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学生热捧的当代名家散文: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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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小胡同、大宅院及其他

许多年前,北京内城西侧城墙下的一条小胡同。

街道主任沿路一叫“泼街喽”,就有许多人应声端着水盆走出家门。

一次,胡同东口的黑漆铁门走出位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她仰脸望着主任,困惑地问:“奶奶,干吗把水泼在街上呢?”主任乐了:“闺女,为了路上不起土呗!”

那是一条没铺石子的土路。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小胡同极少铺沥青,全是土路。主任没说,胡同里住着两位部长,车来车往,土很大。叮叮当当的洒水车挤不进小胡同,只能靠百姓“泼街”。

小女孩什么都没说,反身跑进黑漆铁门,不大工夫,提着一只铁皮桶吃力地走出来了。她把桶里的水倒在土路上,水就把灰色的地洇成黑沉沉的一片。一趟一趟,小女孩的裤腿都能攥出水了。主任摸摸孩子的头,心疼地说:“闺女,这不是你小孩子干的呀!”

那个女孩就是我。

其实,深深镌刻进我童年记忆的影像又何止那条小胡同?在幼小的我看来,我们居住的大宅院是够漂亮的。院中央细细长长的绿漆走廊隔开了三套小院落。新娘子文芹结婚时,是披着雪白长纱裙、款款摇过那长廊的。整个大宅院住着四户人家,相安相敬,不生杂事。每逢深秋,也是院里大枣熟透时,各家的男人就相约爬到几棵大树上收枣。只要抱着大树使劲一摇,素常无人打动的枣儿就下雨般地坠落一地。可惜,以后的几十年,我再没见过那么大那么脆那么好看好吃的枣儿。

最令小孩子心旷神怡的是后院。那套十来间房的院子闲置着,没人去住。于是,一入冬,大孩子把水房里的水引到院当间,就浇出了一大片光溜溜的冰场。孩子们尖叫着,在冰上滑来摔去。夏天时,大伙儿钻进连成片的空宅追逐穿梭,好不开心。可逢到夜晚时,没有一个孩子敢独自走进后院,我们怀疑后院有鬼,有孩子说,见过两个鬼飘落,一个红毛,一个绿毛。

如果说,大宅院的宁静是被1976年举世惊骇的唐山大地震所带来的市民大盖简棚风潮打破的,不如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中那场蓬蓬勃勃的人口生育竞赛高峰;如果说归咎于人口爆涨,又不如说那嘈杂起自于1958年的灭杀麻雀运动。

谁也没想到,小小家雀儿在共和国完成工商业改造之后,会像十多年后出现在全国大地上的“走资派”那样,成为国人愤然诛之讨之的目标。

那是1958年4月19日,北京300万人上阵。“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全市“侦察”。人们扔下正业不干,房上房下,敲盆打桶,追赶呼号。人民战争的武器多种多样: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锣鼓、喇叭筒、洗脸盆、气枪、假人、草人……那时,我们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也爬上自家院子的屋顶,欢叫喝彩,摇杆呐喊,巴不得有只惶惶惊飞的雀儿一头栽落进我们的宅院!

那天晚上,长安街格外热闹。一队队汽车满载着死麻雀和“麻雀俘虏”,人们高呼口号,进行“胜利大游行”。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首都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就从那次灭杀麻雀运动以后,大宅院的黑漆铁门敞开了。就像整个中国的人口一样,大宅院的人口骤然膨胀了。素常冷寂得让孩子阵阵害怕的空落后院,一下子拥进了五六户房客几十口人,最后,那间宽大的水房也被新户占领了,水龙头被赤裸裸地移到了当院。

以后,我和同龄人一样,从此地到彼地,从少年到中年,历经人生坎坷。然而,那条泼过水的湿漉漉的小胡同,和坐落在小胡同尽头的大宅院,却一直结结实实地镌刻在我记忆深处。

1994年春,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采访危旧房改造工程。其间,我特意拐个弯,去寻找我那久违了的“百草园”。

尽管我无数次目睹了简棚相连、陋室相依的今日大杂院情景,尽管我反复叮咛自己不要对那片乐园寄予太高的期望,然而,我还是在踏进黑漆铁门的瞬间,惊愕了,战栗了!

我不知道,那飘曳过新娘子白裙的绿漆长廊消逝在哪儿?还有那宽敞雅静的院落?那一树树繁茂肥硕的枣儿?那光洁透明的冰场?挤入眼帘的世界,没有一枝花、一片叶,衰败残破的老屋下,净是密密麻麻的碎砖油毡房!那铸造过我们童年幸福的乐园被谁戕害得满目疮痍?30年的光阴改变不了大山大水,却怎么能把一座美似花园的院落毁成了这般模样?我突然想到,1958年那惶惶惊飞的麻雀在跌落人间大地时,一定对人类怀着深深的失望!

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油毡棚里甩出来:“嘿,那个人,你哪儿的?”

是位陌生的老妈妈。我说我是原住户,她说你原住户上这儿干吗!

我就在她凌厉目光的逼视下,嗫嗫嚅嚅地退出了30年来时时萦绕在我心里梦里、忍辱偷生岁月曾经给予过我温馨回忆的永世难忘的家园!

变了模样的还有小胡同。那条路早已滚了沥青,铺了石子儿,被车碾子轧成平坦然而依旧是狭窄的小路了。路两边的墙体倒还洁净,墙根刷了灰色土灰,再往上看,白白的,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文芹的白纱裙。

没听说这条小胡同要拆迁。它离繁华的西单不远,却够不上商业地盘的资格;它离早先西侧的护城河很近,可惜那河那城墙早已不复存在,它便没了古迹的依托。它在那成千成万的有着三五百年历史的民宅中算不得最危最困的,因而“危改”还轮不上它。

我就站在我的小胡同里。那时,我想起了两个人。准确地说,是在整整一个月的危改工程采访中,我不时想起的两个人,两位先知的前辈,一位是马寅初,另一位就是梁思成了。

自1953年6月中国人口大普查后不断向中央进谏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以怎样的精力调查,怎样的毅力演讲,怎样的胸怀承受批判啊。

他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因此他屡屡上书,呼吁“控制人口”。

1959年,他投书《光明日报》,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老的预言不幸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91年,北京市一位主管建筑的常务副市长视察青年湖危改小区。由于资金短缺,那小区停停建建,建建停停,17年总算建成972间房。其间随建随迁,原计划解决的1035家危房户似乎大多该有了圆满结局。可一调查,这片小区的危房竟增加到了1100户!副市长就说话了:“你们怎么统计的?嗯?从1974年到1991年,危房户倒比原来多出65户?17年白干了?”房管局的人们可有诉苦的机会了:“市长同志,人是活的呀,70年代十来岁的人现在全抱小娃娃了,咱建房的速度跟不上人民生育的速度呀……”

青年湖小区如此,北京城如此,整个中国呢?世上有没有哪位伟人能够逆转人口对生产力发展的沉重遏制?我又何必为一己乐园的失却而痛心疾首?

45年前,还出现过一位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他是建筑学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维新派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

梁思成描述的北京,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像美国的威廉斯堡城那样,关起门来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立体环城公园”。人们站在城楼角楼上将饱览中国悠久的古文化,在城墙上筑起的“凉亭”与“花池”畔散步。新城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富于时代生命力的城,它以西郊三里河为共和国与都市行政中心,在这里,“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地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梁思成兴冲冲地将自费刊印的《对首都建设的建议》呈报给中共中央。他没有想到,共和国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设方案。

历史就那样随着中南海会议桌上的争议结局,无可挽回地倾斜下去,瞬间的表决无情地铸造了永久的未来,于是,就有了今天新旧杂糅老城的模样,有了愈来愈多的像我那条小胡同、那个院落的成片旧宅,有了永远追赶不上危旧房发展程度的“救危不救穷”工程。

又有一个故事。听着开心,想来却心酸。

就在今天,一伙大学生坐在土城旧址上激烈讨论,用市场经济观点发展着梁思成的规划:“如果北京老城面貌依旧,这座博物馆的外国游客参观券值多少钱?”有人说300元人民币,有人说50美元。逐项累计景点,年轻人一相情愿地把门票增加到了300美元。大家兴奋异常,决定把可观的门票收入一分为二,一半用于维修装饰旧城,另一半为老百姓建筑花园式住宅,大家拍手欢呼,可刹那间,欢笑声就变成了深重的叹息!

是啊,那本该屹立于世、令全世界倾慕的幽燕文化博物馆在哪里呢?那本该林立于新城的万千民宅楼在哪里呢?上千万北京市民难道不是早应该住进梁思成设计的新城新楼中吗?

梁思成败了。马寅初也败了。他们不是败在输了面子,输了见解。他们是败掉一种文化,败掉一段历史,败掉一个理想,败掉一座世界古城!还有比这种“失败”更可悲、更惨痛的吗?

好在还有“亡羊补牢”的古训。翻然悔悟的共和国早在1962年,也就是痛批马寅初人口论的第五个年头,就把“计划生育”纳入了国策。尽管那时国家人口的基数已经十分庞大,其后又经历了“文革”生育高峰,使得中国人口不得不以每年新增上千万人的速度急剧递增;然而,我们今天毕竟还只是12亿人口,而不至于像马老1953年推算的那样,将于2003年,达到令世界瞠目的26亿人口!我们北京市的危房也毕竟在一片片减少,万千建筑大军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紧张构筑着民居高楼。尽管我们首都的93万同胞(这并不包括目前居住在如我童年宅院中的那些居民)还住在危旧房里,还有1001万平方米危旧房(也同样不包括如我那条小胡同里的所有院落)没有得到改造;可是,从1979年起,这座老城每年至少竣工住宅500万平方米。它所建的新区面积已经相当11个北京旧城,这,容易吗?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尽管,“亡羊补牢”实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常常自问,今日阿Q的诞生,是不是因为我们老祖宗补牢者的血统绵延数千年的结果呢?我们在聊以自慰的同时,为什么不多听听诸如梁老马老这些大师的话,免得日后无穷“补牢”呢?

毕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人际关系,都经不起反反复复的厮打磨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