会去惊吓她们的宝贝孩子。她们是崇拜儿子、敬畏丈夫的女人，并把抹去她们的个性，长一双护卫天使式的翅膀视为一种神圣的荣幸。
埃德娜·蓬蒂内尔（Edna Pontellier），追求自我快乐与自我认识的她（尽管完全要通过男人们来追求）被人们认为作为母亲是“不合格的”，虽然她的孩子与其他绝大多数孩子比起来，具有非常明显的独立性。科拉·桑德尔（Cora Sandel）塑造了她的主人公艾伯塔（Alberta），一个反对其母亲珍妮（Jeanne）的女人，她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母亲式的女人。艾伯塔是一个作家，“最近几年（由于恐惧）一直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母性特征与专注于家务而感到困扰”。她觉得既被能干而精力旺盛的珍妮所责备，又被她所厌倦，珍妮始终在用一只眼睛来盯住每一个人：
“不要忘了吃你强身的药，彼埃尔（Pierre）。然后，你一定得躺一会儿。你会做得非常好。马尔特（Marthe），你已经抓伤了自己；在我把碘药敷在它上面之前，请不要接触任何东西。你应该去看看老太太。普兰（Poulain）、艾伯塔（Alberta），在我卖掉这些多余的沙滩鞋之前……我认为托特（Tot）不会在太阳下呆那么长时间，艾伯塔……”
所以，那些主要把自己定义成母亲的女人也许对那些不这么认为的女人来说，就既是令人恐惧的，又是招人反感的，或者，她们会觉得不适合去扮演像肖邦所定义的那种母亲的角色。莉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也会拒绝去扮演这种角色：她不想成为拉姆齐（Ramsay）夫人，她认为要是这样，这对她是残酷的。
五
女儿失去母亲，母亲失去女儿，是女人一生中的主要悲剧。我们知道作为人类伟大悲剧化身的李尔王（父女决裂）、哈姆雷特（儿子与母亲）和奥狄普斯（儿子与母亲），但直到现在仍然不敢去重视产生在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那种激情与沉迷。
曾经有过这样的重视，但我们丢失了它。它表现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宗教秘仪中，2000年来，它奠定了希腊生活的精神基础。根据得墨忒耳（Demeter）和珀珥塞福涅（Persephone）母女神话的说法，这种秘仪是被严格禁止的，是古典文明的最大秘密，不能在公开的场合举行，只能对新入会的人开放，这些人事先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净化过程。按照公元前7世纪荷马写的得墨忒耳的赞美诗，这种秘仪是在女神本人与她女儿重聚时创建的，在这个神话的一个版本中，女儿珀珥塞福涅被大地之主波塞冬（Poseidom）强奸与拐骗，在之后的一个版本中，强奸与拐骗她的人是冥王哈得斯（Hades）或者布鲁图（Pluto）。得墨忒耳通过禁止谷物——她是谷物之神——的生长来为她失去的女儿复仇。
当她女儿又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大约仅仅在那一年的9个月中——她在这些月份又重新让大地充满果实与生命。但是《荷马史诗》告诉我们，在女儿回来所感到的欣喜之中，得墨忒耳送给人类最重要的礼物并不是让植物世界恢复生机，而是在埃莱夫西斯创立了宗教仪式。
大约公元前1400年至1100年开始在埃莱夫西斯举行的宗教秘仪，被人们认为是人类精神遗产的一块基石。荷马史诗这样写道：
在这个尘世的男人中，见到过这种秘仪的他是有福的。在这样的事物中，他肯定会以一个重要的角色参与到这种秘仪中。在狂乱的黑暗里，他将是一死去的人。
此外，品达罗斯（Pindar）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也对那些入会者与“所有其他的人”，那些未行秘仪者作出了区别。人们经常引用罗马的西塞罗那句作为这种秘宗的格言：“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理由，不仅生活在欢乐之中，而且也死于更大的希望之中。”人们已经把在古代精神生活中由埃莱夫西斯秘宗所扮演的这种角色与基督激情与复活所扮演的角色作过比较。只是在由该秘宗所庆贺的这种复活中，主角是一个母亲，通过她的愤怒产生了一个奇迹，一个来自地狱的女儿。
埃莱夫西斯的这些仪式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被人们所模仿与抄袭。但那个独特而神圣的地方除外，这个唯一的让人有可能体验真知灼见的地方就是埃莱夫西斯的神殿。它位于“处女井”或喷泉的遗址，人们设想这是得墨忒耳坐在那儿为失去的女儿悲伤的地方，这是她回去创建秘仪的场所。2000年后，当阿拉里克（Alaric）统治下的哥特人于公元396年入侵希腊时，这座神殿被摧毁了。
但是在这2000年中，每年的九月都会有一次，那些神秘信教者与入教的人通过海水浴来净身，然后举着火把，捧着一束束长春花列队步行到埃莱夫西斯。在那儿，他们最终会接近那种“目光”——处于那种“始终在看的状态”。猪（还有其他被祭献给那位伟大母亲的动物）被屠宰用来祭奠得墨忒耳，作为入会仪式的第一个步骤被吃掉，以表对得墨忒耳的敬意。只有入教者和祭司长才被允许进入最里面的神殿，那儿是由于雷声的召唤得墨忒耳的女儿珀珥塞福涅显身的地方。在一束强光的闪耀中，冥府女王珀珥塞福涅带着她的婴儿在这里出现过，对人类来说，这象征着“死亡中的诞生是可能的……如果他们信奉这位女神的话”。在创始人分裂使这些仪式彻底中断的某个时期，这种秘仪的真正意义是让生与死合二为一。
按照C.凯伦伊（C.Kerenyi）的说法，我在上面引述了许多他对埃莱夫西斯的研究，在这些仪式结束的时候，那位祭司长会转向入教者，向他们展示一段被切断的谷穗：
所有那些一直在“看”的人，一看到这实物，就仿佛从来世脱离进入到这个世界，他们回到了这个包含有谷物的实在世界。谷物曾经是谷物，不会有比谷物更多的东西，但是对那些入教者来说，它也许就是得墨忒耳和珀珥塞福涅给予人类的全部：得墨忒耳负责食物与财富，珀珥塞福涅负责尘世生命的降生。对那些已经在埃莱夫西斯见到珀珥塞福涅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隐喻。
一块公元前15世纪建在埃莱夫西斯刻画女神得墨忒耳与珀珥塞福涅的巨大浮雕，在她们之间有个男孩特普托勒密斯（Triptolemus）的头像。特普托勒密斯是那个“最早出现的男人”，他肯定是由于得墨忒耳馈赠谷物才来到她身边的。根据一个神话的说法，通过在埃莱夫西斯的入教仪式，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种暴力、好战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了一种和平、农耕的生活方式。人们猜想是他传播了那三句圣训：“尊敬你的父母”，“用财富来敬神”和“不伤害动物”。只是凯伦伊表达得非常清楚，特普托勒密斯在埃莱夫西斯肯定不是个重要的人物。得墨忒耳作为“稳稳当当登上王位”的谷物女神早已存在于古代的过去，对人来说，她是物产的给予者。然而在她作为秘宗女神的形象中，她的变化却非常大：“她亲自在悲伤与痛苦中去探索传教的方式与途径，致力于秘宗的核心工作，也就是说，她是以作为女儿母亲的身份来做这一切的。”
得墨忒耳与珀珥塞福涅的分开是一件情不由己的事情，它既不是一个女儿反抗母亲的问题，又不是一个母亲拒绝女儿的问题。在传统的家长制世界中，埃莱夫西斯似乎一直都是最后一个伟大女神多样性的复活之地。另外，瑞亚（Rhea），得墨忒耳的母亲也出现在某些神话中；但与此同时，珀珥塞福涅却成了一个地狱中的母亲。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认为，那种秘仪是建立在一种非常古老的女性仪式上的，男人有可能被排斥在这种仪式之外，这种可能性告诉我们，母亲——女儿的那种里比多投入是多么可怕与复杂，即使是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也是如此。甚至在基督降生之前的千百年中，每一个女儿肯定都在渴望一个爱她的母亲，渴望一个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使她能够摆脱强奸，把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母亲。每一个母亲肯定一直都在渴望得墨忒耳的权力，渴望她愤怒的力量，以及与她失去的自我相协调的能力。
六
得墨忒耳珀珥塞福涅神话的一个离奇而复杂的现代版本存在于玛格内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表象》中。她故事的讲述者——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说她自己“不能爱”，“不能感觉”——回到加拿大的一个岛屿，她和她家人二战时期曾生活在那里。她想寻找她父亲，父亲曾一直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然后神秘地失踪了。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情人和另外一对夫妇大卫与安娜——他们都多多少少有点像具有美国风格的嬉皮士，尽管自认仇恨美国所有的东西，但她还是与他们一起回到了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她在周围的树林与不被人注意的小屋寻找她父亲行踪的线索。她找到了被她母亲收藏的一本相册和她童年时代的剪贴簿；她母亲的旧皮上衣仍然在挂钩上摆动。另外，还找到了一些她父亲画的古代印第安人石壁画的草图。她那些嬉皮士的朋友整天坐立不安，为岛上落后的环境而感到厌烦，尽管他们不断声称厌恶美国式的技术资本主义。然而正是小说中的这些男人——作为嬉皮士的加拿大人——正在毁灭这个天然圆成的世界，为杀戮而杀戮，砍伐森林；大卫在残酷地占有安娜，性具有一种剥夺的性质。后来，这位讲述者了解到她父亲的尸体在湖中被人发现了，结果证明，他是企图去拍一些印第安人的壁画时掉入水中的。她圈子中的其他人都中途搭船返回了文明世界；但她留了下来，决定重新回到那个地方，与它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她赤身裸体穿行在树林之中，吃浆果与树根，追寻她的幻想。最后，她回到了那间小屋，以及那座杂草丛生、几近荒芜的花园，在那儿……我看见她。她站在小屋的前面，张开手臂，穿着那件灰色的皮上衣；头发披散在肩头，那是30年前在我出生时就流行的一种发型；她半侧着身离我有一段距离，我只能看见她脸的侧面。她没有动，对那些头发感到非常满意：一部分落在腕部，另一部分飘在肩头。
我停住了脚步。开始时，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有惊奇：那就是她应该所在的地方，她一直都站在那儿，接下来，当我注视时也没有产生我担心的变化，由于害怕，我感到周身发冷，我担心那不是真实的，我的眼睛会伤害纸糊的美人，烧毁她的形象，如果我眨眼睛，她就会消失。
她肯定已经感觉到我的恐惧。静静地把头转过来看着我，从我身边走过，仿佛她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只是她完全不能看见……
我跟着她去了她去的地方。林中那些鸟儿在对着我鸣叫；喂食的盘子上仍然有一些剩下的残食，有一些被撞落在了地面上。我眯着眼睛看着它们，试图去看她，试图去弄清楚她是谁。
后来，她在同一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她父亲的幻觉：
她认识到他是一个闯入者。那小屋、栅栏、篝火、道路全是某种冒犯与亵渎，就像逻辑排斥爱一样，现在那些栅栏也在排斥他。他想，它已经结束了，边界已经不存在，他想让森林重新长在他心灵已被净化的地方：作为报偿……
他转向我，他不是我的父亲。它是我父亲所看见的东西，是当你单独在这儿呆得太久你会碰到的东西……
我现在发现，尽管它不是我父亲，但它是我父亲已经变成的某种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死去……
阿特伍德的最后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拒绝去成为一种牺牲品。除非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必须去宣布放弃，放弃那种认为我是软弱无能的古老信念，由于这一信念，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将给每个人造成伤害……那些文字的游戏，输赢的游戏结束了，在那样的时刻，即使没有其他的东西，它们也必须被创造出来……
她不是“自由的女人”，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与男性身份妥协的方式，与一种男性文化斗争的方式，一直都在麻痹自己，一直都相信她“不能去爱”。但《表象》并不是一部纲领性的小说，它是一部诗人的作品，充满了泛灵论与超自然主义的内容，对父亲的寻找导致了与母亲的再次融合，母亲生活在被称为动物之主的旷野的家中。以某种模糊而潜意识的方式，阿特伍德的讲述者通过她幻觉的瞬间，通过她母亲短暂而令人惊异的显灵，开始认识并接受了自己的力量。她一直都在努力——通过禁食与牺牲——去超越父权社会的一切。她不能待在那儿：那种原始的做法（她父亲的解决办法，那种男性的——极端法西斯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她必须在这个时代去抵达并活出自己的存在。只是她一直都有自己的解释：她已经理解了她的母亲。
七
那个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被“母亲照看”过的女人，也许会用她的一生去寻找母亲——甚至会在男人中去寻找她们。最近，在一个女性团体中，有人曾经说：“我结婚是为了寻找一个母亲。”这个观点得到该团体中另一个成员的赞同。我本人记得有一次躺在床上的情景，旁边是我的丈夫，在半梦半睡的状态里，我觉得那个靠我非常近的身体是我母亲的身体。也许，所有性的或亲密的身体接触都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最初的身体。但是“没有母亲”的女人也许会有否定她脆弱性，不承认她感觉有任何母性欠缺或丧失的表现。她也许会花一生的时间来证明她在“照料”其他人方面的能力——就像拉姆齐夫人照料男人一样，这些男人的虚弱让她感到强大，或者在教师、医生、政治活动家、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中表现其母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她给予其他人的那些东西正是她缺乏的；只是这总是意味着她需要其他人的匮乏，以便让她感觉自己的力量。她也许会为平等而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女人之间的平等。
生长在父权制社会的女人很少能感觉她得到了充分的母性；我们母亲的权力，不管是她对我们的爱，还是她为我们而作的努力，其实都是有限的。父权社会正是通过这样的母亲在很早就教导年轻的女性，何为她应有的期求。为了适应一种卑微与令人沮丧的角色，一个女人施加给另一个女人的那种焦虑的压力几乎就不能理解成“母性的关爱”，即使她在这样做的时候，相信这会对女儿的生存有好处。
因为既是欣然又是被动接受这些东西的，所以，那些生活在对其母亲有强烈感情中的女儿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母亲的受伤害几乎不会使女儿感到耻辱，它会使那个女儿变得残缺不全，因为她是把母亲当做成为一个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线索来观察的。像中国传统的缠脚妇女一样，她是通过自我折磨的方式来得到承认的。母亲的自恨与卑微的期望对女儿的心灵来说是一种束缚人的激情。正如一位心理学家观察到的：
当一个女孩子露着大腿在屋子里穿过，让屋子里所有的男性（父亲、兄弟、熟人）感到难堪时，那位无助的母亲就会站在那里，并且留心观察，因为这样的事应该在孩子的心中引起耻辱感和罪恶感。在纽约最近的一次有关强奸的听证会上，一名妇女提供证词说，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父亲就把好几块西瓜皮塞进了她的阴道中，让它张开以满足他的嗜好，如果她试图把它们取出来，他就会打她。然而，这个女人之所以直到今天也仍然在表达她的愤怒，那是因为她母亲曾经对她这样说过：“绝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另一名姑娘在她高中一年级时被人轮奸了，她母亲对她说：“你给家庭带来了耻辱。你不再是一个正经的好人了。”当她现在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心中的痛苦仍是难以抑制的，就仿佛它完全发生在昨天。
这并不单纯是一件这样的母亲既感到有责任，又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她们会把自己的罪恶感和自恨情绪带入她们女儿的经历之中。母亲知道，如果被强奸，她会感到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她才会告诉女儿，她是有罪的。她强烈地要求和女儿保持一致，但通过的是软弱的方式，而不是坚强的途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认为，女儿对母亲的愤怒实际上是对她们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不满。然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却指出，在一种早期的令人惊讶的关于阴茎忌妒的政治学观点中，有人认为，“阴茎是有权之人的象征，这种权力是男女文化中一种带有竞争性的人为设置……所以，这种被称为阴茎忌妒的观点与任何社会地位低的人对那些有权之人态度是一致的”。一位当代心理分析学家指出，女儿对母亲愤怒恐怕多半是由于她母亲把她看成是二等公民，同时把儿子（或父亲）看做是她受挫需求的满足引起的。然而，即使没有处于优势地位的兄弟与父亲，一个女儿也会对母亲的软弱无能或斗争精神的缺乏感到愤怒——由于她强烈的身份认同和为自己而奋斗，她首先需要的是既被别人所爱，又需要为这种爱而斗争。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儿的教养需要在母亲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教育意识。母女之间那种精神的相互影响会遭到破坏，但仍找不到它何以会如此的理由。一个尊重与热爱自己身体的女人，一个不把它看做是肮脏的或看做是性欲客体的女人，会潜移默化地让她女儿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供人去享受生活的美好而健康的地方。一个为自己是女人感到骄傲的女人，不会把那种自我贬低的想法强加在女儿身上。一个能创造性地运用愤怒的女人，不会由于害怕可能会引起自杀就试图去抑制她女儿心中的愤怒。
在某一种制度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困难的。这种制度一直都在偷窃女人的身体与我们的自我。对那些不仅自我被剥夺，而且由于酗酒、吸毒、自杀的原因对她们女儿无用的母亲，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一个为生存不得不如此劳累，以致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当工作之后感到麻木、困倦时还要去照顾孩子的女人，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孩子不了解这种社会制度，或母亲习俗，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一双迟钝的眼睛，一个不能珍视她的母亲不可能告诉她，她是多么美丽。对那些在其中女儿感到家就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是父亲给了她爱与支持的家庭，我们能说什么呢？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一个养家的父亲，他取代了母亲，而不是对母亲的补充，他肯定会得到母亲宽宏大量的爱，而不管母亲缺席的理由是什么。他也许会做得非常出色，给出一个男人能给予的一切，但要是对他的爱取代了对她的爱，那这位母亲就是双重的失败。
“与女人相比，我总是从男人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控制女人的一种陈腐的观念，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因为我们会欣然去认同每一个似乎能使我们变得强大的人。但又是谁一直处于一个让我们强大的位置呢？一个经常使他女儿得到自我支撑的男人，他会否定他的妻子；他也许会把女儿作为反对妻子的口实来加以利用；他也许很少能感觉到一种来自女儿的威胁，尤其在她崇拜他的时候。
一个男教师也许会增强一个女学生的自信心，同时却会使他妻子和女儿感到窒息。作为个体，当他们选择的时候，男人一直都有能力给予我们力量、支持和某种养家的方式，但这种权力却总是偷取的权力，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权力是禁止给予大量妇女的。最后，我打算在这儿谈谈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只可能是一个女人给予另一个女人的礼物，是我们血液中的遗产。除非有一条爱、自信、榜样的强大线索贯穿在母亲与女儿之间，横跨在一代一代的女人之间，否则，女人仍将在荒野中徘徊。
八
养育女儿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作为女儿，什么是我们想拥有的？能拥有的？作为母亲，我们能给予什么？从最深和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信任与温柔，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但那些成长在一个对我们充满了如此多敌意世界的女人，需要的却是一种非常深厚的爱，以便能够学会去爱我们自己。只是这种爱完全不是那种古老的、已经被制度化了的、叫人去作出牺牲的“母爱”，这样的爱是男人所要求的。我们想要的是勇敢无畏的母爱，最明显的事实是，这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文化使我们产生的是一种受限制的感觉。一个女人能为另一个女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启发与扩展她现实之可能性的感觉。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意味着不仅仅去满足儿童书、电影、电视、学校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简单的女性形象。意味着母亲自己应试着去扩展她已受限制的生活内容，去拒绝成为一个牺牲者。然后，从那儿开始起步。
只有当我们能够富有想象力和无所畏惧地为我们自己希望的时候，我们才能无拘无束地为我们的女儿们希望。但最终，一个孩子并不是一种希望，也不是希望的一种产物。女人的生命——在社会所有的层面——已经在压抑与幻想中生活得太久了，与此同时，我们活动的能量已被培养成和吸收成只知道去关心别人。现在，开始着手去打破这种循环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在产科医生候诊室阅读过文献的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护理的书籍，总会在某些地方向你说明，“你也许有一点郁闷”，并建议“让你丈夫带你到一家法国餐馆吃一顿饭，要不，去商场买一条新裙子”。（大多数女儿所拥有的那种关于丈夫与金钱的幻想永远都会伴随着我们）然而，那位随时允许自己去“休假”或得到“报偿”的忧郁的母亲既没有向她女儿流露女性压抑的那种状态，也没有向其展示那种无路可走的事实。
作为女儿，我们需要既要她们自由，也要我们自由的母亲。我们不需要成为另一个女人自恨与受挫的发泄渠道。母亲生活的品质是她给女儿最重要的遗产，因为一个自信的女人，一个是斗士，能不断努力去创造她生活空间的女人会向她女儿证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因为对许多贫困的妇女来说，生活的状况要求她们有一种为纯粹的肉体生存而奋斗的拼搏精神，这样的母亲与那些全职的母亲比起来，有时更有可能给她们女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逆境的重压是要付出代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去为孩子的生存奋斗的母亲，也许不得不总是会离开她的孩子，就像蒂勒·奥尔森（Tillie Olsen）的故事所表明的，“我嘲讽地呆在这里”。正如那位母亲痛苦意识到的，因为一个孩子需要某人的关心，对他来说，她就是一个“奇迹”。
许多女人都无法逃避——陷入了两个母亲的分裂状态：一个通常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代表的是那种家庭生活、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期望的文化，另一个也许是女艺术家或教师，她变成了一种叛逆的形象。这个“叛逆的母亲”通常是一名体育教师，她以自己的身体来展示其力量与骄傲，展示一种存在于世的自由方式；她或者是一个与思想生活在一起的未婚女教授，她代表的是一种有活力的职业生涯，单身，并喜欢作“如此这样”的选择。这种分裂也许能使年轻的女人去幻想交替过一种或另一种“母亲”的生活，去尝试两种不同的身份。但它同时也会导致这样一种生活，在之中，她绝不会有意识地下决心去做出选择，她会轮流尝试去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并像她母亲所做的一样，去取悦她丈夫，去写她的小说或博士论文。她一直试图去摧毁那些生存的模式，但又走得不是太远，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并没有人告诉她，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
我们有必要理清那些具有双重含义的句子。“你能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这句话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它忽略了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关于省略掉的那部分内容，我们需要把它们弄明白，而不是在私下里去说那句令人恐怖的连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话：“不要走得太远。”一个女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必要去知道父权社会的诸多麻烦，这些麻烦即使在试图去想象“她们会成为什么”的时候，也是女人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那些能够与她们女儿自由谈论性的母亲，甚至可以在青春期就教会她们避孕的方法，直到让她们脱离这个世界在等待她们的，由那些期望、陈规、虚假许诺和错误观念构成的愚昧。“你能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就仿佛你已经做好去斗争的准备，已经为你创造好了去反对现存文化成果的某些优势，准备好了在面对厌女主义者的敌意时你能够坚持下去。去向一个小姑娘，或者青春期的女子解释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遭遇的一切是有必要的，就像去向一个非白人的孩子说明，那些反动的东西是建立在他肤色基础上的很有必要一样。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人们灌输给女儿的是这一种东西，她的命运就是去“受苦，并且一直去受苦”，女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但也有另外一些东西会让她真正明白所有女人都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那种危险，通过语言与信念，让她知道她有母亲的支持，更有甚者，让她知道尽管去呼吁，去言说，去行动是危险的，但当她每一次都默默地忍受强奸——身体的与心灵的强奸——的痛苦时，她实际上是在往自己的寿衣上穿针加线。
九
我与一位优秀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学者交谈。她向我描述了她早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她在那些有许多教授夫人参加的讨论会或聚会上经常体会到的，她们中的大多数已有或将有孩子，在屋子里，只有她是一个未婚的女人。当时，她感觉她那些热情的探讨、工作上的成就仍然把她归入了“贫乏”女人、失败之人的行列，在她们当中有那么多已成为母亲的女人。我问她：“但你能够想象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多么嫉妒你吗？嫉妒你工作、思考、旅游的自由，嫉妒你作为你自己，而不是某个孩子的母亲或某个男人的妻子进入这个屋子的自由吗？”然而，即使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知道：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生孩子与无孩子这两者是怎样被利用来使女人成为负数和邪恶之承受者的，那存在于“母亲”与“非母亲”（甚至这个术语也是纯粹否定性的，像“寡妇”一词一样，意味着无）之间的那道鸿沟才有可能被弥合。
在语言的缝隙中存在着文化权力的秘密。在整本书中，我被迫回到像“无孩子的”、“无子女的”、“脱离孩子的”这样一些术语上；我们没有熟悉的、为一个女人而准备的专用名字，这个女人通过选择，既不是通过与孩子的关系，也不是通过与男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她自我定义，自我选择。“无孩子的”、“无子女的”这样的词完全是在用一种匮乏的方式来定义她；即使是“脱离孩子的”这个词也仅仅表明，她已经拒绝了母亲身份，而没有说明就她自己而言，在她自己之中，她是什么。“自由女性”这个概念由于具有自由性交、“自由恋爱”、与男人的关系是自由的联想而显得非常激动人心，但它仍然是通过她与男人的关系来定义女人的。“处女”（面对自己的那个她）这个词的古代意思由于“未开花结果的”、完整处女膜的，或完全根据她与神的儿子的关系来定义的罗马天主教圣母的内涵而变得模糊不清。“亚马孙族的女战士”其狭义指的是那些尚武的未婚女子，除了生育（再次通过关系来定义）之外，她们脱离了与男人的所有联系。在这里，“同性恋女子”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不是所有自我定义的女人都会把自己称为同性恋女子；更有甚者，有无数的同性恋女子都是孩子们的母亲。
与逃进某些诸如‘母亲与亚马孙族女战士’、‘部落女族长或游击战士’这种两极分化的形式比起来，不可能还有更简单的关于女人的模式。因为在原始的女族长制部落，不管年龄多大的女性，都被称为“母亲”——即使是小姑娘。母亲身份是社会性质的，而不是一种身体功能。对社会的另一个女性来说，女人是……姐妹，对所有孩子来说，女人是母亲，而不会把生过孩子的单个母亲视为判断的标准……土著居民从男性的角度把自己描述成……‘兄弟身份’，从女性的角度把自己描述成“母亲身份”。不管在什么地方，像六岁那么大的女孩子一直都会照看比她小的同胞弟妹。
“无子女的女人”与“母亲”是一种虚假的截然不同，它是为母亲身份与异性恋习俗服务的。事实上，这么简单的范畴是不存在的。有些女人（像鲁思·本尼迪克特），她们一直都试图生孩子，但却不能生。原因也许是由于丈夫那种没有弄清楚的不孕性，对来自她大脑皮层的信号是拒绝的。一个女人也许一直都把女人的生命看做是与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变的母亲身份环境中，她一直都会这样感觉，如果她想追求任何其他的希望或目标，她就必须保持无子女的状态。正如那位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在一个没有注明日期的片断里所写的：
我没有孩子，我心中的那个女人一直都在渴望这种经历，就仿佛对它的渴望肯定会使我无能为力似的。只是现在当我看着这些通过分娩而生出的可爱的孩子时，我才觉得，由于他们而由他们带给那位母亲的焦虑是多么地缓慢与无足轻重啊！缪斯的那些孩子来得愈快，痛苦与烦恼愈少，那留在心里的东西就会愈轻松。
一个年轻的姑娘也许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她母亲那种被孩子弄得精疲力竭的生活方式，并且一劳永逸地告诫自己，不，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我。一个也许在与男人早期的关系中已经经历过流产、爱孩子的同性恋女子，也仍然会觉得她的生命不太可能去承担一个养子的折磨，或一次人工受孕的责任。一个已经选择了独身生活的女人也许会觉得她的决定可以承担起一种没有孩子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那种母亲身份的习俗，在一个节制生育的时代，影响了那些反对成为母亲的女人。这种习俗太伪善，太具压迫性，是对母亲与孩子的残酷剥夺。
然而，要是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她就不会变成一个“无子女的”女人了吗？比如我，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他们随我的意愿来来去去，与那些仍需要推着婴儿车，匆匆忙忙赶回家喂奶，半夜醒来面对孩子哭声的年轻女子比起来，难道我不是一个无孩子的人吗？是什么使我们成了母亲？什么是小孩子的忧虑？怀孕与分娩会导致什么样的身体变化？养育他们需要多少年？那个从未怀过孕、当她接受一个婴儿开始哺乳的女人，情况会怎样呢？那个把她的婴儿塞进公共汽车站的储藏箱，麻木地回到她“脱离孩子的”生活的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作为老姑娘生活在大家庭中，实际上在养育她那些年轻的弟妹，之后又当了修女的女人，她的生活又如何呢？
那个努力去妥善处理好几个孩子、一份工作，为孩子能有令人满意的看护和读上体面的学校而疲于奔命的女人，也许会对那个看起来很自由，由于脱离了孩子而显得灵活机动的女人产生一种纯粹的嫉妒与愤怒（我就感到过）。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像玛格丽特·福勒，也许会认识到，当母亲生活在父权社会的束缚之下时，对母亲的关怀就是“迟钝而无足轻重的”，她庆幸自己一直处于“自由”的状态，而没有“被洗脑陷入母亲身份的圈套”。但是，这种两极的对立与分化也意味着想象力的失败。
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把“无子女的”女人看成是失败的女人（只有几个特殊的例外，比如，修道院隐居的修女，或圣堂里的贞女），这样的女人无法去谈她性取向的其他方面，由于对母亲的那种虚伪与姑息的尊崇，她是被忽略的。“无子女的”女人一直被人们当做女巫烧死，当做女同性恋被迫害，因为她们没有结婚，就拒绝给予她们收养孩子的权利。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那种男性霸权的明显痕迹：和家庭没有联系的女人，她背叛了异性配对与生育的那种规则。不过，人们仍然希望这些女人能够作为传教者、修女、教师、护士、未婚姨妈来为社会服务；如果她们属于中产阶级，人们希望她们无偿奉献她们的劳动，而不是出卖她们的劳动；希望她们任何时候都用一种温柔的口气去谈论女人的处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她们明显没有受到由于孩子而导致的众多日常生活的拖累，因为她们能够思考、观察、写作，所以，这样的女人在过去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与洞察力的目光，让我们得以理解普通女人的生活经历。如果没有那些“无子女”女人的颇受争议的探索与知识，没有夏洛蒂·白朗特（她死于她的第一次怀孕）、玛格丽特·福勒（她的主要作品在她孩子出生之前就完成了），没有乔治·爱略特、艾米莉·白朗特、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吴尔夫、西蒙·波夫瓦——作为女人，我们今天就会患上精神营养不良症。
“无子女的”女人，如果这个术语具有任何意义的话，由于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男女角色的态度，仍然对女人分娩、哺育孩子的功能构成了影响。每一个与母亲习俗无关的女人都会用她的眼睛去看到她生活处境的残酷层面。
有许多伟大的母亲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如我在别的地方试图去说明的，小说《简·爱》可以被当做一个女人的朝圣之旅来阅读，这是一个女人沿着传统女性诱惑之路的朝圣。在这条朝圣的旅途上，没有母亲的简一次次怀着自尊寻找那些保护、安慰、教育、挑战、养育她的女人。数个世纪以来，女儿们由于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而变得坚强和充满活力，她们把具有实际生存价值的关怀与面向未来世界的激励结合起来，把对脆弱的同情与对我们被埋没的力量的坚守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正是这种做法让我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而不是我们那些已经成为标志的偶然的成就，不是我们“特殊的处境”，尽管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灯塔，是我们应该所是的启明。
我们“要么”是母亲，“要么”是女儿，我们中无一人能逃脱这种命运，只有针对我们的惊讶、迷惑与更多的复杂性时，我们才既是母亲，又是女儿。那些是母亲或非母亲的女人，那些对别的女人有承诺的女人会不断赋予对方某种关怀的品质，这种关怀充满了对存在于真正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不同身份与认同。一旦涉及到纯粹“母性”这个概念，作为女儿，作为我们母亲一种巨大磨难的回声，我们也许会去承担她们为了我们作出的那种勇敢而必需的有限努力的重负，去承受由她们发出的双重信息而带给我们的那种迷惑。然而那种迫切希望我们成为“女儿”的想象力却是胆怯的——因为只有自由精神——而不是“母亲”——才能被理解成永恒的给予者。对我们来说，母亲与非母亲一直是充满了那么多张力与冲突的两个概念，因为很明显，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它都会转过来反对我们。
去接受、整合、强化我们心中的那个母亲与女儿并非一件易事，因为父权社会的习惯已经促使我们去分裂、极化了这些形象，促使我们去把所有那些不想要的罪过、愤怒、耻辱、权利、自由投射到“别”的女人身上。然而，任何一种姐妹身份的激进观点都要求我们去重新整合它们。
十
作为一个本质上是在南方、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种族隔离的巴尔的摩长大的孩子，从生下来开始，我不仅有一个白人母亲，而且还有个黑人母亲。这种很少得到探讨，没有得到表达的关系，仍然控制着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我们不仅仅具有奴隶的身份，同时也是美丽的白人妻子和暧昧而淫荡的情妇，一方面是婚姻侵犯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是不可预料的合法强奸的受害者。对彼此而言，我们一直是母亲与女儿。尽管在最后的几年里，黑人与白人的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在朝一种麻烦的姐妹身份转向，但人们仍然很少知道和揭示我们曾是母亲与女儿的那个时代。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回忆道：
我了解我的老保姆，她在我生病的漫长日子里照看我，当一个小妹妹取代了我作为家庭中一个孩子的位置的时候，她给我保护，安慰我，喂我的饭，用游戏与故事来让我开心，让我躺在她温暖、深厚的胸脯上睡觉，我觉得对她谈不上强烈的爱，但却肯定是一种半带微笑的情谊……我知道，但从来就不相信我对她深深的敬意、温情与爱是每一个孩子长大后会不再需要的一种孩子气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尽管它对我痛苦的心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敢肯定我会去超越这些情感……我知道用眼泪与感伤去谈论她，是在降低“我那位黑人老保姆”的身份，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我的黑人母亲仅仅有四年的时间是属于“我的”，在此期间，她喂我吃饭，给我穿衣，陪我一起玩耍，照看我，为我唱歌，温柔、亲切地关心我。“没有孩子的”她，仍然是一个母亲。她是苗条的，仪态尊严，体态端庄，从她那儿——通过非语言的方式——我了解了许多一个生活在下层的人仍有可能保持尊严的知识。在我妹妹出生后，尽管她仍然在我们家干活，但她不再是专门照看我的人了。另一个保姆来到了我家，但她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感觉她属于我妹妹。20年后，当我离开我父母家，绝不想再回来的时候，我的黑人母亲对我说：“是的，我理解你何以会离开，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为了去过我的生活，我也曾经伤害过某人的心。”几年以后，她去世了，我再也不能见到她。
是的，我知道莉莲·史密斯所描述的那些东西，知道当发现一个人爱着的女人由于一定年龄之后不配享有这种爱而仍然被爱的那种混乱的感觉。那种被背叛的感觉，肉体被侵犯的感觉，许多年来都是不能言说的无名之物，因为没有人谈起过“种族主义”，甚至连“歧视”这个概念都不曾进入我童年的世界。那完全是“事物应然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总是试着去压抑这种混乱与耻辱。
当我开始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黑人母亲，想起了她那种看待事物的冷静而现实的观点，想起了她身体的优雅与骄傲，她美丽轻柔的声音。有好几年的时间，她已经在不经意间离开了我关注的视线，在我回溯性的寻找中，的确就像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的沉默所要求她做的一样，她实际上已被彻底埋没了。
只是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仿佛由于一个类似的指令，我们发现自己与我们自然的母亲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它转向了男人，从此以后，我们情欲与情感的能量便强烈地要求流动。我们的文化让以下的说法变得十分清楚，无论黑人母亲，还是白人母亲，或任何其他的母亲，她们都是不值得我们去深爱与忠诚的。女人变成了对女人的禁忌——不仅指性别特征，而且还包括诸如同事、相互缔造者、精神共同者这样的事实。在粉碎这种禁忌的过程中，我们重新与我们的母亲结合在一起，在与我们母亲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将打破这种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