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被奴役的母性》（1928）中引用了一封女人的信。这个女人想得到有关节育的建议，以便她能毫无恐惧地与丈夫相处，尽到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她写道：“我并没有什么热情，但我试着摆脱我在性爱中应有的羞涩，保持自然，扮好角色。正如你知道的那样，现实和女孩们梦想的生活可大不相同。”半个世纪前，一个普通的女性用那些话总结出传统意义上的母性历史和异性关系（对这个例子来说是婚姻）历史。她只想知道怎样去实现“保持自然，扮好角色”——那两个自相矛盾的，对女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求。羞愧的母亲应该怎样对待女儿？让她了解失去爱，失去家的恐惧，不满成为女人的恐惧，并去教她——教我们所有人——假装性高潮。“女孩们期望什么？”也就是说，如果她想要的不仅仅是世俗告诉她的浪漫与所谓超凡体验？如果她知道一些她真正的需要，譬如柔情，譬如某种爱抚的方式，譬如不仅仅被当成是一个性交和生殖的躯体？是什么给了玛格丽特·桑格写作的勇气，以及尝试适当控制她的身体使用的勇气？是她孩子们的需要？她丈夫的要求？模糊不清，而又无法抑制的自我之声？我们应该把那三点都算上。一代代的女人总是宣称，她们的勇气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和丈夫，然后是为了其他人，最后才是为了她们自己。
传统的母性并不等同于生育和照顾孩子。这种不同甚至大于传统的异性恋与亲密性爱的不同。两者都给了做出选择或拒绝选择的惯例和条件。它们并不是“实在”，但它们形成了我们生活的氛围。研究女性历史的学者已经发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男性创造出的社会行为传统和准则对女人的真正生活并没有必要的意义。不过任何被普遍传播的传统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体验，甚至影响了我们用来表达它的语言。母性的体验与性别特性的经验都受到男性趣味的引导。那些威胁传统的行为，比如：私生、流产、女同性恋主义，都被认为是不正常和罪恶的。
传统的异性恋理论已经告诉了女人几个世纪：我们是危险的、不洁的，是肉体情欲的化身。所以我们变得“没有激情”，冷淡，性被动。如今它带来了西方妇女的“感官享受”和“性解放”和中国对禁欲主义的革命，以及所有否定女人对女人之爱的地方。传统的母性思想要求女人的“天性”，而不是智慧；要求自我忘却，而不是自我意识；要求依靠他人，而不是创造自我。只要它的后代是“合法的”，母性就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只要孩子继承的是一个合法控制他母亲的父亲的姓。根据1914年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短文，那是女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而且1910年一个南方种族主义者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女人使家成为了现实，而家是所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的支柱。”
更现代一点的论点来自英国评论家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在下面的悲观的寓言中，他把今天“解放的妇女”视为易卜生笔下那惊恐的，走向自我毁灭的女英雄海达·伽布勒（Hedda Gabler）（她也拒绝了母性）。
一个被完全启发的思想，目前只关心它的力量与作用，最终会腐蚀和漂白它所有为之尊重的东西——共同过去的传统和记忆。它带来对未来的道德决议：所有软弱和平常的柔情的缺点都将不复存在，没有感情的分化，因此没有任何的依恋。那么为什么还要有家庭？为什么还要有民族？最近兴起的女性怀疑主义可以带来如此全面的颠覆。
父权制似乎不仅要求女人为物种的进步，承担起痛苦和自我否定的担子，而且那一物种的很大一部分——女人——应该保持最初的无知和愚昧。女性的这种“被使用”意识是由人类家庭的道德和感情生活决定的。就像他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多年前的先人一样，汉普希尔认为，当女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时，这个社会就受到了威胁。脱离了母性和异性爱，父权制就不能以传统的形式存在，所以不得不以看似公正和自然的方式对待她们。除了在某时某地，容忍某些个体“变换的生活方式”外，根本问题并没被正视。
二
“神圣的召唤”当然有种完全实际的情形。过去在美国的殖民地，一个普通的家庭有12到25个孩子。一个“老女佣”可能只有25岁，她受到的不是嘲笑，就是责骂。她没有办法解决经济上的窘迫，被迫随着家人四处漂泊，做户主和孩子们的帮手。对她来说没有其他的“召唤”。一位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度过童年的英国劳动妇女写道：我是母亲的第7个孩子，在我之后，又有另外7个出生了。总共14个孩子，把我妈妈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奴隶。大体上来说，她并不想生孩子，或给婴儿喂奶。那时候她已经有了8个孩子，而最大的那一个还不能自己去学校。
在美国的奴隶制下：
农场主要求女人和女孩生孩子是很正常的。在南卡罗来州一个有着100名奴隶的大农场，农场主威胁要抽打所有的女人，因为她们没有生育。她们告诉他，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们不得不在一两英尺水深的麦子沟里干活。在咆哮和恐吓之后，他让监工的老婆告诉她们，如果她们有了身孕，就让她们到干地上干活。
那些白人开拓者里的母亲和黑人女奴隶每日都为经济的发展扮演着全职生产者的角色。黑人妇女常常把孩子捆在她们背上到田里干活。在历史上，女人不仅要生养孩子，还必须得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到19世纪，反对“劳动母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提倡“母亲留在家里”。当科技的发展全面减少了平常辛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家庭规模开始缩小的时候，这些呼声达到了顶峰。全职母亲的概念在1850年后开始形成，而“家”成为宗教上的一种结合。
19世纪30年代，男性的传统声音这样喃呢道（摘自《美国社会论》）：
母亲对后面几代人的幸福都有很大的影响，就其他所有尘世间因果的结合……当我们的祖国充满虔诚和爱国的母亲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里将充满道德和爱国的男人。在神灵的保佑下，拯救世界的这种影响力，一定是来自于母亲的双唇。她作为第一个有罪的人，必须成为俗世的工具来赎罪。母性的影响，毕竟是以上帝之手的名义，必须把我们内疚的民族领向责任和幸福。
母亲承受着夏娃罪过的重罚（她是第一个罪人，被污染者和污染源），正因为如此，她被指望担负拯救男人的重任。唯恐她失败，有许多恐怖的例子来警告她：
正是拜伦的母亲让他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如果这个诗人的罪过应该受到世界的诅咒，这个世界不会忘记正是他的母亲在他年轻的心里培养了疯狂的激情，让这个儿子成为对同伴的诅咒。
不过女性的呼声也一齐高涨。玛利亚·麦金托什（Maria McIntosh）在1950年这样描述理想的妻子和母亲：
她丈夫总能在她脸上看到安详的神情，神圣的至福和“内心纯洁的祈祷”。她的孩子们把她作为世界完美之爱的典范。他们从她身上学到的，比从她的教训中学到的更多。他们懂得了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人类，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她教会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并为它的荣誉而奉献自己。
很显然母亲为父权制带来了益处：她是个人信仰，社会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榜样。母性传统再现和更新了所有其他的传统。
尽管如此，19世纪“呆在家的母亲”，不得不忍受着相似的不幸品质，比如压抑脾气。
当一个母亲不能掌握她自己的时候，是否还能掌握她的孩子……她必须学会控制自己：克制欲望。她必须给她的孩子一个温顺的榜样。可以让一个母亲感到痛苦；让她拥有镇定和见解，察言观色，循规蹈矩。但千万不能让她表现她的愤怒，或是流露出生气的神情。
这是来自男性的期待。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Lydia MariaChild）的《母亲之书》（1931）建议：
你是否会说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方法是有的，而且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祈祷。你会说，也许自己并没有闲暇在每次发火或心碎的时候去祈祷。那并不需要什么时间——“神呀，帮助我摆脱这个诱惑吧！”这种内心突然的祈祷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突然迸发。如果对着那狂躁的骇浪谦卑而真诚地呼喊“冷静！保持平和”，那会使你苦恼的灵魂再次恢复宁静。
对母亲的这种建议让我们意识到了女性大体是怎样意识到自己的愤怒的。在《小妇人》中，那个充满怒火的亚玻伦（Apollyon）女儿玛默对乔说：
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每天我都在生气。乔，但我已经学会不把它表露出来。而且我仍然希望学会不再生气，尽管那也许会让我再花上40年的时间。
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代受到的相似教导：我的“愤怒”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回应，而是内心黑暗、邪恶的污点。我童年的怒火常常被看成是魔鬼引发的“脾气”，从中我把成人世界理解为某种占有。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记得自己因大发雷霆而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而内疚。就好像我也应该教导他们“情绪”是一种性格弱点，与发生在灼热肌肤之外的世界之事毫无关系。母爱被认为是源源不断的，无条件的。爱与愤怒不能共存。女性愤怒时刻威胁着母性传统。
三
在19世纪和20世纪，理想中的母亲和孩子是被禁闭在家的。女人的母亲身份被专门化，她们脱离工作赚钱的“男性世界”进入家庭。奋斗、野心、好胜、力量；从“家庭”走向“公众”或“政治”——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后来的事了。但是理想和现实的力量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的意义明显地变得不再单纯和唯一。
这个概念是怎么开始的？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从最早的定居生活到作为生产中心的工厂大规模增长期间，家并不是一个庇护所，一个使人安乐和逃避残酷“外部世界”的地方。它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工作中心，一个生存单元。在那里，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尽早地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劳动：种植、收割、准备食物，加工皮革、芦苇、黏土、染料、油脂和药草，生产纺织品和衣物，酿酒，制作肥皂和蜡烛，治疗和照顾病人，把技巧和手艺传给年轻人。很少有女人无所事事，她们总是需要照看一个或多个孩子。女人和孩子是繁忙社会中积极的一分子。劳动是艰难的、辛苦的，常常让人精疲力竭。劳动的种类繁多，而且常常是公社制的。怀孕和生子期间，以及失去幼儿后，妇女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女人寿命的短暂往往被天真地浪漫化了，它被解释为是由于不断地遭受营养不良、饥饿和疾病的打击。但是奉献母性和把家变成私人避难所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女人工作的中心。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没有被限制在一种孤立的状态。
在威斯康星州的边远地区，开拓者母亲们是一些小旅馆的老板、学校教师、药剂师。她们维持着家里的生计，也许带着10到15个孩子，给过路客提供食宿。母亲“采集野生植物、浆果、茎皮、野花和草根……她把她们晾干分类……便于辨认……有时她是个外科医生……拿着纱布，包扎处理受伤的手指，或是从脚里取出生锈的钉子，并清洗伤口……救护伤者”。不过母性真正的、耗人的重担是肉体上的：不断怀孕的代价，以及让人精疲力竭地生育和哺乳。
19世纪见证了西方家庭、工作、女人，以及女人和社会生产率之关系的决定性变迁。最早的工厂实际上产生于开始生产纺织物、铁器、玻璃和其他一些商品的农民家庭。它们被卖给了中间商，他们像经营成品市场一样出售那些原料。甚至在铁匠店，女人也和男人并肩工作。女人几乎垄断了酿造行业。尤其是纺织业，一直依赖于妇女。早在14世纪的英格兰，女人们就不仅仅为自家纺织，而且对外出售。
逐渐，那些仍用手工织布或在家纺织的妇女在织布机的竞争下，只好转行到了磨坊。那时，还没有限制劳动时间的法律。一个女人工作了12小时后，还得回家挑起家庭的担子。1844年一个英国工厂的检查员可以这样报告：“夜工和白天长时间工作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她们的劳动力价格更便宜，而且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学会应付身体的劳累。”
那些把年幼孩子留在家的妇女的情况都差不多。要么是让一个六七岁的女儿来照顾，要么是祖母，要么雇邻居家的孩子。有时母亲们会花钱把婴孩交给年长一点的妇女来照顾，而取代母乳的是很稀的燕麦粥。如果一个母亲负担得起的话，就会被要求买牛奶来喂她的孩子。人们给这些孩子注射鸦片酊，来让他们保持安静。外出工作让母亲们没有机会亲自培养子女，这给孩子和母亲都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和不利影响。
由于丈夫的工资不够，或者根本没有工资，一些妇女不得不去工作。由于她们的劳动更为廉价，男性工人们把女工看成是一种威胁。妇女参加工作明显地颠覆了“家庭”与父权制的婚姻。不仅一个男人有可能在经济上依靠他的妻子，女人也可能从经济的角度支配婚姻。双重力量——对儿童幸福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父权价值的担忧——促使控制儿童与妇女劳动的法律的产生，并且主张：“家庭的管理和事务，才是女人真正的领域。”
这样来定义家庭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与某种神力有关的理想，并且它的影响力至今还存在。女人的生产力（再生产除外）第一次被看做是“对时间、财产、道德、健康和生命的浪费”。人们警告她们，离开家不仅仅意味对孩子的忽略，如果她们不让家里舒适，她们的丈夫就会离开家去艾尔啤酒店。男人和孩子的幸福才是女人真正的天职。既然男人们没有照看孩子和家的天职，那么解决之道就是把女人们从工厂里赶出来。
公众开始重视那些母亲在磨坊工作的孩子们的命运，开始尝试设立托儿所。但是就像20世纪的美洲一样，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人们反对政府资助照顾儿童，理由是它亵渎了“家庭与私生活的神圣……家庭是立宪政府的组成单元，是建立在人类的崇敬和羡慕之上的”。迄今，无论法律怎样制定，都没敢涉及这一神圣的领域。即使丈夫和妻子很贫穷，他们在工作或烦人的应酬之后，都能在家里得到补偿，找到力量、恬静和关怀。
1915年英国的“妇女合作协会”出版了由体力劳动者的妻子们写的信，这些信是关于她们在家作为母亲和劳动者的生活。那种生活尽可能地受着理想传统家庭的保护，远离残酷的工作和斗争的现实。一个女人一般有5到11个孩子，还有几次流产，许多人得不到产前护理和足够的营养。“当她可以吃饱的时候，她往往克制自己以节省食物。在工薪家庭如果能有节省的话，并不是由于丈夫和孩子，而是因为那个母亲吃着残羹剩饭，‘嚼着没有肉的骨头’。”那些信件充满了关于不停分娩带来的不安与疲惫的话题。为了流产，许多女人违背她们的天性，不顾丈夫的反对，服用避孕药。但是那些药往往没多大作用，还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带来了不少病痛。不过伴着这些女人所写的身体虚弱、神经紧张、精疲力竭，是非凡的精神毅力、能应付现状的愿望和对境遇不公的强烈意识：
在我做母亲的头几年，我把那时女人不得不经受的痛苦看成是理所当然的。那对让人有良好行为以及避免大惊小怪非常有用……我已经有了最糟的经历——不安的分娩，伴随对着精神和身体失衡的担心；对增加一个人来分享已经很少的津贴的担心；对很快坐完月子，太快挑起家庭担子的担心；或对患上新的疾病，成为生活和所有事情的负担的担心。
许多人写了由于无知带来的伤害。这些年轻的女人根本就还没有为婚姻和怀孕做好准备，更没有料到丈夫会在她们怀孕期间或是刚生完孩子不久无情地提出性要求：
在母兽怀孕期间，那些公兽会为了它们，完全克制自己。但对女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她仍然是男人发泄的对象，就像她根本没怀孕一样……如果一个女人感觉不好，她也不能说出来。因为如果她不让步的话，那个男人会有许多惩罚她的办法。
这次生育，我不怪我丈夫（这个女人有七个孩子和两次小产）。由于我病了，他耐心地等了十个月。当认为是安全期的时候，我把那看做是一种责任，我知道在有限的家庭成员中，不能对丈夫怀有多大的信任……是时候讨论一下怀孕的问题了。而且我们必须让男人们知道我们是有理想的人，向往成为一种比他们用以满足自己的东西更有意义的人。
女人在她们的一生中不仅仅要受孕，还得承担繁重的劳动：拖着大盆子擦洗地板，熨衣服，用煤和木头点起火做饭，还得不停地添加照看炉火。流产后的恢复期，女人不顾医生的叮嘱，在床上搓衣服，熨衣服。尽管她们怨恨丈夫们的性要求以及他们对流产的反对，在家里，她们仍试着容忍她们那辛苦工作了一天和有更多压力的男人：
我不敢在我的丈夫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让他听见我痛苦的哭喊，但是阵痛却不总是能控制的。医生再一次帮我开了安眠药，正好是能在我经受分娩的剧痛时对付我丈夫的剂量。因此当他在另一个房间里熟睡时，我经历着分娩的阵痛，生下那个让一个母亲满心欢喜的最活泼的男孩。
而对女人而言，并不存在从工作中返回家里的说法。
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现实与理想总有所差距。1860年的美国，100万妇女被雇佣。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仅在纽约城就有75000名妇女工作着。1973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有超过600万名六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做着全职工作。每个为了谋生而每日不得不离开她孩子的妇女，失去了自由、空间和照料小孩的机会。从那些统计数据中，可以想象出有多少的不安、内疚、自我怀疑、经济压力和紧急状况。那些呆在家里的母亲的形象——尽管不是真实的——萦绕在挣钱的母亲生活中，责备着她们。但是就像对女人一样，对男人而言的一个危险典型也被树立起来了：母亲——是这无情与冷漠日益增长的世界中的天使的爱与宽容的源泉，是由男性逻辑和他们“客观”、“理性”判断力所控制的女性的、变化的、感性的元素，是这个充斥着战争、残酷竞争的世界之道德典范和柔情，是对人类弱点的轻蔑。
四
压在母亲身上的肉体与精神责任，无疑是社会重担里面最重的。这没法与奴隶或苦力的劳动相比较，因为一个女人和她孩子之间的感情联系使她在很多方面受到的伤害是那些被迫劳动者无从得知的。他可以去记恨或者害怕他的老板或主人，憎恶繁重的劳动，幻想反抗或自己成为一个老板。母亲往往被更多复杂的、颠覆性感觉所俘获。爱与愤怒是可以并存的。随着对我们自身不够“慈爱”的恐惧，女人对母亲角色的愤怒有可能转换成对孩子的怒火。我们在社会里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微不足道，满足不了人性需要带来的痛苦，这转化为内疚与自我折磨。一个女性团体称它为“软弱的责任”，那是一种比维持生计更重的担子。即使贫穷和失业，很多母亲仍在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下维持着生计。但是评判母亲是否高尚，作为女人她是否合格，是看她有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失望”。
无论众所周知的事实怎样，母亲仍被看做“和孩子是一体的”。她最终还是那个负责她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穿着、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他们的智力以及综合发展的人，即使她是家庭里唯一的支撑者，不得已送孩子去便宜的托儿所或糟糕的学校，并不得不独自忍受因此而来的内疚。她自己竭力应付着一个超出她控制的周围环境：营养不良、老鼠、铅中毒、毒品交易、种族歧视，但在社会看来，母亲就是孩子的周围环境。工人可以成立工会，举行罢工，但母亲却彼此隔离在家，带着慈爱的感情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们那些小野东西们的捣乱，常常让我们的身心处在崩溃的边缘。
对母亲们而言，家庭私有化不仅意味着权利的减少，还意味着一种绝望的孤独感。一些东伦敦的妇女和汉娜·加夫农（Hannah Gavron）谈起在一条有着成排的房子的街上和在战后伦敦崭新的高大公寓楼里抚养孩子，两者会有什么不同：后者失去了街坊邻居，生活屈辱，孩子们在一条普通的马路上玩耍时遭受白眼。20世纪5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些结了婚的毕业生住在建在“小道”旁或是街道上成排的房子里，那里孩子们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园子里玩耍。一个母亲可以把她的孩子托给邻居一小时，孩子们在相互的房子里穿进穿出，他们的母亲也是如此。大家都分享着一种随意的、自在的友谊。随着旧状况的改善，人们开始移居郊区，开始是搬到一些小一点的房子里，然后是更大的房子、私人别墅。随着丈夫在物质上的成功，与其他家庭隔离的“家”开始形成。
工薪阶层母亲们住在她们的新公寓里，传统妻子们在新的富裕环境里，她们都失去了某些东西：她们开始等级分化，变成了被家庭束缚的孤立女人。
李·桑德斯·卡默尔（Lee Sanders Comer）是位英国的马克思女性主义者，她重申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核心家庭的评论——一个包括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还有他们孩子的私有化小单元。在这一劳动分化中，男人是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女人的角色是家庭主妇、母亲、商品消费者，以及男人和孩子的情感支柱。“家”的确指“母亲”，她承担了大部分的子女培养任务，而且还得忍受丈夫从工作中带回家的沮丧和愤怒（常常是家庭暴力的形式）。虽然她的工作是在家为丈夫提供怜悯和舒适，以便他们有每天从工厂或矿窑回家的需要，她自己的怒火反倒成了不合理的。卡默尔把这种分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需求。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得要求女人扮演这个情感救助者的特殊角色？为什么总是由女人，而不是男人培养孩子和照看家？这些问题又有多少真的和资本主义，和这一体系有关？就像叶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存活于社会主义——父权制——之下的。
男孩最初对女人依靠，女人从她们的身体里孕育出新的生命，从乳房里酝酿出乳汁，对男人来说，这都是女人存在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情感上，女人是生命的再造者。我们必须意识到那已经从他们身上萌芽出来，想要改变这些惯例的尝试。在父权社会主义下，我们发现母性传统在某些方面被重新修订和改革了，女人被容许以两种身份去服务（正如在我们的历史里，我们一贯去服务一样）——孩子的生产者、培养者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全职工作者。儿童照料中心、青年野营、学校，促进了但没有真正激发工作女性普遍的“双重角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部门的倒闭能把大量的男性带进儿童护理中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母性和异性恋仍然是纳入规定的。只有异性的婚姻和家庭被看做人类的“正常”情况和新社会的基础成分。计划生育也许对女人有效，也许没效，这取决于经济、军事和人口统计的压力。在某些地方，妇女成为新的计划生育方法的牺牲品，但是却没有反对男性对女性身体控制的革命。女人的身体正是父权制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