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个波斯的传说是关于圣经以前的世界创造者。在那个传说中，一个女人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是用她那男人无法模仿的自然创造力来行动。她生了许多儿子。这些儿子对他们无法模仿的能力感到很困惑，变得害怕起来。他们想：“谁能告诉我们，如果她能给予生命，她就不能带走生命。”所以，由于他们对这个女人神秘能力的恐惧，他们杀死了她。
——弗里达·弗罗梅·赖希曼（Freida Fromm-Reichmann），《对女人性快感的否认》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用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定义了母系氏族的结束和父权制的产生。他看到女人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而被强迫结婚和卖淫。他预言性别的解放将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男人对经济独霸的终结而发生。对恩格斯（就像对几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而言，对妇女的压迫，简单来说有个经济的原因，也会有个经济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他不鼓励我们去尝试思索怎样为性别平等的到来而转变：
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卡伦·霍尼说：“男人热衷于隐藏‘两性间存在着斗争的事实’，并且他们对他们思想体系的强调，也使得女人采纳了这些理论。”这是对那句话的最好例证。在她用词优美的评论《两性间的不信任》中，她说出了所有男人对女人的令人愤怒和不安的庇护——她甚至说“包括那些来自和有意识地和女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把她们当成人来尊重的男性的庇护”。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男性的偏见让恩格斯断定一个经济上的解决之道将净化错误的观念，创造一个关于性别的新概念，清除过去的病症，开辟新的未来。但他没能理解母子、母女间的关系，也许不只这些，他同样没能理解作为购买者的男人和作为商品的女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立了男性特权的性别政治。甚至在增长的全球性女性意识觉醒的压力下，男性带来了社会主义趋势和革命，并反映了让男性统治地位和控制力永不改变的愿望。至少叶利·扎列茨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认识，使她尝试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激进的女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进行回答。
经济发展带来的革命并未让妇女受压迫的情况有所改变。男性的特权社会心理传统几乎没有受到女人参与工业生产的挑战，不过家庭观念的加强带动了传统父权观念的复苏，比如对母亲身份的提升。
并且马克思主义断定异性恋家庭传统的劳动分工是“自然的”。但是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两个19世纪男性智力的产物——似乎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把那种“家庭”看成是男人给女人的，被公开的和被隐瞒的难题，而不是观念。对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既是个重要人又是个不重要人：她既是可怕的必要，又是必要的可怕。她不仅仅比“被开发的工人更重要”；她不仅仅是“他者”，她首先是母亲，他们压迫、轻视、控制她，以免她把他吞回她的黑洞，或凝视他，让他成为石头。
当然，否认这一事实存在的父权制理论性说明是在左派政党以外。在一本关于血族关系体系的小书中，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用一些温和的句子描述了“基本的女性功能”。他认识到所有人类关系纽带的基础，人类最基本的纽带是母与子之间的。随后他开始解释直立行走的两足人类怎样要求延长子宫外的妊娠期，使得女人成为首先担负长期的哺育重任的人。“也许在此期间会再次怀孕。”对福克斯来说，这一必然是由于让女人变得无能力，必须“被保护”的体系。恩格斯认为是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导致了男性统治，而福克斯认为是“保护者”角色自然而然导致的：“是男人在玩这个游戏，与敌人搏斗，和做决定”除了关于保护者团体做了多少决定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不管在最初的社会做决定意味着什么，这一概念很可能原本是从母性角色上分离出来的。福克斯创造了一些早期男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形象，暗示了“保护”比力量和权力更应该加以考虑——一个熟悉的修辞。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断定女人抚育孩子的本性角色导致了对劳动的“自然”分工，大体上像接受是男人女人对劳动分工一样接受它，我们怎么能证明：与女人有关的法律、传奇和禁令，从早期的父权神话（比如夏娃）到中世纪的女巫迫害和对女婴的屠杀，到现代的强奸法，关于继母的笑话，到我们时代的虐待狂色情产品，这些都充满了敌意和戒备，而不是在“给予保护”？
后弗洛伊德学心理学的话题之一是：男人通过对自己缺乏的基本的、创造性的母性力量的补偿来实现对文化的贡献。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把男性仪式的开始分析为是对这种女性力量深深的男性嫉妒的自然产物。霍尼表明，不管其他任何方面的男性统治，嫉妒和愤怒都在男性统治思想中有所表达（包括“阳具嫉妒”之类的概念）。这些思想中有对母亲身份的贬低（我称之为降格），和文明进程中的厌女情结。
她看到除了对女人创造新生命力量的这一古老的愤慨，还有对她能左右男性生殖的这一显而易见力量的恐惧。女人作为基本的力量和性诱惑者，对男人来说，她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女人是个神奇的生物，她用心灵交流，并且具有伤害男人的魔力。所以他必须征服她来保护自己。”（很有可能，男人越“理智”和客观，他越不会被那些魔力的思想所奴役。）“慈母心”既来自于性魅力（诱惑者），又来自于“母亲身份”（强大的女神），并且以它的“奉献、无私、自我牺牲”被接受。因此，在14世纪，人们崇拜着处女玛利亚，而活着的女人却被当成女巫虐待和焚烧。
二
约瑟夫·坎贝尔通过追溯从史前开始的女神和天母的普遍形象，宣称道：“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初期，女性神奇的能量和才能，比起世界本身，更是个奇迹。并且这给了女人巨大的力量，它一直是大男子主义人群破坏、控制和终止的目标。”他把农业之外的狩猎和欧里尼亚克时期末（大约公元前30000年）女性塑像的消失与男性针对女人基本力量的自我肯定意识的上升联系起来。他指出女性塑像是：“智慧动物创造的第一个用于崇拜的物品。但是智慧动物的魔力、仪式和雕刻有一个由阴道向阴茎的转变，由本质上的植物性神话向完全动物性神话的转变。”
G.雷切尔·利维贡献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完美具体的对新石器时期意识的再创造。经过对欧里尼亚克时期山洞大量手工艺品和壁刻，以及新石器时期之后文化的建筑风格的实地考察，和对贯穿东、西欧的史前兽群活动和野草分布的研究之后，她得出了结论。她表示一个统一的生命给予准则——在山洞里被具体表达的和在女神崇拜塑像中找到女性准则——暗示了狩猎人的存在。她感到对动物驯服和喂养的开始导致了对“时间变化运动”的最先意识，比如季节循环、星辰交替、妊娠、生育和动物与谷物的死亡。“时间变化运动”带来用数字表示关联、平衡和周期性对称的知识，这些依次使得进步成为可能，比如陶器的发展。但是“智力革命”的必然产物之一是增长的二元性意识——一条理解之道通向它的端点和岔道，后来变成了父权意识的基本元素。
认识事物的周期变化（死跟随生，死后转世，潮起潮落，由冬入夏，月缺月圆），是认识包括了积极和消极事件的过程和延续——尽管作为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事件不太可能标记为完全的“积极”或“消极”。对利维来说，父权制以前的意识开始于一个女性元素的联合，并朝着由女性出场主持的动力学意识发展：“对二元认识的增加，就像人类回归与孕育生命的大地一样，天母保留了她以前的持久和根本的地位……在对新石器时期的考古中，没有发现对男性神明的膜拜……女性才能是欧里尼亚克雕塑的重大主题。”
甚至死亡也是时间变化运动的一部分，是通往转世与重生的循环的一部分。天母“黑暗”和“消极”的一面就这样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并且与她仁慈和给予生命的一面密不可分。就像死亡一样，暴力、杀戮、破坏力总是在那儿，天母形象里潜在的“邪恶”曾被完全分离，然后被分别具化为如龇牙咧嘴的嗜血财母卡利，和杀手母亲美狄亚，那个淫荡和胡言乱语的女巫，“绝育”的妻子或母亲（当我正写这些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给我看了近期《国家地理》的封面——一张一个秘鲁的印度人划船运载一头纯白美洲驼的照片。它将作为的的喀喀岛一年一度庆典的地母祭品，以换得好收成。这一庆典由女魔法师操作，把这头美洲驼的血洒到“帕夏妈妈”〔大地母亲〕上。这样，生命的礼物，即食物，像古时那样和流血与杀戮联系起来，并且它们与天母相联系。即使这样的风俗在今天很少见，它也曾流行一时）。
女人的血不同于男人或其他动物的血。它不仅和经期禁忌的“诅咒”神秘相连，并且和玷污处女的魔力、出生的变幻奥妙、生育本身相连。
正如约瑟夫·坎贝尔认识到的：“分娩和月经的自然神秘和死亡本身一样能直接令人信服，并且延续到它们成为宗教敬畏的开端和主要源泉的那一天。”
在反复出现的英雄神话中，男婴成长为儿子/情人，随后他将经历出自他母亲之手的暴力（谋杀和阉割）。屠龙的神话（又一个暴力的/血腥的神话）讲述了对一个年轻男子的考验，他试图克服对可怕天母的畏惧——他对女人的自然恐惧。根据迈锡尼的神话，为了进入德尔斐，阿波罗不得不与一个女性的龙搏斗，随后那里成了他的圣地。
新石器时期的三角形和神圣的通道——通向圣地的入口上雕刻的女性生殖象征——这一反对女性力量的斗争中，变成了龇牙咧嘴的卡利，或美杜莎的脸和她咆哮的蛇发。“坟墓边吸走刚死的人的灵魂”的仁慈“鹰神”转换为怀孕的怪兽：“河马、鳄鱼、母狮和女人的结合。”
诺伊曼把成年男性的自我看成是个可以与天母有创造性关联的东西——既然完全的成人身份最终需要与死亡本身有创造性关联，就可以假定与她的仁慈和阴暗面都有关。青少年的自我还未自我确定，但仍把女性看成是种威胁，看成“无意识和非自我……黑暗、虚无、空虚和无底的洞”。当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在男人20岁时就能结束的，或是人类意识更原始的舞台所能解决的，这里的问题是男性性欲，并且很有可能在大多数男人身上并延续到中年或以后。事实上，对女性的否定，父权制生来就试图“屠龙”。并且在父权社会，一个完全成年的女人可能仍然经常只找到一个青春期的儿子/情人。甚至当她和他在一起让他惧怕她握有的阉割和死亡力量时，他仍然希望她成为他的情感粮食。这种恐惧就是必须被摧毁的真正的龙。
三
女人总是把自己看成女儿和潜在的母亲，然而，男人总是从概念中分离出各个步骤，先只感觉自己是儿子，非常晚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父亲。当他断定他的父亲身份，并肯定地声称由此能对女人和孩子行使权力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他为了补偿而开始的一些程序，也可以说是为了报复，报复他以前作为母亲儿子的角色。
父权的一神论并不是简单地改变性别上的神圣性，而是剥离了女性的神性光环，像是个讽刺，只让她专门作为母亲（不管她用巨大的魔力创造了父权制以前的文明）——或一个神圣父亲的女儿。她成了将成为父亲的丈夫的财产，而且她来到他身边时，必须是个完整的处女，而不是“二手货”，或者她只能是仪式性的破处。如果他该了解“他的”孩子，他必须控制他们的下一代，那意味着他必须完全独占他们的母亲。“合法”问题很有可能不仅是向自己的血脉传递财产的欲望，简单地说男人的需求是：“我有生产的力量——那些是我的种子，我自己创造的孩子，我基本力量的证明。”进一步来说，当然，孩子是未来世袭财产的接收者。通过他们的祈祷者和祭品，他们将确定父亲在死后灵魂会有个安全的去所。但是他们自身也是现有的资产，被派去田里干活、钓鱼、狩猎和对抗敌对部族。一个妻子的“不育”（知道近期人们才声称“不育”也可能是丈夫的问题）是祸根，因为最终她是进行生产的人。男人需要孩子来加强他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并且男人尤其需要儿子。耶和华的“多多繁殖”命令是一个完全父权的命令，并且他不是在要求天母，而是在吩咐他的儿子们繁殖更多的儿子。因此，恩格斯关于在父权家庭，丈夫是资产阶级，而妻子和孩子是无产阶级的著名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各自对对方来说不仅仅如此，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能比经济上的奴役更长久。
在中东，人们至今相信女人的不育是神对她的不虔诚的惩罚（女人被定为罪人，而不是男人），并且生女儿是个灾难，不仅对母亲是灾难，对女儿也是灾难。希伯来学者拉斐尔·帕泰（RaphaelPatai）说：“从阿拉伯的历史档案中，我们知道从史前时期一直到19世纪，在一个女儿刚出生或稍晚些时候，一个父亲常常决定她的死亡。通常的方法是把刚出生的女儿活埋进沙漠里，直到她死亡。”他引用了一个叫科兰父亲问自己关于他新生女儿的话：“是带着耻辱保留它，还是把它埋到土里？”我已经讲过的早期女性是首要地位的背景，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以用来反对这一问题里的暴力——还有一个事实存在，耶和华的拥护者野蛮地镇压了拥护阿斯塔尔特（源自坦尼特、阿瑟拉或伊什塔尔）的宗派，并且宣称所有女神崇拜都是“令人厌恶的。”
女神母亲被逐渐贬低和否定，并且女人的机会也渐渐减少，高贵逐步降低。父权制的男人让“他的”妻子怀孕，并且期望她递送“他的”孩子。她的自然力量越来越被看为是她所提供的服务和所表现出的功能。在《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得斯》中代表母权的厄里倪厄斯宣布了对奥雷斯特弑母罪过的惩罚，但阿波罗却称奥累斯特的弑母是对他父亲阿伽门农之死的报复，并且他继续说道：
母亲并不是那个被称之为她孩子的家长，只是照料新种子生长的人。家长是那个骑在马上的他。
雅典娜也是父权的代表者。她否认有任何母亲，她是从父亲宙斯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她像个真正的女人典范那样行动，就像她毫不犹豫宣称的那样，只忠于“那个男人”。中世纪的教堂还保留着一个很小的，但完全成形，并具备灵魂的胎儿。它曾被男人安放进女人的身体，就像被放进孵化器。
神圣家族的形象也在发生着改变。无论是在苏美尔、弥诺斯、迈锡尼、克诺索斯还是叙利亚，女神总是个年轻的形象，她的儿子、仆人或配偶常常只是她的陪衬。E.O.詹姆斯把那些年轻的男性人物形象看成是对男性在受精中角色认识的首次标志。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余下的年轻的神更多的是儿子，而不是丈夫；更多的是配偶，而不是伴侣。从恰塔尔山神殿中找到的男性人物形象中，梅拉特看到女神儿子的角色“完全是她的下属”。他说：“可以假定他代表着狩猎的方面，这可以用来回答独立的男神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恰塔尔山的原因。”但最初他是以草木之神出现的，为了草木的循环继续，他必须死掉，再重生。一句话，他仍是带来谷物、水果和其他植物的天母的附加物而已。后来，处女母亲和她年轻的孩子搭档被父亲、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替代了。相反地，伦纳德·帕尔默（LeonardPalmer）引用了迈锡尼的“神圣三人组”的故事。它是由两个王后和一个国王组成。我们发现这样的三人组合也出现在埃及的阿马那家庭，它是由一个父亲，他的儿子和他的小孙子组成。母亲不再是处女，不再“走向自我”，而是“走向丈夫”，变成他的不平等的配偶，或和他的城堡一起，成为他的财产和附属品。
对女神的崇拜大批减少。帕泰描述了犹太人的父权一神论与留有金牛仔的女神宗派间的斗争（世上长角的公牛或母牛对女神来说是神圣的）。他讲述女人为耶路撒冷庙神殿里的阿瑟拉编织“遮蔽所”——也可能是外衣，并且为阿斯塔尔特或阿纳特烤蛋糕。一些女性存在的遗留物和被荣格称为灵魂计划的东西保留在了谢赫拉的概念里：“爱、欣慰、母性、苦难、悲伤”。（数世纪来犹太母亲还有什么含义）一位女神也在13世纪犹太神秘教的复兴中重新出现了，她的名字是马特罗丽特（Matronit）。根据帕泰的说法，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经常独自出现的女神，但她身上似乎还有些犹太教主流思想的遗留。在《古兰经》和《旧约圣经》中，被定为不洁的猪在女神崇拜的宗教里是个反复出现的动物。在克里特岛，大母猪被视为是神圣的。有时，它也是伊希斯的化身，是阿芙洛狄特盛宴上的祭牲，是崇拜得墨忒耳的伊纽瑟斯宗派的象征。“在禁止吃猪肉和把猪视为不洁的地方，我们能非常肯定它最初的神圣特征。”
简·哈里森叙述了对一个希腊神话人物，来自克里特岛的大地女神潘多拉的贬低。她由完全的给予者变为一个漂亮的姑娘，用所有奥林匹斯山的神赠与她的礼物引诱男人。潘多拉那著名的“盒子”打开时，把各种不幸和麻烦放到人间。它的原型是大地女神用于储存诸如酒、谷物和水果这些东西的坛或罐。赫西奥德（Hesiod）讲述了一个传奇：“他全是为了天父，并且在他创造的奥林匹斯山上，天父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大地女神。”那之中“丑陋和恶毒的神学的敌意”让简·哈里森吃惊不小。
斯莱特（Slater）认为整个奥林匹斯山神话都浸透着对成熟、母性的女人的恐惧。广受爱戴的女神雅典娜是从父亲宙斯的脑袋里出生的，是个没有孩子的处女，并且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她坚称对男性的忠诚。赫拉是个爱妒忌的竞争性配偶，并且像该亚、瑞亚、美狄亚和克莱特蕾斯塔一样是个毁灭型的母亲。他从15世纪希腊的性别政治信条中得出这一恐惧的理论。在那个时期的希腊女人很少受到教育，被买卖进婚姻并且只能充当孩子生产者的角色。男人的性爱好是同性恋倾向的，为了知性的友谊，男人寻找着情人或另外的男人。他断定母亲充满着对她儿子们的嫉妒和愤怒，并且，由于她自己的挫败感，会在她儿子的早年过分地控制他们。她的儿子们会觉得她的感受具有潜在的毁灭性敌意，这一点后来被表现在神话和古典戏剧中。
四
对太阳的崇拜，总是迟于对月亮之神（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的）的崇拜。这是父权思想的另一特征。古人并不认为月亮是受阳光的反射，而把它看成是在夜晚黑暗中独立的发光体；太阳只是个居住者，而不是白昼的光源。
很难看清，像阿马那时期埃及艺术中一样，太阳是如何开始拥有支配地位的。尽管一个太阳之神曾处于埃及宗教思想的中心地位，但仍有很强烈的女神崇拜体现在伊希斯、哈特霍耳、努特和内普瑟斯的人物中。公元前14世纪，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on）彻底改变了埃及的宇宙论，他把阿腾或太阳圆盘设为新宗教信仰的唯一化身。在他的首府，阿马那的阿滕宝座之地，他鼓励一类艺术，这类艺术反复表现着太阳圆盘和它的万丈光芒所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一神论，以太阳为中心和父权宇宙。
当我们想起阿马那艺术时，总会想到著名的内费提特（Nefertite）半身像。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因为她受到欢迎而夸大她自身的重要性。实际上，阿马那艺术所反复表现的女人和家庭的形象，看起来与当代的固定模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那些雕刻的形象中，阿肯那顿即是君主，又是神明（阿腾的化身）。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王后内费提特，她具有非凡的举止和高雅，与当代的理想女性形象非常接近，并且比大多数父权制以前的女性人物具有更高贵的美丽。但她毫无疑问是次要的，只是个配偶。即使被描述为高贵和骄傲的王室女神，但在本质上，她只是个象征性的女人。在一块石碑上，描绘出这一王室家庭（阿肯那顿、内费提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不拘礼节的，甚至亲密的家庭场景，表现了许多尘世的亲情。但在他们的上方，阿腾放出光芒，那才是这个作品的中心和要点。
为了建立对阿腾的崇拜，阿肯那顿不仅重新整理了已被破坏的早期的神的形象，把他们名字从纪念碑上除去，并且禁止了“神”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西里尔·奥尔德雷德（Cyril Aldred）说：“表达‘母亲’和‘真理’的词是从它们旧的联想中净化出来的。”这其实只是在逗弄人，因为象形文字中代表“房屋”或“村镇”的字也代表“母亲”，和强调个体培养一样强调了集体观念。
在《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得斯》中，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成为父权的代表者，受到那个否认她母亲的女神雅典娜的支持。阿波罗也是诗歌和里拉琴之神，也和光明、树木和治愈的艺术相连。他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简·哈里森说明了阿波罗来自欢乐女神，她的土地长满可以止血的牡丹。那种可以止血的药草在东方受到了普遍尊敬。但是她的妹妹阿耳忒弥斯，作为被贬低的女神，也和治愈药草相联系。阿波罗和树木的关系很有趣：美丽的少女黛芬妮为了避免被他强奸，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把这棵树当成他的个人标志。在德尔斐，他杀死挡道的女龙，接管地球女神神谕的圣殿时，手中握的正是月桂树的树枝。
阿波罗吸收了许多天母非常有魅力的方面——甚至和月亮配对。树木，药草的母亲和生命的保护者，变成了一个男性的神，并且月亮女神成为了他的妹妹。斯莱特称他为“反母权的具化形象，天神的缩影，反地球之神的战士。他皆具阳光、奥林匹斯、坚定和理智”。当然，用简·哈里森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父权“独立”的例子。正统的希腊人不会允许认为阿波罗有“黑暗的行为和梦想”。他完全是个清澈和光芒四射的男子。哈丁认为对月亮的崇拜代表了对本性和自然法则智慧的尊敬；而对太阳的崇拜是与控制自然力量的观点相联系的。当然，阿波罗被定为骑着太阳战车的神。“阿波罗的崇拜者”理智地控制着自然，与崇拜狄俄倪索斯宗派的凭直觉行动正好相反。与无意识对抗的意识力量，母权之上的父权盛宴一起进入到这一神话中。
为什么太阳应该代表一个独立的意识，而月亮崇拜允许对立的共存，这整个的过程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月亮本身会持续变化，人们可以看到它的许多不同形状，然而太阳只以一个单独的、唯一的形象出现。这也许说明了人类的各种感觉能够强有力地从一个事物移到另一个上。不管怎样，随着太阳崇拜宗教的出现，天母的多重性格和外表开始遭受削减。并且一些部分从她身上分离，一些经受了性别的转变。从此以后，女人自身将生活在父权的体系中，生活在男性神学的法律之下，生活在男性公正的“光辉”中。
五
男人与作为母亲的女人的联系确实有两种方式：现实的与神秘的。他曾经完全地依赖于她。显然地，在所有文化中，女人和男人都是从女人那里了解了爱抚，了解了温柔亲切地嬉戏，了解了需要被满足时的舒适，也了解了需求不能被满足时的不安和痛苦。
布里福深信母性的情感早于交配的本性，并且最早的爱是母亲对孩子的爱。他认为温柔的情感是女性的第二性别特点，它来自于女性有机体的生物学自然进化过程。男人渴望从他母亲身上经历过的温柔。正是这一渴望导致他把自己的性本能按照女人的或稳重或冲动的交配习惯来进行调节。据玛格丽特·米德的说法：
男性天生的性冲动与生殖之间似乎已有学术上的回答……男人的性欲似乎原本并没有什么目的性，只是直接地发泄。是社会让男性渴望拥有孩子，渴望建立人与人间的联系，而这些渴望控制了他原始的冲动，并将其复杂化。
父权制以前的生活中，男性儿童在早期把女性生殖的力量看成是超自然的。女人是神圣、力量与创造力的象征。当不再为生存斗争，或是在仪式上明白了（女性的）支配生与死的力量时，父权制以前的男人一定留下了些门外汉的东西。就像米德所说的：“对小男孩来说，他那爱（性）的玩意儿是很明显的——但是成为一个父亲意味着什么？是把某种东西从一个人自己的身体里取出，在另一个身体里延续。”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引用了一个阿比西尼亚女人的评论。她把女人生理上的丰富复杂的天赋与男人的作了对比：“他的生活和身体总是一成不变的……他什么也不明白。”
从性欲和感情的挫败中，盲目的需要和身体力量中，无知中，情感基础上分离出的智慧中，父权制下的男人建立了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反对女人自身的生理天性，这天性是人们对他敬畏和她原始力量的来源。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进化被切断了，现在我们无法想象迄今它可能有怎样的发展。最后，我们只有试着把它交回女人的手中。
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基本的人类关系。在父权家庭的成员中，暴力进入到这一基本的人类单元。女人的意义和能力并不是简单地被严格定义的界限驯化和限制。甚至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她安全地被禁闭在她的母性一面时，她仍然是个不被信任的、令人怀疑的、让人厌恶的人。并且女人的生殖组织，人类生命的矩阵，成为了父权技术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