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吴孟超爱穿军装，三年前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合影时，就是一身戎装。他从胡锦涛手中接过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心情格外激动。他知道这次颁奖的意义：自2000年设奖以来，是首次把这样重大的奖项颁发给肝胆外科的临床医学家。他兴奋，以前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他沉重，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疾病困扰着人类。21世纪的医疗重点是要在世界上攻克癌症这个难关。此世界顽症也在我国肆虐，患者因地理位置差异，发病呈不同的趋势：癌症多在农村，河南、广西、福建、江浙一带都是肝癌的高发区。我国肝癌的发病率占世界的50%以上，每年至少有30万人死于肝癌，年新发肝癌约36万人，居世界之首。我国还有1.2亿肝炎病毒携带者。专门从事肝癌治疗的吴孟超，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知道所做的事业并没完成，需要几代人继续努力下去。
中国人民的健康牵动着党中央。肝病的防治，仅乙肝一项就已经投入了几十亿元。吴孟超在登上领奖台的时候，藏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他的衣袋里装着联合了7名院士签名的一份报告。他有一个宏伟的设想：成立肝癌研究中心，形成全国肝癌科研机制，提高肝癌的治疗水平，降低发病率。当时主席台上坐着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他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交给温家宝总理，然而却没有机会。颁奖结束后，他聆听着胡锦涛主席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为没能给出那份报告而遗憾。
人们喜欢把吴孟超誉为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他身上的荣誉、头衔、职务，可以罗列出几页纸。这些只是一种象征或符号，重要的在于吴孟超在长达50多年的肝胆外科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都在动手术刀，一双手曾为13600多名肝病患者解除肝胆病痛。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群体，排起来足有5里地长有余。这里面有多少艰难困阻，个人又经历了多少曲折磨砺……
随父谋生南洋岁月
福建，闽清。这里山水环绕，景色优美。闽江水从这里向南流去，清澈明净，因此得名。
闽江支流有条溪水叫梅溪，穿过白樟乡一个小村子。社会动荡，军阀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风光秀丽的山村被贫困笼罩着。
1922年仲夏，一个男婴降临在这个小山村，那是农历七月初九正值稻米收割之际，父母便给这个男婴起名叫吴孟秋，乳名阿秋，希望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男孩的诞生能给贫困的家庭带来美好。
然而，家庭的困顿使阿秋营养不良。他将近三岁了，走路还磕磕绊绊，让大人揪心。好心的舅舅疼在心里，做完农活经常到村边的梅溪里去捉田鸡，剥了皮，用树枝穿成一串带回家，让阿秋的母亲放点儿盐煮着给阿秋吃。母亲常说：“要不是舅舅，阿秋长不成这样。”后来两个弟弟又相继降生，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活路在哪里？
此时有人介绍说：“可以下南洋，那里有的是活儿干。”
听说有钱挣，村里几个人便动了心。父亲也想拼一把。但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怎么能舍得？
父亲忍痛对母亲说：“不走饿死，走可能有条活路。别人能受，咱就能活！一旦站住脚，就给你来信，到时候你带着孩子们去。”
母亲满脸泪水地领着孩子们到海边送父亲。望着远去的轮船，茫茫大海，生离死别，不知今生今世还能否相见。
半年多过去了，父亲终于来了信，让母亲带着孩子去。母亲与家里人商量，决定带着阿秋和小弟去找父亲。舅舅到码头送行。5岁的阿秋拉着舅舅的手，难舍难分。航行开始了。货舱里又热又闷又脏又臭，就这样整整熬了38天。
一天早晨，轮船到了北婆罗洲萨拉瓦国诗巫坡，就是今天马来西亚东北部的沙捞越诗巫，现译为泗务。母亲抱着弟弟、拉着阿秋下了船。码头上迎来了一个男人，扯着嗓子大声叫喊着母亲和阿秋的名字。母亲满面泪水地应着，拉过阿秋说：“快，快叫爸爸。”阿秋怯生生地躲到母亲身后，看着只半年就变得又黑又瘦的陌生人，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才轻轻吐出两个字：“爸爸。”父亲一把抱起阿秋，亲了又亲。
来到这里，阿秋已经知道替大人干活了。诗巫当时还是小城镇，靠近赤道，植物茂盛，有大规模的橡胶园。来这里的中国人大多做割胶劳工，福州一带的人居多，爱吃米粉。阿秋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做米粉。米粉可以拿到街上卖，剩下的泔水还能喂猪。做米粉父亲很在行，制作也很简单，按下杠杆一样的木锤杆去舂石臼里煮熟的米，和成米团，再压成米粉。可木锤自重有些轻，父亲灵机一动，让阿秋站在木锤一端，双手使劲按下木锤杆。阿秋高高腾空，接着便重重砸向米团，小腿震得发麻。阿秋知道父亲的辛苦劳累，在父亲按下时，使劲往后趴，让父亲不使那么大力气，落下时尽量向前站，加重舂米的力道。
做米粉很辛苦，早晨3点钟爬起来，一直要干到中午12点。早饭随便吃一点儿“士莪”，那是老香蕉树砍掉后剩下来的芯子，通常被煮熟了喂猪，穷苦人家有时也用来充饥。米粉被卖给当地人和福建来的劳工，因价廉物美，故很受欢迎。全家人省吃简用，日积月累，过了几年终于攒了一些钱。父亲用积蓄买了一块橡胶园。9岁的小孟超又跟着父亲干起了割胶。
割胶必须在凌晨，要趁着凉。天一亮，气温高，胶就要凝固。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父亲就要推醒熟睡的阿秋。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父亲，一手提着油灯，一手拿着割胶刀，赤脚来到橡胶园。热带雨林，气候潮湿，蚊虫特别多，在橡胶林中行走，脚、腿、手臂常被叮咬。割胶是在青白色的橡胶树上向下转圈割开一个斜口。口下绑一只胶杯，乳白色的橡胶汁液就会慢慢从树干上渗出，流到胶杯里。
割胶刀很简单，小小的木把，安着一个锻造出的铁刀，铁柄长，刀刃短，总让人联想到手术刀。别看割胶刀小，用起来也有技术：用力大小，口子的深浅，划开的速度都与干活的快慢、橡胶流的多少有关系。阿秋最初用刀一天只能割几斤胶，而父亲却能割几十斤。但阿秋从小聪慧，时间不长，便把割胶刀于指间玩得非常娴熟，干活顶得上一个大人。
这是童子功！
吃完早饭，父子俩再到橡胶林，把胶杯中白色的胶液倒进桶里挑回家，加上水和药，凝固后压成薄片，晒干、烘烤。橡胶片完全干透，叠摞起来，到市场上卖给英国商人。那些英国人狠命杀价，甚至羞辱打骂胶工。父亲把这一切归结为：不识字而饱受盘剥。再穷再苦，家里也要有个识文断字的人。在几个孩子中，父亲相中了聪明、踏实的阿秋，况且他又是长子。
就这样，阿秋进了当地华侨办的由孙中山题名的光华学校。校风很正，宗旨就是要光耀中华。学校的门楹上至今还题写着当年的校训“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人做事全凭真诚”。校长的思想很进步，常要求华侨学生要记住祖国，记住“中国兴亡，匹夫有责”。
阿秋读的是半天制，于是有了新的生活节奏。早晨1点起来割胶，中午回家洗澡吃饭，下午到学校上课，放学回家再帮父亲将胶压成片晒干。阿秋知道家里在生计窘迫之时，拿出钱来供他念书的用意，不识字就要受欺辱，所以格外用功，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阿秋功课好，人又正直，有组织能力，因此被选为班长。
阿秋觉得，孟秋的名字不好听，像个女孩儿，不如改成孟超。父亲一听觉得“吴孟超”改得好，既响亮又有远大志向。吴孟超不敢辜负父母的期望，找了块木板，刨光后刻上“脚踏实地，光明正大”作为行为准则。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领袖陈嘉庚成立了华侨抗日委员会。初中时，陈嘉庚来到学校宣传抗日思想。那时他们就知道了延安、八路军、新四军、毛泽东、朱德、平型关大捷。吴孟超深受感染，立志决不当亡国奴，积极支援抗日。他与班上的同学组织了“抗日募捐义演队”，深入侨乡胶园进行演出，为抗日捐款。
按照惯例，初中毕业时，学校和家长双方会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全部收齐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被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他们没有想到，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感谢电，署名竟是朱德、毛泽东。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引起全校轰动。
父亲很想让吴孟超继续深造，当时学英语很吃香，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马来西亚的高中都是英国人办的，吴孟超不愿意学他们的课本，他对父亲说：“我们受英国人的盘剥还少吗？！”父亲又希望他在这里一块儿做生意。但吴孟超坚持想回国读华语高中。1939年，他和六个同学商量后，决定回国。
在经西贡海关检查时，前面排队的外国人都签上名字。轮到吴孟超几个中国学生时，一个头戴凉帽的法国人立刻拦住他们，颐指气使地说：“嗨，中国佬，你们不能签，要摁手印。”
吴孟超特意用英语跟他说：“我们能同样签字吗？”
法国人说：“这里规定，黄种人一律摁手印。”
吴孟超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据理力争：“我们都是高中初中生，能用中文或英文签名。”
法国人轻蔑地说：“识了几个字就能改变你们的肤色？”
“我们是中国人，有权签上自己的名字！”
吴孟超与他们争吵起来，几个警察把他们推出了队伍。吴孟超和同学找到了西贡的侨务机构，结果也是无能为力。国破就没有尊严，几双小手只能在纸上摁下屈辱的手印。当时的吴孟超立下誓言：手印耻辱要洗雪，东亚病夫的百年屈辱要洗雪，要多学本领，报效祖国。中国强大了，中国人的腰杆才能挺起来！
学医报国两遇恩师
吴孟超和几个同学自西贡坐了十几天的火车直奔昆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想再去向往的延安。但问了几个年长的学生，都否定了他们的想法：路途太遥远，且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盘查，很可能被逮进监狱。吴孟超有些不明白，不是国共合作吗？回答的人都付之一笑。
吴孟超和同学一商量，去延安抗日不行，那就在这里读书，按照家长说的，先学本事，将来再报效国家。吴孟超报考了同济附中，觉得那是国立学校，教学质量好，且能直升同济大学，最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学生能免收学费。这些条件对他很重要。
三年的高中学习，吴孟超最初还能接到家里的汇款，但到1941年12月，日军南进侵占了马来西亚，就断了与家里的联系。经济来源也没了，生活费用靠打工维持，卖报纸、洗衣服、做家教……吴孟超什么都做。不管条件多艰苦，他都一门心思地学习。此时，他遇到了与他同样刻苦学习的同班同学吴佩煜。她出生于职员家庭，生活条件好些。二人刻苦用功，志向相投，互相帮助，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期末，两人的考试成绩优秀。吴孟超想学工，让国家富强，而吴佩煜想学医，说医治中国人的伤病，同样是报效国家。最后，吴孟超听从了吴佩煜的想法。他们共同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
1949年7月，上海解放。实习的吴孟超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他觉得外科手起刀落，痛快，用不着隔着皮猜瓤。不久，吴孟超在同济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儿科成绩95分，列全班第一，外科成绩却只有65分。学校把吴孟超分配到附属医院的儿科工作，可他却想做外科。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医务部主任说：“能否将我分配到外科？我救过伤员，做过简单的手术，有临床经验。”
主任说：“分配是根据你考试成绩来的。儿科工作也很重要。”
吴孟超性格直爽：“我热爱外科，从小喜欢动手，手指灵活。”
主任听得有些不耐烦：“不看看你的个儿，才一米六二，能干外科吗？”
骂人怕揭短儿。这下戳到了吴孟超的痛处，他气坏了，转身跑了出去，又突然停住，转回身对主任说：“你说我不配当外科医生，好，我非要当外科医生不可，而且要做一流的外科医生！”
他放弃了分配给他的工作。
同年8月，正好赶上正在筹建的上海军医大学（即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招人，吴孟超便前去报考。主考官是外科主任郑宝琦。他很奇怪，同济大学为何放出了这么一个高才生。
吴孟超看出了主考官的疑惑，便直接道来：“学校留我干儿科，我不愿意干。”
“那你愿意干什么？”
“干外科。”
“你外科才考了65分。”
“当一名外科医生是我的理想和追求，而且我外向的性格也适合做一名外科医生。”吴孟超越说越激动，“我就是要当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让那些说我不能搞外科的人看看！”
郑宝琦看上了这个年轻人的才识、志向、决心和直爽。身高只是条件，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面试通过了。郑宝琦留他做了助手。这是吴孟超的第一位恩师。
不久，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华东医院改名为长海医院。吴孟超成为助教、住院医师。自此，吴孟超成为了一名军人，一名外科医生。
此后，吴孟超与吴佩煜结为伉俪。1956年，吴孟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主治医师，被授予大尉军衔，可谓喜事不断。
然而就在此时，传来令人痛心的噩耗，父亲死于胆结石。这对吴孟超来说是个严重打击。这种病在现在不是疑难杂症，但那时马来西亚的医疗水平有限。他为这只拿手术刀的手不能去除父亲的病而感到惋惜。他面对南方，向着父亲的在天之灵发誓：“一定不辜负您的寄托和希望，立志成才，用手中这把刀治愈更多的病人。”
吴孟超庆幸，关键的时刻，他总能遇到恩师。
在同济医学院上学时，吴孟超就听过裘法祖的课，对这位教授仰慕不已。他的课堂总被学生们挤得满满当当，看他的教学手术，目光只能从人缝中钻进。
裘法祖为何让那么多人崇拜？他早年留学德国，养成了认真严谨的风格，在德国已是著名的医生。他的手术干净利索，素来以“稳准快”名扬国内，自成一家，形成了“裘氏刀法”。他以在上海滩能做高难手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近代外科之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亲赴前线，救活了很多志愿军战士，于是其在国内的影响就更大了。1954年，同济医学院搬迁到武汉，裘法祖因故没去，留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趁此之机把他请来做兼职教授。
终于可以站到老师的身边看他做手术了，还离得那么近，这在学校想都不敢想。吴孟超如饥似渴地跟老师学习，把所有内容都记在本子上，甚至连老师的呵斥也要细细回味。他细心揣摩老师的动作：选刀、目测、分离、打结、预防和处理险情，一招一式模仿得越来越像。一次，裘法祖为治疗一位危重病人，要在病房里住两个月。吴孟超见到这个好机会，就把铺盖拿到病房，也一起住，全程学习老师的观察护理过程。裘法祖也从内心里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
老师的品格非常高尚。他常说：“医生就是洪水中的战士，要把病人一个个地背过河；对待功名利禄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要想医术高，先要品德高；想学好医先做好人。”这些教诲使吴孟超受益终生。
但是，模仿即使再像也只能是复制，形不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万能的外科医生是不存在的，医生要有自己的主攻方向。34岁的吴孟超跟老师诉说了这些想法。裘法祖沉默片刻，然后认真地说：“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可以从这里分出去。当今世界上肝脏外科是薄弱环节，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偏偏中国又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朝这个方向发展。”
吴孟超异常高兴，如拨开迷雾，一下看到了前进路上的曙光。
老师又说：“从发展来看，外科医生一是搞临床，成为一把刀；再就是搞研究，成为医学家。当然后者要难得多。许多人花了毕生精力也不见得有所突破。这是一种奉献。医学发展到今天就是由无数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开创的。我国的基础科学还很薄弱，你就从这里下手。做一个好医生要有三个条件：会做，会说，会写。即能做手术，能上讲台，能写论文、著书立说。”
这些肺腑之言让吴孟超深受鼓舞。他跑遍上海的图书馆，但只找到了一本由美国人新近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老师觉得值得在这上面下些工夫。在裘法祖的指点下，吴孟超与另一同事方之扬一起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翻译出来，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译著。
1956年，朋友告诉吴孟超：一位日本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作报告时断言：中国肝脏外科的水平要达到国外现有水平，起码还要二三十年。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吴孟超：中国人怎么就不行？！回到家他还一直想着日本人的话，晚上辗转难眠。妻子吴佩煜已经入睡，三个女儿也睡得格外香甜。吴孟超突然喊了一句：“要二三十年？我就不信！”
妻子被喊醒了：“怎么了，还不睡，都几点了？”
“睡不着，那日本人把咱们看扁了……”
吴佩煜也很生气。
吴孟超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披衣伏案，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挥手而就。写完后，他意犹未尽，又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八个大字，压在写字台上。他一定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
第二军医大学和长海医院党委很快就批准通过了这份报告。
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各种攻关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吴孟超的积极要求下，长海医院也成立了由他和张晓华、胡宏楷组成的三人攻关小组，吴孟超任组长，开始向作为医学禁区的肝胆外科进军。实验室非常简陋，只是养殖实验犬用的一间窝棚。他们白手起家，置办了一些实验设备，无非几张破旧的桌椅和几把剪刀，实验就算开始了。他们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才是攻关的时间，经常吃不成睡不了。
就在这一年，长海医院收治了本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例肝癌患者，为了保险，特意请来了一位上海的权威主刀。吴孟超作为助手参加了手术。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患者流失了大量的血。虽然手术算做完了，但患者还是因为出血过多，只活了两天。这样的手术在当时难度高，出现这样的例症也属正常。但吴孟超觉得不能这样心中无数地做手术，应该了解清楚肝脏的结构和血管的走向，这是最基础的要求。攻关小组研究后，决定首先制作出肝脏血管的标本。
主攻方向明确了。肝脏到哪儿去找呢？医院附近有一法医检验所，与人家讲明原因，那个年代，大家非常支持攻关。肝脏的来源就此解决了。
要做肝血管模型，就要在肝的血管中灌入塑料。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塑料厂化工厂买来了多种材料，就连医院使用的X光胶片也被拿来试验过，但全部失败。他们陷入极度的困扰和痛苦之中。究竟应该注入什么填充物呢？他们甚至对于塑料的选择也产生了怀疑。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上海的同行做出了肝脏血管模型，便去拜访取经。对方如对待家珍般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吴孟超三人惊羡不已，问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对方支支吾吾：“这种塑料嘛——是10年大庆的献礼项目……”
是呀，谁经过艰苦的实验会轻易透露秘密呢？
不过这次拜访也有收获，塑料肯定能做材料了。
究竟用哪种塑料呢？三人昼思夜想。实验室旁的犬吠让人心烦。三个多月过去了，实验一点儿进展也没有。吴孟超心急火燎，寝食难安。
1959年2月，我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冠军。这个消息让中国人欢欣鼓舞，也令吴孟超为之振奋。灵感这种东西就是奇怪，什么问题想得久了，有一点儿诱因也会产生联想。吴孟超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那只小小的银球。乒乓球能否做材料呢？他买来了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等待它的溶解。
第二天，瓶中的乒乓球果然溶为液体。他们三人兴奋起来。但这并不等于成功，浓度是多少，注射的压力用多大，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为了节约开支，他们从乒乓球厂买来了赛璐珞，在里面加入红蓝白黄几种不同颜色，分别从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注入，使得肝脏内部纵横交错的粗细血管全部充满颜色。待之凝固后，再用盐酸腐蚀肝表面组织，最后用刻刀一点点镂空，剔除干净。肝脏血管构架就清楚地呈现出来，由粗到细，枝杈般地向外延伸开来。大家兴奋异常，因为每个“枝杈”都有不同的颜色，不知谁激动地喊出：“像珊瑚！”
成功了！大家沉醉在成功的美丽之中！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模型终于被灌注出来。接下来三人一鼓作气，至1959年年底，共制作肝脏标本108个、肝脏固定标本60个。
通过制作标本，吴孟超对肝脏内部构造以及血管走向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这为他日后施行肝脏手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大量的研究，吴孟超觉得以前把肝分成左右两叶的说法不全面。他坚信，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熟悉中国人的肝脏。实践证明，人的肝脏分成“左外、左内、右前、右后和尾状”五个叶，左外叶和右后叶又各分两段，共四段。
吴孟超在1960年6月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以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其规律，正常人的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在外科临床上则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这是创新性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新理论。大会上，这位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名不见经传，而提出的理论却闻所未闻，十分新颖。与会的国内一流专家非常重视，对这个理论予以了肯定。几十年来，“五叶四段”沿用至今，为肝脏手术提供了关键性的解剖标识，成为探索肝脏新手术的理论依据和技术保障。
手术创造突破禁区
1960年，长海医院迎来了第二例肝癌切除手术。患者是一位中年妇女。医院格外重视这次手术，为扫除两年前的阴影，决定派出最强大的阵容来完成手术：由外科主任郑宝琦亲自主刀，吴孟超为助手，还有三人攻关小组中的张晓华、胡宏楷。院长也到手术室坐阵。
吴孟超知道手术对医院的重要程度，早上第一个来到医院。上午9点，准备工作开始。一切都按照程序进行：消毒、麻醉……气氛有点紧张。郑宝琦站在主刀的位置，吴孟超站在助手的位置。其他几个人各就各位。就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郑宝琦突然把手术刀向吴孟超一比画，然后将之递到了吴孟超手里。手术室里的人都愣了。众所周知，一台手术失败，年高资深的医生责任最大，名誉也会受到影响；而此时手术若成功，功劳将是吴孟超的。
吴孟超不知所措，与主任交换了一下目光，立刻明白了其用意：这是信任与鼓励，这是寄托和希望，这是人梯和基石，是恩师的一片苦心。那一瞬间，他似乎拥有了无比的勇气，与主任互换，站到了主刀的位置。
吴孟超握住了这把宛如柳叶的手术刀。那么熟悉、小巧的手术刀，在今天却显得有些陌生和沉重。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想到自己从“裘氏刀法”转化来的“吴氏刀法”，及自己对肝脏结构及血管走向的了如指掌，心情便镇定下来。
第一刀划开，肿瘤显露出来，诊断正确。伸手一摸，知道了位置和大小。然后就是探查、剥离、切除、止血、结扎、冲洗、检查、缝合。手术进行得有条不紊，行云流水，只用了三个小时，凸显了“吴氏刀法”的稳准快。
手术结束后，吴孟超立刻检查患者的血压、脉搏、呼吸等体征，一切正常—手术成功了！吴孟超激动地看了主任一眼。郑宝琦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吴孟超知道手术后护理的重要。病人被送进单人病房，吴孟超日夜守候。一天、两天……七天过去了，病人度过了危险期，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三个星期后出院，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是长海医院第一次成功的肝外科手术，也是全国肝脏外科一例成功的手术。报纸称赞：这是我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肝胆在人体中的作用太大了。消化、代谢、凝血、解毒、免疫、热量产生、水与电解质的调节、制造多种蛋白质……近千种功能都要在这里完成。这些都要由血来传输。肝上的血管最为丰富，纵横交错。肝脏切除不论怎样下刀，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血管，难以解决流血过多的问题。为了防止出血，就要采取阻断血管的办法，而超过30分钟，肝脏就有可能缺血坏死，出现生命危险。外国医学家发明了“低温麻醉法”：先把患者麻醉，然后放在冷水缸里待温度降至32度以下再做手术，能避免肝缺氧而死亡。手术中还要不断把冰块放入腹腔中，弄不好还容易感染，引起并发症。如果切开后诊断有误，患者就白遭了一通罪。
吴孟超亲眼见过这样的手术。费时、麻烦、病人受罪，不是个办法。况且如果军人在行军打仗中，到哪儿去找冰水？所以太不实际了。外国专家的发明不能奉为信条，沿用至今的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吴孟超思索着。
周日在家休息，他拿过医学书翻来覆去地看，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萦绕的都是肝出血，能用什么办法阻断呢？
保姆在厨房洗菜做午饭。自来水管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不停地传来“哗—哗—”的声响。吴孟超的思索被这声响打断了，他忽然把这不相干的两者联系了起来：血管—水管，水管—血管，能不能在血管上安个“水龙头”呢？
吴孟超把这奇特的想法跟三人小组人员说了。说干就干，他们马上在狗的身上做试验，用胶带把狗肝门部的血管结扎起来，分成10、15、20、30分钟四个组，反复不断地试验，最后得出了结论：阻断血管完全可行，最佳时间为15至20分钟，放开间歇时间5分钟。
接下来的第一例采用阻断血管方法的肝肿瘤手术很受医院领导重视，吴孟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主刀，助手……一切按事先准备好的程序进行：麻醉、开腹……吴孟超伸手一摸，肿瘤不大。他果断地对护士下了命令：肝门阻断，开始计时。快捷的“吴氏刀法”仅用了10分钟就做完了肝切除。手术大获成功，同台的三人都喜出望外。但吴孟超并不那么高兴，他知道，切除肝的手术不可能都用那么短的时间。
第二例手术的肝肿瘤很大，肿瘤紧贴下腔静脉。吴孟超开腹一摸就知道了手术的难度。他定了定神说：“阻断血管。”手术开始了。术中护士提示：“已经15分钟了。怎么办？再晚会出现生命危险。”吴孟超做好止血准备，坚决地说：“开启血管。”待肝充分供足氧后，再次阻断，继续手术。就这样反复了三次，终于成功完成了手术。大家击掌相庆。术后，病人一切正常，几周后顺利出院。
一项新的临床技术—“常温下肝门间歇阻断切肝法”就这样诞生了。它与后来“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发明一样，可以有效控制术中出血，减少创伤，使手术成功率提高，进入80年代后，手术成功率已升至100%。“水龙头”这一崭新的止血方法，在肝胆手术上广泛应用，至今是世界上最为简单有效并且安全的方法。
吴孟超没有停止脚步，而是在继续探索前行。
肝脏手术称为禁区。而中肝叶，顾名思义就是肝脏的中心部位，紧邻第一、二、三肝门。这里组织结构复杂、血管繁多、容易破碎，且毗邻下腔静脉。切除中肝叶犹如从肝的中部切下一块，势必会造成两个切面，不易缝合，失血量明显增多，还极易损伤肝门。在这个部位做切除手术，向来被认为难度高、风险大，被视为肝胆手术“禁区中的禁区”。
“禁区”激起了吴孟超的斗志。他决心向这个禁区宣战，有所突破，攻克这个堡垒。三人小组不断钻研，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做过无数次的实验，仅用过的狗就有30多条。
1963年的一天，吴孟超参加一个会诊。患者是一位中肝叶发生癌变的中年男子。专家在一起议论纷纷：
“术中如何处理和保护肝内外重要管道？”
“两个肝切面如何处理？”
“这是高压雷区，谁敢碰？”
就在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接这个手术时，突然传来一句：“这个病人交给我。”
专家都惊了。谁这么大胆子敢说这话。一看，原来是年纪最轻的吴孟超。
“你？”
“总不能让他等死。怕担风险，禁区永远是禁区。”
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吴孟超先对患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做到心知肚明。针对患者病情和身体状况安排了细致的手术时间进度表。同时，吴孟超的三人小组加紧对中肝叶手术的研究，作了充分细致的准备，以保万无一失。
失血是中肝叶手术的难题。而吴孟超在十几年中恰恰把肝摸熟了，天天摆弄着一只只“珊瑚”，对每条管道的大小粗细，以致微细末稍的走向都了如指掌。尽管这样，这次手术还是用了整整六个小时。
吴孟超应用他创立的肝脏外科关键理论和技术，运用娴熟的刀法，成功施行了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之后又做了几例，包括左内叶切除和右前叶切除，一举攻克了难以逾越的堡垒，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中肝叶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史的一大进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根据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吴孟超一口气写了8篇论文。这一年的9月，吴孟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成为医学界的新星。他还参加了国庆观礼和国庆招待会，走进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那是无尚的荣光。年底，吴孟超又荣立一等功，由总后勤部颁发。这一年，他41岁。
“文革”风雨 肝胆相照
正当吴孟超在肝胆外科手术的险峻山峰上奋勇攀登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吴孟超这样的业务尖子，必然是“走白专道路”“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1969年，第二军医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吴孟超听从组织安排，变卖了家具，带着全部医学书籍举家来到西安。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吴孟超有国外亲属，便有了“里通外国”的罪名。批斗会一个接一个，要吴孟超坦白交代回国的那段历史：
“谁指派你来的？”
“带了什么任务？”
“回国后都干了什么？”
吴孟超一五一十地说：“上学时就知道了毛主席朱老总带领中国人民抗日。回国就是为了去延安，跟着共产党打日本鬼子，报效祖国。”
怎么解释也不能打消怀疑。
接着就是党员重新登记。历史不清楚的党员不能登记，不登记就意味着不是党员。吴孟超心情紧张地等待着新党员名单公布的。那天早上9点，红榜贴在了墙上。吴孟超一看没自己的名字，又仔细检查了几遍，还是没有。
吴孟超心情沉重地回到家，神情恍惚，吃不进，喝不下。爱人吴佩煜帮他重新登了记，他情绪才略好些。
晚上躺在床上，吴佩煜反复安慰吴孟超：“要放宽心，相信组织，最起码要相信我。”
“佩煜啊，佩煜，几十年了，我热爱共产党，对党是忠诚的，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怎么就不要我了呢，啊？”说着吴孟超失声痛哭起来。
吴佩煜怎么劝也劝不住。
政治生命的终结与死刑无异。这一生干不了业务，起码如死缓。年近半百的人，整整哭了一宿，双眼红肿。
第二天上班，好友一眼就看出来，悄悄拉住他小声说：“你这知识分子不在第一批。”吴孟超不信，又来到榜前仔细看，果真也没有院里其他“臭老九”的名字。
有一分机会也要争取。
吴孟超的党性意识很强，知道半年不交党费就意味着自动退党，这是硬规定。他用交党费的方式去提示党小组长，盼望着能听到那句想听到的话。可每次收完党费，党小组长什么话也不说。
吴孟超不断动着脑子，他把交党费的时间改在党员活动的上午，但情况依旧；后来干脆改在党小组活动的时候，当着党员的面交党费，也让大家都看得见，结果还是没什么动静。
他坚持着，锲而不舍。
1970年，医院贯彻“开门办学”，吴孟超和学员一起被派往距西安240多公里的韩城，边教学、边医治、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师生混在一起成立临时党支部。临走前，领队对吴孟超说：“晚上参加支部大会，发展新党员。”
吴孟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开会？我是党员吗？”
领队不置可否：“叫你参加你就参加呗！”
就这样，吴孟超参加了支部大会。举手表决时领队说：“吴孟超，你可以举手表决。”
“我是党员了！”
依旧没人回答。
在这次会上，吴孟超被选举为党支部委员。
在韩城的那些日子里，吴孟超什么手术都做：切阑尾、摘子宫、治胆囊……不论手术大小，能治病救人就行。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吴孟超治好了大批农民兄弟的病。那时的农村，看到赤脚医生都难，哪儿见过这样医术高超的大夫。吴孟超的名字传遍了方圆几百里。
1975年2月，大地还在冰冻之时，三个人走进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两名大夫搀着一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挺着大肚子，有甚于十月怀胎的妇女，进门就说慕名来找“神医”吴孟超。
见到吴孟超，那名男子就想跪下，口中哀求着：“神医，救救我吧！”
一问才知，病人叫陆本海，是农民，特意从安徽千里迢迢赶来。
8年前，陆本海肝上长了个瘤，有拳头大小。当地医生一检查，直径有4厘米，诊断为癌，便对家属说，病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陆本海心灰意冷，可两年过去了，还活得好好的，只是肚子越来越大。陆本海到另一家医院去检查。大夫做了穿刺，结果出血不止。大夫立刻停止穿刺，封住了伤口。之后这么多年，陆本海成了个“孕妇”，身心交瘁，痛苦万分。
吴孟超当时做了仔细的检查：肚子很硬，鼓得很大，敲起来“梆梆”作响。再进一步检查，诊断为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这么大的血管瘤，吴孟超从未见过。国外把4厘米以上的血管瘤称为“巨大”，美国一家肿瘤研究所遇见的一例最大的血管瘤，也只有25厘米，因怕大出血，不敢切除。陆本海的肿瘤已大大超过美国那个病例。如果把病人推出去，可以有很多理由，顶多落一个责任心不强，而不会对医术和名声造成影响。
可是农民，那是阶级弟兄，不能见死不救。“医生就是要把病人一个个背过河。”老师的教诲在吴孟超耳边响起。吴孟超于是决定再大的风险也要承担！
吴孟超详细了解了病情，做到情况明，从而渐渐坚定了决心。他制定了手术方案：思路清晰、方案严谨、对策周密，把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部估计到，并做了应急预案，以保万无一失。
院领导更加重视这次手术，成立了九个协作组：指挥、参谋、手术、麻醉、内科、输血、特护、后勤、联络，共40多人配合这次手术。同时还打出了口号：一切为了阶级兄弟。
这天早晨，吴孟超神情自若地来到手术室，用皂水和刷子从手指手掌一直刷到手臂，一遍、两遍、三遍；冲洗，一遍、两遍、三遍，然后轻挑手术服的衣领，向上一抛，待下落时，双手顺势钻入双袖。站在背后的护士立刻帮他系好背带。所有手术人员各就各位，准备就绪。第二军医大学政委也来到手术室，现场督战。手术室里，吴孟超在作最坏的准备：先把桡动脉切开插管，一旦出现不测，正常输血不行就准备动脉加压、直接输血。
8点25分，手术开始。一向稳准快的“吴氏刀法”今天慢了。他先在腹部开了一个小口，探看肿瘤情况，诊断正确。然后随探随开，看肿瘤，寻办法，更是为了病人少受开刀之苦。吴孟超的目光习惯性地不时向上看天花板。随着肿瘤的探明，刀口也越开越大，从腹腔一再上移。吴孟超果断地说：“取掉第六根肋骨。”
腹腔完全打开了，显露出一个巨大的紫红色肿瘤，泛着蓝光，随着呼吸上下起伏律动。在场的医生护士别说碰，连看一眼都毛骨悚然。血管瘤就是血管上长的瘤，里面外面被血管包围，充满了血。像一个血包，碰到哪儿，稍有不慎就会破，发生大出血。吴孟超的手术刀要把长在肿瘤上的众多血管切断结扎，一根根切，一根根扎，再把肿瘤与肝一点点剥离开来。
肿瘤在考验着信心与耐心，考验着体力和毅力。汗水从吴孟超的额头渗出，护士马上蘸干……时间一分一秒地在吴孟超指尖滑过……从日出到日落。
天黑了。外面正是天寒地冻之时，而手术室一片温暖，无影灯显得格外明亮。
肿瘤与肝脏剥离开来。
吴孟超说：“肿瘤太大，搬不动了，谁在下面接一下。”
年轻力壮的助手说：“我来。”
最后一刀切了下去，那个巨大的“紫色怪物”从腹腔中脱离出来。
“小心，接住。”吴孟超叮嘱着。
助手双腿一弓，站好了马步，双臂使力，接住了状如马蜂窝般的大瘤子。
吴孟超说：“快去测测。”
肿瘤体积为（63×48.5×40）厘米，重达36斤。
手术室的表针指向20点35分。53岁的老人，在手术台上整整站了12个小时，此时没有一丝疲倦，兴奋异常。
吴孟超一再叮嘱护士：“护理一定要跟上。”
吴孟超在病房盯了一周。11天后，陆本海就能下床，体重增加了15斤。一个半月后出院，回家务农，一直活到现在。
手术的成功使所有的人欢欣鼓舞，媒体也热烈赞扬：“农民兄弟得救了。”
这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一曲赞歌。
祝贺、问候、请教、求治，来自各地的信件像雪片般飞向西北那块冰封的大地……
这个肿瘤的重量至今仍保持着世界纪录。有专家说：“别说是30多年前，就是现在，这个手术的难度也是大得可怕。”
这次手术的成功使吴孟超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临床应用后的效果非常理想，从那时起到现在，医院用这个方法治疗肝海绵状血管瘤无一例失败，成功率达到100%。
科学春天 桃李满园
冰消雪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孟超亲耳聆听了邓小平的开幕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给吴孟超极大的震撼。他心潮彭湃，备受鼓舞，如同聆听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闭幕词的感受，“科学的春天”来了。
会上，吴孟超的《肝外科新成果—正常人肝脏解剖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国的科研成果何时能走出国门？
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苏、英、法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著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医学外科的最高学术水平。中国也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团长吴阶平，团员吴孟超、陈中伟、杨东岳，代表着中国泌尿、肝胆、断手再植等方面的外科水平。
初次与国际顶尖级的专家交流，吴孟超心里没底。是啊，紧闭了那么多年的国门，不知世界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有点儿失去自信，不放心自己的外语，不放心自己的论文，不放心自己应对提问的能力。吴孟超深知：出访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出国前的两三个月，他练口语，听录音，改论文，整理材料，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生怕给国家医学丢脸。到了旧金山，他们四个人作了最坏的准备：发言中出现问题，或发言后有人提问应如何应对，四个人做好了分工。
大会开始，吴孟超忐忑不安，洗耳恭听。当听完两位外国专家的发言，吴孟超的心中有了底，知道了国际同行的水平。
轮到吴孟超，他大踏步走上讲台。
外国专家并不看好这位名不见经传、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讲演者。吴孟超？中国的肝胆外科？没听说过。这时大会执行主席突然宣布：因时间关系，将原定的15分钟发言时间改为10分钟，并对吴孟超说，你的发言不能超过10分钟。
啊？吴孟超蒙住了。他的论文经过了多次锤炼，精而又精，总结了18年来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体会，再配合上幻灯片，怎么也要15分钟才能讲完。短了讲不完，长了不尊重，怎么办？两难境地中，他看了一眼台下。三位战友在看着他，这是他的精神支柱。从目光中，他获取了力量，头脑清醒了，向吴阶平走去：“10分钟不够，怎么办？”
出国次数较多的吴阶平非常沉着：“你对会议主席讲，要求延长5分钟。他们会理解的，只是不要啰唆。”
吴孟超向主持人讲明了原因。会议主席略一思考，友好地一笑，同意了他的要求。
吴孟超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先声夺人：“本文分析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手术死亡率仅占8.8%，手术后5年生存率达16%，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
这组数字一说出，立刻引起台下骚动：
“这位中国专家已经做了181例肝癌手术，成功率达到90%以上，真不可思议！”
“181比18，中国人了不起！”
“我不大相信他们能在医学领域实现‘大跃进’。”
“别争论，听听这个中国人讲些什么……”
接着，吴孟超列举了18年来的成果，然后就手术特征、手术操作、降低手术死亡率、疗效评价四个问题分别论述。15分钟一到，演讲戛然而止。会场短暂宁静，之后掌声雷动。
人们放下了蔑视，换之以尊重，不停地提问。吴孟超等四人用流利的英语一一作答。
国外众多媒体抓住了大会新闻：“吴孟超教授的论文使旧金山会议刮起了一阵‘吴旋风’！”“沉默的中国人，以东方特有的睿智，悄无声响地走入了国际外科手术的领先行列，这令所有曾经忽视了他们的人大大吃了一惊……”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追到吴孟超下榻的饭店，邀请他到加州大学医学院参观讲学。
世界了解了中国。在这次大会上，吴孟超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医学界用这种方式肯定了吴孟超，肯定了中国的肝脏外科学，标志着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肝胆外科之花在中国这片温暖湿润的土地上渐渐盛开了。
知识分子给点儿阳光就灿烂。吴孟超的劲头儿又上来了，他心中充满喜悦，也充满忧虑。他想得更多更远。一朵红花还不能说明什么，满园花开才是真正的春天。
众多的肝病患者，需要大批的肝胆专家来为他们服务。再大的一块铁也砸不了几个钉，他要把在肝胆外科上取得的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吴孟超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再也忍不住，捅醒了正在熟睡的老伴：“二军医大号召教授招收研究生，我想去。”
吴佩煜睡眼迷蒙地说：“你吃了豹子胆，‘臭老九’的帽子还没戴够？”
“不能只有几个人闷在屋里搞，已经过去20年，还能再等几年？不能光想着自己，这是机遇，我有这个条件，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你看别人谁报？就你显！枪打出头鸟，多少年的教训。”
“要相信现在的政策。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起来再说吧。”
吴佩煜没法再劝，她知道这就是吴孟超。
吴孟超穿衣下床开灯，去写申请培养研究生的报告。
终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慎重起见，吴孟超特意去找胸外科专家蔡用之教授，想听听他的意见。蔡老一听，非常钦佩吴孟超的一片赤诚之心，却也看不清前景，为他担忧：“想法很好，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可你的试验室条件还很差……”
“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呗。当初您搞人工心脏瓣膜时也没条件呀。”
“这是培养人，要严谨一点儿，不要误人子弟。”
“现在急需人才，先干起来再说吧。总得有人先行一步。”
蔡用之被吴孟超的执著精神感动了：“好，你干吧，有困难我支持你。”
二军医大党委很快批准了吴孟超的申请，并上报总后勤部和教育部。
吴孟超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国家考试的条件之外，另外增加了三个招生条件：字体工整，做事认真；思路清晰，思维新颖；学习努力，工作刻苦。提高门槛的目的就是想让研究生别来混日子，别想拿机会当跳板，专心干事业，出成果，成人才。
1979年，吴孟超招收了两名研究生。1981年，又申请并建立了二军医大的博士点，招收了博士生。他根据多年经验，丰富了裘法祖的“会做、会说、会写”六字秘诀：手术干练，精通理论，撰写专著，早日走向国际。
人才是关键。吴孟超一直关注着人才的培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让事业延续下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需要培养人。改革开放后，人们有机会出国深造，吴孟超也把学生送出国门。有人劝他，送走了不回来怎么办？吴孟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没有祖国。当年他从国外回来，就是看到了国家的贫弱，国家不富强，就要受外国人欺辱；现在国家强大了，那是中国人的自豪，谁不想为祖国作贡献？他对出国留学人员作了分析，大致分成两种：对于个人单枪匹马出国学习研究，劝他们归国服务；带着家人，又有了工作和成绩的人员，劝他们为国服务，给他们出成绩的条件。
在众多的学生中，郭亚军是其中之一。他到美国继续深造，取得优异的成绩。被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聘为研究员，又在一所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任主任。正当此时，他出国学习的期限已到。
1993年，吴孟超利用出访美国之机，特意与郭亚军进行了长谈，知道了他的顾虑，然后说：“身在国外，依然可以为国服务，作出贡献。国外有先进的科技条件，国内有丰富的资源，两者可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吴孟超回国后讲，中美双方建立对等的伙伴合作关系，优势互补，肯定能产生“1+1&；；gt；2”的效果。第二军医大的领导非常赞赏这一超前的构想，由吴孟超提名，任命郭亚军为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与他的母校共建世界一流的肝癌免疫与分子生物治疗研究中心。郭亚军每年要回国工作四五个月。
郭亚军在美国凯西·威斯特大学病理学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新型疫苗，能使免疫系统识别并杀死肝癌细胞。这一重大成果由吴孟超和郭亚军共同署名，很快在美国《科学》杂志1994年2月号上发表，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
吴孟超把这种合作方式形象地比喻为“哑铃模式”。美方对这种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克林顿总统的科技顾问之一艾艾·罗艾斯通说，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的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相信，建立新的学生及访问学者交流项目，对合作双方的研究所均有很大益处。
王红阳也是吴孟超的得意门生。吴孟超看中了这位工作认真细致的学生，与裘法祖联名推荐其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王红阳学成后又在德国科学院生化所读博士后，担任高级研究人员及课题组长，研究细胞信号传导。这都是国际前沿领域。
吴孟超利用出访之机了解王红阳，知道她很想为祖国干点儿事，便说出了想法，肝癌只靠开刀不行，必须从源头做起，从肝癌的发生、发展的机理上进行研究，寻求新的治疗方法和途径。接着吴孟超又说：“国内的条件不会差，你回来，给你一层楼建立最好的试验室，当然还要拨给一定的经费，与德国的经费相匹配。”
德方也很愿意利用中国的资源优势，为其带来科研经费，中德双方共同建立国际合作生物信号传导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王红阳的领导下不断扩大，成果显著，鉴定出了四种新基因，并确定了与肿瘤的相关性及肿瘤内信号传导机制的异常。她的发现获得专利并获1999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其本人也在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率领着几十人的高精尖团队向着世界医学高峰进军，2007年，她的恶性肿瘤磷酸化研究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吴孟超常说，希望学生们能更有出息，学生超过老师才是老师的成功。
如今这他已是桃李满天下了。30年来，他培养出78名硕士生、56名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成为我国肝脏外科的中坚力量。
呕心沥血 奠基未来
再好的花朵也是孤独一枝，再多的花朵也只能花开一时。吴孟超的梦想就是想让肝胆外科能够从普通外科中脱离出来，成为肝胆专科。裘法祖老师指引的方向没错。他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肝胆外科做大做强，让它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生根开花，茁壮成长。
中国的病例多，实践机会也多，临床医学与实践不比外国人差。美国有一位肝胆外科专家喜欢上台做手术。他来到中国后，吴孟超特意安排了两个差不多的手术，各做一个，互当助手，彼此学习。美国专家用很贵的仪器慢慢磨，做了四个多小时。吴孟超用手工几下子就好了，只用了两个小时，整整少了一半时间。下了手术台，美国专家服气了。中国人手巧，技术上不比外国人差。差的只在仪器设备、资金的投入、医学研究的深入程度上，特别是基础研究，中国条件很好。有钱就要往事业上多投入，才会逐渐赶上去。
获得500万大奖之后，吴孟超很感恩，感谢社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可以陡然富起来，买几个大件，使生活水平前进一大步。但吴孟超却没这样想。他觉得房子已有的住，衣服也有的穿，单位还配了车子和驾驶员，每月的工资也够吃了，自己要钱何用！不如把奖金投入到基金会，投入到科研和培养人才上，那里最需要钱，让肝胆外科事业充分地发展起来。
人的一生重要的是事业。这种目标从成立“三人小组”时就产生了。在西安，吴孟超率先挂出了“肝胆外科”的牌子。几年的时间，从24张发展到50张床位。虽然少得可怜，但毕竟在全国开了先河。
这种条件已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一定要成立专科医院，要有自己的科研所。况且，他培养了一批实力雄厚的肝胆外科精英，为什么不尝试呢！20世纪90年代初，吴孟超把多年的夙愿向部队领导报告，很快得到批准，成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为长海医院的院中院，而且实现了院所合一，同时拨款建设大楼。两座大楼开工，吴孟超亲自审阅图纸，虽然不懂工程，但从医院、医生、病人的角度审视图纸，让使用更加合理。他一切以病人为本，把朝阳的窗户全部留给病房。
不久，建材价格一路飙升，上面拨的800万元预算追加到了2400万元还是不够。基建将要陷于停滞，吴孟超心急如焚。为了大楼，他伸出了求援之手。他主张内联外扩、院企结合：国内联系企业家，国外扩大医院的影响，让社会更多的人支持肝胆外科事业。上海造船厂送来13万，施贵宝公司送来50万，光华教育基金会送来300万……社会的善款解决了燃眉之急，使工程顺利完成。两座7层、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的建筑拔地而起，内有5个病区，200多张床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正式列编，进入三级甲等医院行列。
医术的高超使吴孟超的影响越来越大。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主动捐款4000万元。吴孟超接受了善款，也唤起了他更大的梦想。他想把这笔款作为启动基金，再为病人盖一幢楼房，进一步发展肝胆外科事业。他把这个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同意。
吴孟超出国访问了近30个国家，了解国际肝胆外科发展趋势。他要求盖这幢大楼要有超前意识，10年内不能落后。他知道这样的机遇难得，下定决心，放手一搏，动用了医院积累的2000万，又向银行贷款5000万。很多人担心数目太大，负债经营压力大。吴孟超心中有数。他知道病人的需求，知道肝胆外科发展的广阔前景，知道即便斥巨资也满足不了病人的需要。施工中，吴孟超早起晚睡，并告诫职工，盖楼用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善款和医院的积累，要对得起别人和自己的良知。他为事业拼搏的精神，影响带动了周围的同事。病房大楼总投资1.1亿元，由11层加高到16层，面积由1.8万平方米增加到2.8万平方米，结果资金还省下2500万元。
新病房有12个病区，600个床位。在上海的长海路上，很远就能看到由江泽民特意为医院题写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一横一竖都嵌入楼体内。两座大楼与旁边16层的病房大楼排在一起，成为亚洲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形成了医疗、科研一体化。在这组建筑里，还有像郭亚军、王红阳、丛文铭、钱其军、卫立辛、殷正丰带领的肿瘤分子研究、信号传导、肿瘤分子生物学、基因和免疫、病理实验五大研究室。他们率领一批科研人员走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完全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条件。
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之后，吴孟超最终把那份由7名院士签名的建议成立肝癌研究中心、形成全国肝癌科研机制的报告送交到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看到后很快作了批示。国家发改委拨出5亿元专项资金，落实这项关系着几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其中批给肝癌研究中心1.8亿资金研究肝癌。上海市及嘉定区也对这一重大项目给予大力支持，再加上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贷款，四方合力，自2007年开始在嘉定区兴建安亭新院：总投资10.8亿，占地面积397亩，计划总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000张，同时配置相应科室，形成大专科小综合的格局，级别三级甲等，为中国最大的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基地。
前景一片广阔。吴孟超心中却有些不安，下一步就看怎样拿出科研成果了，这需要这个群体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呀！他定下目标：我国的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后的48.6%，现在已经达到50%。在下两个五年计划中，再提高10%，发病死亡率再降低15%，造福人类。
病人知己 苍生大医
吴孟超盼望着更多的科研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他眷恋着肝胆医院，更爱医院里的病人。他不觉得医生是病人的救世主，恰恰相反，病人才是医护人员的衣食父母。
已经87岁的吴孟超仍喜欢在病房里走走，按照专业术语说叫“查房”，了解病人情况。在病床前，吴孟超按按病人肚子，叩击听一听；揿揿病人的指甲；撸起裤腿看看病人的腿肿不肿；试试病人的额头，感受病人的体温是否正常；示意虚弱的病人不要说话。或拉着病人的手问：“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疼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好好休息，很快就好了……”然后顺手轻轻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弯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冬天查房，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他觉得，举手之劳能给病人带来温暖。
每周，吴孟超要出一次门诊。他不能割断自己与病人的联系。那么有名的院士出门诊，挂号的自然非常多，本来上午只挂十个号，常因为种种特殊原因而加号，多时能加到十五个。他看病尽心尽力，问诊之间，总找机会与来自祖国各地的病人聊几句：
“你家在山东曲阜，噢，那是孔子的故乡。”
“你在宁夏贺兰山，那个地方很美啊！”
“你家在温州，那里发展很快！”
简短几句话，让病人感到非常亲切，像家里的亲人，一下拉近了距离，愿意把心里话说给他听。
吴孟超亲手带过的徒弟已到第四代了。他常对学生说：“看病是人文医学，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定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热情接待病人。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要定好位，对病人要有信心、耐心、爱心、细心。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力，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一人生病，全家痛苦，有的还很穷，我们不能欺骗，更不能欺诈他们。病人的病治好了，全家高兴，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会终生记住。”
每天，吴孟超要做1至3台手术。他不愿意放弃手术刀，一天没有病人，心里会觉得空荡荡的。当年让他当第二军医大学的校长他就坚决不同意，说做副校长还可以，能有时间做手术。他热爱肝胆外科事业，这是他一生的职责，只要身体好，就要干下去。技术和研究成果是病人给的，必须回报人民，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他就要站在手术台边，一直工作到不能做为止。
肝病听起来让人感到恐惧，避之不及。吴孟超却依然与病人那样亲近，拉手问诊。不是不怕传染，而是为了拉近与病人的距离。从医几十年来，吴孟超亲眼见过三位大夫因接触病人而死于癌症。唯一有效的预防办法就是洗手，在输血、输液、打针过程中要多注意。即使这样，也有避之不及之时。有一次他为一名男子切除（14×10）cm的癌症肿瘤时，针刺破了手指。手术后，护士立即拉住吴孟超打了免疫针。吴孟超却很淡定，笑着说，这种事很难避免。每年体检，吴孟超都是抗体阳性，说明有了抵抗力。而这肯定也与接触病人有关。
吴孟超为什么把心扑在病人身上？他说，有两件小事让他印象深刻。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次他的肚子突然疼起来。吴孟超担心是长了肿瘤，很害怕，爱人吴佩煜也急得不行。老师裘法祖给他诊断，认为是阑尾炎。吴孟超不信。裘法祖亲自主刀，把吴佩煜阑尾切了下来，然后拿着阑尾让他看：“这下放心了吧！”吴孟超说，只有自己做了病人，才知道病人的心情和感受。另一件事是裘法祖买了一块手表，时间不长就停了。他将其拿到一家表店，人家说手表坏了，不给修。他又找到一个修表的熟人，几下就修好了。裘法祖说：“谢谢你。”那人说：“谢什么，你们医生治病救人不也一样吗！”这事对裘法祖的触动很大，也深深影响了吴孟超。事虽小，却蕴涵着深刻的道理。
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已使吴孟超和病人融为一体。他感谢病人给了他力量与智慧。病人就是一本书，从门诊、治疗、手术到康复，内容非常丰富。治好了一个病人就积累了一份财富，认真清理总结这笔财富，积蓄下来就是一部巨著，而掌握了它就是一名好医生。
在吴孟超的记忆中，除去几个“第一”的手术外，印象最深的还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手术。1983年，一位舟山渔民抱着四个月大的女婴找到吴孟超。吴孟超最终决定接下这个手术，从婴儿的身上切下了比婴儿脑袋还大、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给吴孟超留下记忆的，不是这个创下了世界年龄最小纪录的手术，也不是美联社报道了它，引起全世界的震惊，而是这名女孩儿朱丽娜长大以后，立志报达他的救命之恩，在这个医院当了护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吴孟超给学校里一位姓赵的老同志做了左半肝癌症手术。30多年过去了，老赵依然健在，还与吴孟超保持着联系。1965年，他为一位叫蒋声和的患者做了肝癌手术，老人现在90多岁了，还经常与他通个电话。联系更紧密的是1996年做过肝脏移植手术的一位小姑娘。她后来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一天，她来找吴孟超，问：“我可以结婚吗？”吴孟超说：“可以。”隔了一段时间，又来问：“我可以怀孕吗？”吴孟超从心里为她高兴：“当然可以。”
这些已成为吴孟超巨大的精神财富。孙思邈在《备要千金方·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这可谓是吴孟超的写照。
吴孟超有一套手保健操，一有空就做，以保持手的灵活。采访中，他的双手拢住茶杯，不停地转动着。大号茶杯衬托出他活泛的手指。笔者此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细节：吴孟超食指关节向外弯曲，像个钩。这是天生的吗？吴孟超一笑，说这是一辈子用力拿手术刀的结果。说着把食指与中指一并，指尖已经永远并不上了。这不禁让人心里为之一动：就是这弯曲的指头，把上万名肝癌患者从死亡的门槛钩了回来，至今也没有松劲。
尾声
健康要靠自己控制。吴孟超饮食控制得很好，每天三顿离不开粥。鱼肉蛋菜只吃一点儿，香蕉只吃半根，不喝饮料只喝开水，好喝茶却很有选择，再好的应酬也不去，许多人都佩服吴孟超的定力。
他有着健康的心态。干事业对于吴孟超来说不如叫有事干。人有了追求就有了寄托，可以心无旁骛，甚至让他忘记了年龄。
看到吴孟超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样子，确实不像那么大年龄的人，可以减去20岁。他思维极为敏捷，尤其是对机遇的把握，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肝胆外科走出的四大步：组、科、院和安亭新院，已经体现了他的智慧。
吴孟超现在还担任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职务。他不愿意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他的原则是抓大事，台风“莫拉克”侵袭上海，吴孟超放心不下，双休日还来到医院四处看看。医疗业务上的事他决不放松，再就是关系到事业发展的安亭新院的建设。
吴孟超的理想远没完全实现。他觉得肝胆外科的事业没完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肝癌如何早期诊断？如何提高疗效？临床前怎样治疗？人体每天都产生癌细胞，同时也有细胞在消灭它们，促癌和抑癌的基因相对平衡，但有人为什么会促癌基因强？有人为什么容易得癌？癌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在促使癌生长，什么在供应它的营养？怎样在源头上切断癌细胞的生长条件？有的癌会转移，什么在起引导作用？为什么癌细胞会形成肿瘤？这些都要去弄懂它，弄清它。此外还有空气污染、食品卫生、生活习惯、政治人文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都在他心中萦绕着。防治肝癌的目的是要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愈率，以至从源头上彻底消灭癌症，这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科研人员付出艰苦努力，没有基础研究的支持，技术就不能长久。就像当年了解肝结构和血管走向制造出美丽的“珊瑚”一样，要把肝癌的全部信息摸清摸透，做到情况明，才能使外科临床有把握。这才是前景，才有未来。吴孟超觉得，自己虽然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消除肝癌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项事业要一代接一代研究下去。他不好说最后期限：“总之很漫长，起码还要50年。”然后风趣地一笑说，“我这辈子看不到了。”
言谈话语中，不难看出吴孟超与癌症拼搏到底的斗志和信心。21世纪的医疗重点—癌症，究竟能攻克多少，目前虽无法准确计算，但吴孟超用毕生的精力身体力行，披荆斩棘，与同仁开辟出了一条路，后人只需前行，自然会走出一条消灭癌症的康庄大道。
吴孟超的精神令人感动，也感动了全国人民。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作出指示：向吴孟超同志学习。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他的感人事迹，央视也做了专题系列片。2012年颁布的“2011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吴孟超名列其中。《新闻联播》做该节目片花时，在吴孟超照片旁打出“肝胆春秋”字样，这是对吴孟超精神的概括与写照。